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毒舌,熊孩子钱钟书

他嘴欠、他损人、他打人、他是坑女狂魔,可我们就是这么爱他,因为他是钱钟书,这是天才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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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第一毒舌,熊孩子钱钟书

“那女人对他一笑,满嘴鲜红的牙根肉,块垒不平像侠客的胸襟,上面疏疏地缀几粒娇羞不肯露出头的黄牙齿。”

“对于丑人,细看是一种残忍。”

“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而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看过的都知道,以上选自钱钟书的小说《围城》。

今天就扒一扒这个民国第一毒舌——李连杰的外表下的钱钟书本人——真的挺讨厌的。

钱钟书的任何一部小说都是段子吐槽大全。

当然他也没写几部小说。

第一次读《围城》的时候“惊为天书”,满眼是天花乱坠的毒舌和应接不暇的吐槽,他的文字刻薄恶毒又清新残忍,读罢又有一股冷冷的幽默,让人回味。如果鲁迅骂人像医生骂人,骂得直捣痛点、一针见血;那么钱钟书骂人就是书生骂人,骂得千回百转、触类旁通,很多冷知识文化梗深埋其中。如果你没看出笑点,可能是因为姿势不够。隔段时间再看一遍,就能发现更多惊喜,如果你露出了会意的笑容——很好,你对这个世界的恶意又多了一分。

钱钟书对全人类都很刻薄,他到底看得起谁,应该可以入选民国历史之谜(如果有的话)。《围城》自序里说:“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种刺痛人类基本根性的嘲讽在他的作品里比比皆是:

“有鸡鸭的地方:粪多;有年轻女人的地方:话多。”

“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鱼片里示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据说每个人需要一面镜子,可以常常自照,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不过,能自知的人根本不用照镜子;不自知的东西,照了镜子也没有用。”

“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

对于自己,他评价“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他觉得自己只是耿直而已。

“民国第一毒舌”名不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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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钱钟书

1949 年后,钱钟书、杨绛夫妇住在清华,养过一只小猫。小猫长大,半夜和邻居的猫打架。钱钟书特别心疼,备了一支长竹竿,戳在门口,不管多恶劣的天气,只要听见猫儿叫闹,他都愤而抄竿,帮猫打架。他打的那只猫,正是邻居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猫。

后来杨绛引用钱钟书小说里的原话“打狗要看主人面,打猫要看主妇面”劝他。这句话出自钱钟书发表于 1946 年的中篇小说《猫》,里面讽刺的正是他现在的邻居——林徽因(不是冤家不对门!)。1946 年,林徽因在四川李庄差点死掉,肺病晚期的她正在艰难地维持营造学社,协助梁思成写《中国建筑史》,不知道钱钟书发表了小说讽刺自己。

《猫》的女主角李太太是一位喜欢在家里办沙龙、接受各种知识分子奉承讨好、在日本做过双眼皮手术的美丽太太,她有个“最驯良、最不碍事”的窝囊丈夫,是一位留学归来的学者。虽然钱钟书说“书中人与事都是凭空臆造的”,但明眼人还是能一眼看出,原型就是林徽因和梁思成,甚至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也没能幸免,身世、家学都被从头损到尾。

有人说,《猫》是《围城》的前奏。但《猫》比《围城》更加犀利,大部分内容是真人真事,20 世纪 30 年代活跃在北平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被钱钟书吐槽。

比如他写到陆伯麟,影射的是周作人:“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儿。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象陆伯麟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

写到说话软绵绵的曹世昌,影射的是沈从文:“虽然名满文坛,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

写到袁友春,影射林语堂:“读他的东西,总有一种吃代用品的感觉,好比涂面包的植物油,冲汤的味精。更像在外国所开中国饭馆里的‘杂碎’,只有没吃过地道中国菜的人,会上当认为是中华风味。”

写到暗恋李太太的齐颐谷,影射萧乾:“这个十九岁的大孩子,蓝布大褂,圆桶西装裤子,方头黑皮鞋,习惯把左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压得不甚平伏的头发,颇讨人喜欢的脸一进门就红着,一双眼睛冒牌地黑而亮,因为他的内心和智力绝对配不上他瞳子的深沉、灵活。”

钱钟书犀利嘲讽时人,但无论当面背后,他都一样直言。钱钟书的好友、历史学家向达说:“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杨绛说:“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钟书和我就以此自解。”如果能被钱钟书骂才能和他一起玩,那么,好想生活在那个时代,多希望自己能被他老人家骂一骂啊!毕竟他是那么博学!

其实说钱钟书不谙人情世故是为了保护他,他把人性看得格外透,简直是极谙人情世故。

两个片段细细体会:

“汽车夫把私带的东西安置了,入坐开车。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飙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驭了解。”

“一天他同辛楣散步,听见一个卖花生的小贩讲家乡话,问起来果然是同乡,逃难流落在此的。这小贩只淡淡说声住在本县城里那条街,并不向他诉苦经,借同乡盘缠,鸿渐又放心、又感慨道:‘这人准碰过不知多少同乡的钉子,所以不再开口了。我真不敢想要历过多少挫折,才磨练到这种死心塌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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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是一座学贯中西、记忆超群的活体图书馆。

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学理论家,一个功能强劲的搜索数据库。

钱钟书因周岁“抓周”时抓住一本书,被长辈取名“钟书”。人如其名,钱钟书一生钟情于书,嗜书如命。

1929 年,19 岁的钱钟书参加当时的高考,国文成绩特优,外语成绩满分,数学只考了 15 分,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总分在清华大学录取的 174 名男生中位列第 57 名。

一件著名的逸事是,在清华图书馆,曹禺见吴组缃进来,便偷偷对他说:“你看,钱钟书就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 吴组缃听罢,便走到钱钟书桌边,请他给自己开录三本英文黄书。钱钟书也不推辞,随手拿过一张纸,飞快地写满正反两面。吴组缃接过一看,数了数,竟记录了 40 几本英文淫书的名字,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不禁叹服。

老司机飙车了!

钱钟书的学术代表作《管锥编》,在 1960 至 1970 年代用古文笔记体写成,约 130 万字,论述了由先秦到唐之前的词章和义理,打通了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垒,光是引用,就引了 4000 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了文学之外,还兼及几乎全部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钱钟书还对读字典、辞典有特别的兴趣,而且深得其乐,许多大部头的字典、辞典、百科全书他都读过,他还说“字典是旅途的良伴。随翻随玩,遇到几个生冷的字,还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喜的是,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之习俗,趣味之深,不足为外人道也。”

钱钟书也是一位孤独的美食家。

他的藏书不多,但凡读书必做笔记,这是他在英国牛津大学时期泡图书馆养成的习惯,也是他过目不忘的原因:他留下了 5 万页中文笔记,摘记了 3000 余种中文书籍;还有 3.5 万页外文笔记,摘记了 4000 余种外文书籍。多卷本文集仅算作“一本”,没有摘抄的书就更无法考证了。

你相信钱钟书也动手打过人吗?

这是真的,为了保护老妻杨绛而动手打人。

杨绛的文章《从“掺沙子”到“流亡”》详细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2 月 2 日是星期日,大家的休沐日。我家请一个钟点工小陈来洗衣服。革命女子也要她洗,并且定要先为她洗。钱瑗说,小陈是我家约来的。革命女子扬着脸对钱瑗说:‘你不是好人!’随手就打她一耳光。我出于母亲的本能,不自量力,立即冲上去还手。钟书这时在套屋的窗下看书,我记不清外间的门是开着还是关着,反正他不知道过道里发生的事。

这时两个革命男女抓住我的肩膀和衣领,把我按下地又提起来,又摔下,又提起,又摔下。小陈当时在场。她向别人说,那女人要挖我的眼睛。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根据,革命女子没有挖我的眼睛,我只感到有手指在我脸上爬。我给跌摔得晕头晕脑,自知力弱不胜,就捉住嘴边的一个指头,按入口内,咬一口,然后知道那东西相当硬,我咬不动就松口放走了。我记不清自己给跌摔了多少次。我有一架晾手绢、袜子的小木架子,站在过道的靠墙处。我的身体在革命男女的操纵下,把那木架子上的五根横棍全撞碎了,架子倒地有声。钟书该是听到木架倒地才出来的。我自己也奇怪,我怎么没叫喊一声。

我没看见他出来,只记得他举起木架子侧面的木板(相当厚的木板),对革命男子劈头就打。幸亏对方及时举臂招架,板子只落在胳臂肘上。如打中要害,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记得革命女子回她房间去取一支大粗手杖交给革命男子。我忙也到自己家门口拿出一支细藤手杖,但出门就被革命女子劈手夺去,好像是我特地拿来奉送的。我一看情势不妙,拉了钟书回房,关上门,锁上锁。”

这件事后来闹得沸沸扬扬,打人者是 40 多岁的青壮年,那时的钱钟书和杨绛都已经是 60 多岁的老人了,他唯一的这次动手打人就是为了保护妻子。在“文革”中,他们都是“反动学术权威”,挨批斗,被剃“十字头”,他们都没有反抗。有一次,他们同时被剃了阴阳头,他们二人不但不气愤,反而彼此取笑谁更丑。每次出门之前,杨绛还会帮钱钟书把脖子上的批斗牌子挂正。

杨绛后来写道,“和什么等人住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我很明白,他这回的行为,不是出自本心,而是身不由己,正和我冲上去还手一样。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

钱钟书是个不折不扣的熊孩子。

钱钟书和杨绛一生只有一个女儿——钱瑗,小名阿圆。钱钟书从来摆不出父亲的威严,他比女儿还更顽皮。钱瑗小时候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

有一次,钱瑗大热天露着肚皮熟睡,钱钟书就给她肚皮上画个大花脸,被杨绛一顿训斥,不敢再画。每天临睡他还要在女儿被窝里埋“地雷”,把大大小小的玩具、镜子、刷子、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得意大乐,甚至把扫帚、簸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女儿临睡前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窝里的宝藏一一挖出来。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钱钟书百玩不厌。

除了逗女儿玩,钱钟书也教女儿英文单词,见有潜力可挖,还教了些法语、德语单词,大多是关于屎尿屁的粗话。有朋友来时,钱钟书就要女儿去卖弄。钱瑗后来回忆,“我就八哥学舌那样回答,客人听了哈哈大笑,我以为自己很‘博学’,不免沾沾自喜,塌鼻子都翘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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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

钱钟书写《围城》时,对女儿说里面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钱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后来他写小说《百合心》里,又说里面有个最讨厌的女孩子就是她。这时钱瑗已经长大,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钱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连杨绛都不知道稿子藏到哪里去了。后来钱钟书自己也忘了稿子藏在哪儿,兴致大扫,也一直没有再鼓起勇气,重写这部叫《百合心》的小说,但他相信,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

钱钟书和杨绛对独生女钱瑗无限宠爱,钱钟书曾经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

国家提倡过一对父母只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没有说过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好。

1997 年,60 岁的钱瑗因肺癌扩散去世,走在了钱钟书和杨绛的前面。86 岁的杨绛忍着悲痛,花了 10 天时间,才将钱瑗的病情和死讯慢慢透露给病床上的钱钟书,一年后,88 岁的钱钟书也离开了人世。2016 年,105 岁的杨绛逝世,“我们仨”才终于团聚。

他嘴欠、他损人、他打人、他是坑女狂魔,可我们就是这么爱他,因为他是钱钟书,这是天才的特权。

文:云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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