1949年1月下旬，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南京，人心惶惶，正常秩序已很难维持。27日白天，一部分国民党兵从浦口溃败下来。到下午，下关车站附近更是乱成了一片。一位年过六旬的老者在两名男子陪同下，匆匆来到一列开往上海的列车跟前。这时，车上已经挤满了人，老者在两名同伴的帮助下，从车窗爬进了车厢，居然侥幸占到了一个座位。那两名同伴则只好坐在行李上。这位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作人。随同的那两位，则是周的友人尤炳炘父子。

假    释

翻看周作人的日记，人们不难发现，1945年那一年只记到了12月5日。12月6日，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之命，在北京东城北兵马司胡同汪时璟家举办宴会，准备逮捕汪伪在华北的高级汉奸。

宴会草草结束后，戴笠即拿出一份名单，当场宣布这些人被捕，将押往监狱受审。作为汪伪“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也在宴会被邀者之列，但他没有出席国民党方面准备的这场“鸿门宴”。

当晚，周在八道湾家中被捕。据说，在国民党军警的枪口之下，周作人只说了句：“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而后随军警离开了八道湾。周作人后来回忆，被抄家之际，“一块刻着‘圣清宗室盛昱’六字的田黄石章和摩伐陀（Movado）牌的钢表一只，一总才值七八百块钱，也被那带枪的特务带走了。”
周作人起先被关押在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当时炮局胡同是归国民党中统局管理，制度较为严格。每个入狱者都被编了号码，每天晚上要进行晚点名。年过60岁的犯人可以照顾到东西两头的大牢房，允许用火炉取暖，但是要自己负担煤火费。在饮食上也可以得到适当关照。

▲1945年 ，周作人受审途中将近半年之后，周作人等14人被押送到南京受审。1946年5月27日《申报》发表了“巨奸王荫泰等14人，昨由平解京审理，古城观者如堵，呼骂声不绝”的有关报道。

报载，随着其他汉奸一起，光头旧衣、有些消瘦的周作人，走出了炮局监狱。上车前，记者请众人逐一谈谈感想，周作人只是淡淡说了句“我始终等待就捕，无感想”。登机前，还为他们每个人量了体重，唐仰杜最重90公斤，周作人最轻52公斤。

在允许携带的15公斤行李当中，周作人带着自己的著作《谈龙集》。到达南京后，高等法院分别于7月19日、8月9日和9月19日，对周作人进行了3次审理。面对法庭历数的种种附逆之事，周作人进行了辩解，称自己出任伪职，旨在“维持教育，抵制奴化”等等。
其间，周的亲友、学生、知交故旧纷纷营救。他的学生俞平伯给已经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即将回国就职的胡适写信云：“国家纲纪不可以不明，士民气节不可以不重，而人才亦不可以不惜”，希望胡适建议政府或者通过其他手段疏通关节，“薄其罪责，使就炳烛之余光，遂其未竟之著译”。

胡适态度冷淡，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他表示按照美国的惯例，案件正在审理当中是不方便说什么的。但是在法庭取证时，以胡适为校长的北大还是为周出具了抗战期间北大校产不但没有损失反有增加的证明。北大前校长蒋梦麟也出函证明，华北沦陷时，确实派周作人等保管北大财产。

周作人对蒋氏的这一举动，心存感念，铭刻在心。蒋梦麟去世时，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蒋君尚重信用，亦有可取，如留校教授之命，如在别人早不承认矣，乃不反讦，故云尔。”

沈兼士等14人、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教授徐祖正等54人，先后致函南京高等法院，联名证明周作人任伪职期间有维护文教、消极抵抗的实绩。郑振铎也表示：“我们总想能够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之后，我们几个朋友谈起，还想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
这些活动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始终无法洗脱周作人汉奸的罪名。11月16日，南京高等法院对周作人附逆案作出判决：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褫夺公权10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之生活费外没收。

周作人不服判决，申请复判。12月19日，法院改判：“原判决撤销。周作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十年。”
随后，周作人入南京老虎桥监狱，开始服刑。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狱方受命开始疏散犯人，判处有期徒刑者允许交保释放。在友人李振邦、尤炳炘等的帮助下，周作人于1月26日离开了老虎桥。出狱当天，周作人口占绝句一首，题目是《拟题壁》，但实际并没有题，只是记在了心里。到2月8日，才把这首诗抄录下来：

一千一百五十日，

且作浮屠学闭关。

今日出门桥上望，

菰蒲零落满溪间。
走出老虎桥的当晚，周作人借住在马骥良家。第二天，与尤氏父子赶往上海。

食    客

与同时代的读书人不同，国家饱受异族铁蹄蹂躏的日子里，周作人并没有逃难的经验。老舍抛妻别子只身逃出济南之际，闻一多和学生一起跋涉在湖湘大地之时，正享受着北平四合院宁静与安逸的周作人，可能不会想到，自己竟会在年过六旬的时候补上逃难这一课。

他在《知堂回忆录》里，详细地记录了从南京到上海的这段经历：
这车大约是下午四五点钟开行的，到了第二天傍晚这才到上海的北站，足足走了二十四小时。奇怪的是车里的人在这一昼夜间一动也不动，实在也是不能动，既不要小便，并且不觉得饥渴，车上固无从得水，面包却是带着的，并不想到吃，就只是傻子似的坐着。冬天黑暗的很早，车上没有电灯，也就只是张着眼在暗中坐着。我不曾有过逃难的经验，但是这两天里异常紧张与窘迫的情形，可以说是经验到一点，后来想起深深感到奇异。所可异的不单是我个人，乃是全列车的人都会忘记饮食便利，毫无怨言的担受着那苦难。
到上海站后，一行人雇了两辆三轮，趁着暮色来到北四川路横浜桥福德里的尤家。周作人这时才感到口渴，想上厕所。历经一昼夜的艰辛，此刻彷佛重新回到了人间，重新恢复了人的正常欲望。喘息甫定，发现尤母正在张罗着祭神等事情，周作人又才意识到，今天是阴历戊子年的除夕了。按照中国传统历法，1949年真正到来了。
自此，周作人开始了他自己称之为“198天的食客生活”。
知堂老人到上海的消息传开后，旧遇新知纷纷来访。其日记中频繁记载了与友人闲谈、逛街、应酬，为来访者题字写诗等活动。
从当年4月开始，周作人重新开始了中断3年多的日记，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周作人的心态日趋平静。4月5日，与王古鲁、尤炳炘、方纪生等一同到上海城隍庙游览，途中遇到陶亢德，一起到里园吃茶点，直到6点才结束，还买了一副竹背骨牌。此后，周作人和朋友经常以这副骨牌为乐。4月25日，何炳贤夫妇来访，嗣后，周作人又与他们去看望老虎桥的“难友”王荫泰、汪时璟等人。6月6日，与尤炳炘拜访老友沈尹默。6月13日，与尤炳炘探望金星屋，等等。
亲朋故旧知道周作人经济状况窘迫，对他多有馈赠。何炳贤夫妇赠送20万元，朱肇洛寄来8万元等。决定北归后，友人更是纷纷解囊，资助路费，据周作人日记记载：杨南克赠3万元；李小峰夫人赠2万元；龙榆生赠1万元，等等。
安逸的生活，令周作人有了与友人诗文往来的兴致。3月9日，他为唐令渊女士画作题诗5首，附在《老虎桥杂诗》的最后。从老虎桥监狱假释出来以后，周作人没有再做过一首旧体诗，他在晚年回忆中，特地提到这5首诗“是应酬人的……纯粹模仿八股文的截搭题的做法的，有些没有法子搭上，便只得不题”。
日益恢复状态的周作人，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重操旧业之余，也可以聊补炊米之资。
当时上海物价飞涨，4月10日，周作人托方纪生买回半斤龙井茶，花费金圆券4.3万元，折合银圆7毛钱。可以推算出当天金圆券比银圆的兑换率为6万比1，到20日则变成41万比1，28日则变成150万比1。5月17日，周作人又买龙井茶4两，共花费金圆券200万元。物价的涨幅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据说有人去喝酒，刚喝了第一碗，及至再要时已经涨了价，这绝不是什么假作的话”。
三四月间，经徐淦介绍，周作人开始用“鹤生”“长年”等笔名，为张慧剑主编的《自由论坛晚报》副刊“未晚”撰稿。不久，该报因故停刊，周也就停止了撰稿，仅20天的时间内，他就发表了《鲁迅与周瘦鹃》《刘半农与礼拜六派》《吃人肉的方法》《关于绍兴师爷》等9篇文章。

北    归

淮海之役，国民党军精锐主力丧失殆尽，江北已无险可守，南京、上海乃至全国的解放，在人们心中毫无悬念，只是个时间的问题。此时国民党方面也已充分认识到大势去矣，将大批人员和物资，或海运或空运，分期分批撤往台湾。周作人度过了短暂而清闲的寓公生活之际，也不得不面临走还是留的抉择。
就当时国内的形势，以及他本人的历史渊源而言，周作人对共产党和即将成立的新政权所抱的希望更大一些，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周作人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称李为“畏友守常”（守常，李大钊的字）。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后，周作人与沈尹默等北大同人出面代为料理后事。李大钊身后家境窘困，周作人受李家之托，为此奔波，联合胡适、蒋梦麟、钱玄同等人，极力帮助李大钊家人渡过难关。

1932年，李大钊的族侄李乐光在清华任助教时，秘密搜集李大钊遗作，编为《李大钊全集》。李乐光被捕后，李大钊的文稿由李星华交与周作人，希望能够早日出版。

1939年4月，北新书局终于出版《守常全集》，遗憾的是所出仅是原书稿的一半。周作人在《从四月六日谈起》一文中，这样提到这部书稿：“遗文散见于各杂志报章，后经其族侄搜集，编为四卷，历兵火盗贼之劫，未曾毁，将来或许有出版的希望亦未可知云。”

原书稿的后半部分，周作人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交予北京图书馆，《守常全集》才以四卷本出版，周作人悉心保存遗作功不可没。李大钊遇害时，长子葆华已是共青团员，也在被追捕之列，周作人把他藏在自己家达一个多月。风声渐缓后，又将他化名杨震，送往日本留学。

李葆华对此曾回忆道：“周作人先生的确是在张作霖的白色恐怖下让我住在他家里，掩护了我一个多月，他又与沈尹默送我到日本学习。他是很热情的。”即便是出任伪职时期，周作人也多次照顾李家后人。1940年，李星华和李光华要去延安，周作人不但专门预支了两个月的薪水给他们作路费，还为他们准备了出入北平必须持有的“良民证”。

临别之时，周作人特地叮嘱李星华，代自己给“毛润之带好”。鼎力救助故交遗孤，主观上似乎出于私人情谊，但从客观上讲，此举在共产党方面应该称得上是一大善举。
周作人与中共领袖毛泽东有过一面之缘。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受运动洗礼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青年管理员毛泽东，曾到八道湾，拜访知名教授、风云人物周作人。而中共另外一位领袖周恩来，与周作人更有着同宗之谊。
那么周作人是否有其他打算呢？据洪炎秋回忆，周作人出狱之前就通过尤炳炘写信给当时已在台湾的洪，称自己出狱后准备到台湾，请洪帮忙安置。洪不但帮助他找好了住处，甚至连日常生活费用也已做了安排。但后来未能成行。
上海解放前夕，胡适从北平到上海，两次约见周作人都遭到婉拒，后又请人力劝周作人南下，并称无论到香港或者台湾，肯定有教授的位置。周作人当年留在北平就曾以“苏武”自况，眼下自然是不愿意当“白俄”的。而且，他认为胡适南下，有悖于自己当初的承诺。

北平解放前夕，胡适曾说过“周作人为北京大学牺牲，我胡适也要留在北平仍为北大努力”。可是，没过多久他就乘专机南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对当时的情景作了记述：
及至一九四八年冬北京解放，适之飞往南京，未几转往上海，那时我也在上海，便托王古鲁君代为致意，劝其留住国内，虽未能见听，但在我却是一片诚意，聊以报其昔日寄诗之情。在此前后，周作人发表了一篇题为《北平的事情》的文章。文章用问答的方式对“逃”与“不逃”作了深刻的分析。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有钱有势的逃，无钱无势的不逃。”并特别指出，“教员学生都不是有钱的，而且弄学问的人原不该怕苦，也不见得生活更坏，那么茫茫如丧家之狗似的乱跑也正是可以不必的事吧”。

或许，这也可以看作是他劝自己留下来的一个理由吧。
事实上，周作人也曾经考虑过留在上海。1949年8月11日的《亦报》发表了署名迟红、题为《周作人决定北归》的文章。文中称，周作人曾经有长期居住上海的打算。当时恰好谢刚主家中有多余的房子，鉴于朋友间的情谊以及周作人的文名，谢家提出要黄金3两。这个数目对于周作人来说还是能够接受的。但是再加上添置家具和家眷南下的费用，“计非一大条不可，则不易张罗，遂罢”。出于经济原因，留在上海几乎不可能了。

经过一番考虑，1949年7月4日，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5000余言的亲笔信。据《周作人年谱》记载，“这封信由周作人一个学生请董必武转去，信稿抄件寄郑振铎”。周作人在信的开头表白道：
我写这封信，很经过些踌躇，……可是我经过一番考虑之后，终于决定写了……对于人民政府，也即自己的政府，有所陈述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与以前以臣民的地位对于独裁政府的说话是迥不相同的。因为这个缘故，我决心来写这封信给先生，略为说明个人对新民主主义的意见，以及自己私人的一点事情。
这封信应该是周作人平生最后一次对自己思想的系统回顾与介绍。将它视作一个旧知识分子向新政权递交的一份思想汇报也不为过。
开场白后，周作人谈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的认识，自然是佩服与颂扬。
接着，着重谈了“关于我的有关思想与行为”。在“坦白承认错误”后，对自己出任伪职的过程作了详细的叙述，竭力为自己辩白，反复强调之所以附逆，是出于要在“沦陷中替学校或学生做的一点一滴的事”的考虑，同时还列举事例，说明自己并非真的与日本合作，而是不断地进行着“明的暗的抗争”。信的结尾，周作人写道：
我的真意真相，也许望先生能够了解，所以写这一封信，本来也想写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
从目前公开的各种材料来看，我们无法确认新政权最高领导层对周作人的信具体作出了什么样的反映。1951年2月24日，胡乔木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此事，“周总理处也谈过，周作人写给他的信因传阅失查他并未看到”。

曾任鲁迅著作编刊社编辑的王士菁在上世纪80年代撰文回忆道：冯雪峰“坐在我的对面，打开他的台灯，看一份材料，越看越生气地对我说：‘你看，周作人如果有一点儿自知之明，是不应该写这样的东西的’”。当时冯所看的那份资料，正是周作人写给周恩来的信，几经辗转，到了冯雪峰手里。

从这些零星的材料中，我们发现似乎新政权对周作人态度较为冷漠。但从1949年8月12日，周作人从上海动身回北京这个最终举动上来看，这封信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至少得到了某种默许。
8月12日下午5点50分，火车启动了。在上海蛰居7月有余的周作人，向着北平，向着八道湾，踏上了回家的路。次日上午到达安徽嘉山时，火车为躲避空袭，直到下午4点才继续北上。14日晚上11点半，周作人终于回到阔别3年多的北平。当晚住在太仆寺街尤宅。

稻粱谋

虽然周作人在北归之前，做了一些试探性的工作，但毕竟头上还顶着汉奸的帽子，新政权到底如何看待自己，他的心中依然忐忑。孙伏园为周作人回京一事四处奔走打听消息。周作人的浙江同乡、早年在浙江省教育司的老上级沈钧儒，此时深得新政权器重。孙伏园特地向沈征求意见。这么大的事情，作为民主人士的沈钧儒自然不好轻易表态，转而请示毛泽东。据陈铁铮在《知堂晚年轶事一束》一文中记载，毛泽东表示，周作人应该公开检讨他的错误。只要不乱说乱动，人民政府对他就宽大了。
10月18日，在儿子周丰一的陪同下，周作人回到了八道湾11号。抗战胜利后，八道湾的房子一部分被划为逆产没收，“前院正中住着一个排的解放军，每天清早在院子里吹号升旗”，周作人老两口住在后院西面的三间北屋，周丰一一家先住在中院西方也就是苦雨斋，后来搬到了后院中间的三间北屋。

▲ 周作人在苦雨斋门前留影

回到家中，周作人那颗颠沛流离了许久的心，终于得到了些许的安定。苦雨斋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状态。每当有人来访，他通常是在客厅里接待。分宾主落座后，夫人会送上茶来，一人一杯，每次都放在固定的位置，几乎没有变化。没有客人来时，他就一个人在苦雨斋里读书创作。
1949年的苦雨斋越发简陋了。据当时到八道湾去过的人回忆，一张不大的方桌靠在玻璃窗下，几把硬背椅子放在两旁，一个低矮的旧书架上放着他自己的著作，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苦雨斋主人的衣着也很随便，布衣布履，和街坊上的普通居民差不多。

曾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来访者第一次到八道湾见周作人，走到后院最后一排房子的第一间轻敲，来开门的是一位戴着眼镜，中等身材，长圆脸，留着一字胡，身穿背心的老人，来访者推断这位可能就是周作人。但开门的老人听说是找周作人的，连忙就说，他在后边住。来访者只得往后走，再敲门，回答说周作人就住在这排房子的第一间；转过去，再敲门，来开门的还是这位老人，不同的是他穿上了整齐的上衣。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写道：“既然平安的到了北京，安静的住了下来，于是我要来认真的考虑我能做的工作了。我过去虽然是教书的，不过那乃是我的职业，换句话说乃是拿钱吃饭的方便，其实教书不是我的能力所及的。那么估量自己的力量，到底可以干些什么工作呢？想来想去还是翻译吧，不过这里也有限度，我所觉得喜欢也愿意译的，是古希腊和日本的有些作品。”从当时的情况看，以翻译外国作品谋生，恐怕是周作人生存的唯一途径了。这也恰好应了5年前他“愿折笔改业为译人”的话了。
蛰居在上海时，他就已经翻译了《希腊女诗人萨波》一书。将古希腊女诗人萨波（Sappho）介绍给中国读者，是周作人多年来的一个心愿。早在1911年前后，他就在《禹城日报》上撰文介绍萨波这位中国《诗经》时代的女诗人。转眼40年过去了，周作人从20多岁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白发苍苍的老者，夙愿得偿，自然是高兴不过的事情了。

郑振铎得到消息后，“竭力怂恿公司的老板付印，并且将它收入他所主编的文艺复兴丛书里面”。1958年，郑振铎飞机失事后，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面回忆了当年的这件事，并深情地写道：“古来有句话，索解人难得，若是西谛（郑振铎别名，编者注）可以算是一个解人，但是现在可是已经不可再得了。”
紧接着，周作人又开始翻译英国人劳斯著的《古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这本书在狱中他就翻译过了。当时交给正中书局出版，结果书稿毁于一场大火。回到北京后的这次重译，书稿交给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周作人晚年回忆此事时，写道：“承李甘君赏识，亲予校勘，这是很可感谢的。”

全书共约15万字，从9月13日动笔，到10月27日译完，共计45天，其中还休息了10天。年过六旬的垂垂老者，竟然以如此速度完成了翻译工作，不能不令人吃惊。周作人重返社会后，对往日学者生活的渴望，让人不得不唏嘘感叹。《古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出版后，反响良好，前后印刷了数次，发行量达到万册。

很快，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亲自来到八道湾，约请周作人翻译希腊作品。几天后，郑振铎帮周作人从中法大学图书馆借来了希腊文和法文版的《伊索寓言》，他又开始了《伊索寓言》的翻译工作。
从1949年11月开始，周作人为上海《亦报》写稿，22日《说书人》首次发表。前后共寄稿近1000篇，分别以“申寿”“鹤生”“十山”等笔名共发表908篇。据其家人回忆，周作人一般早上7点左右吃过早饭就开始工作，中午11点吃午饭，而后稍事休息，1点左右继续工作，下午5点左右吃晚饭，紧接着工作到晚上9点左右，上床休息。对于一个60多岁的老人而言，这样的工作量确实是过重了。之所以如此辛苦地工作，经济拮据是重要的因素。当时住在周家的徐淦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曾写道：周家几乎天天是青菜豆腐。
失去了经济来源，靠儿子周丰一养家是难以实现的奢望。周丰一长期无业在家，后来还是周作人以“交换文物”为条件，才为他在北京图书馆谋得一个职位。为了生活计，周作人不得不维持着创作上的高产，为稻粱谋之外，写作对于60多岁的知堂老人而言，似乎已经没有了其他意义。
建国初期，周作人靠卖文为生，他的生命中只剩下了翻译和写作。
周作人曾经与胞弟建人有过一次偶遇，周建人详细记录了两人当时的交谈：全国解放后不久，有一次，我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突然面对面地碰到周作人。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停了脚步。
他苍老了。当然，我也如此。只见他颇凄凉地说：“你曾写信劝我到上海。”
“是的，我曾经这样希望过。”我回答。
“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
我听这话，知道他还不明白，还以为他自己是八道湾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实他早已只是一名奴隶。
这一切都太晚了，往事无法追回了。两兄弟晚年的这段简短交流或许能唤起周作人对往昔一切的追忆。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他还会选择留在上空飘扬着太阳旗的苦雨斋中吗？令人太息的是，人生永远没有如果。周作人在凄清与寂寥中送走了1949年，等待他的将是一个全新而未知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