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次思想启蒙，“五四运动”的地位和作用自是非凡，但历史是人写的，必然掺杂一些主观意识。现在若能客观理性地审视，则会有所领悟，其中三个知名人物的命运更值得关注。

可以肯定的是，当年的爱国学生并未成为后来的革命领袖，当年的“卖国贼”也没有坐实汉奸罪名。相反，倒是有两个激进的热血青年后来沦落为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其中一人正是火烧赵家楼的急先锋——梅思平！

1919年5月4日，北大政治系学生梅思平跟着游行队伍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闯入曹汝霖宅邸，学生们在痛打了章宗祥之后，放火烧了曹宅。放第一把火的人就是梅思平。

毕业后，梅思平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后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1933年2月，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的梅思平受命出任江宁实验县县长。他在江宁实验县进行的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其改革经验受到了蒋介石的充分肯定。一时间，梅思平名声大噪，成为全国知名的政治明星。

然而，抗战期间，他却叛国投敌沦为汉奸，历任汪伪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部长、工商部部长、实业部部长、浙江省省长、内政部部长等要职。

1939年12月15日，梅13岁的女儿梅爱文在《浙瓯日报》发表文章《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当中写道:“我的年纪虽小，对于在艰苦战斗中的祖国，我是怀着最热情的爱的。而对我那做了汉奸的父亲，我却怀下了切齿的仇恨。今天我要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梅逆思平的汉奸罪状，我要打倒我的爸爸。”这篇文章虽然不过800字，却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抗战胜利后，梅思平被民国政府处决。

另一位知名的爱国学生，则是陈公博。北大学生陈公博在五四运动中参加了游行，也参加了散发传单。五四之后不久，陈公博毕业回到广州，一面在法政学校任教授，一面与北大同学谭平山等人创办《广东群报》。

由于得到了陈独秀的指导，《广东群报》无形中成了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机关报，陈公博也因此被陈独秀推荐为广东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

自沪返穗后，陈公博的政治态度及其与共产党的关系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执意“舍弃广东的事业，去美国留学”。中共中央决定给予其留党察看处分，固执的陈公博干脆宣布脱离共产党，并最终被开除了党籍。

1922年11月，经济拮据的陈公博在国民党元老汪精卫的资助下前往美国留学，1925年回国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在此期间加入了国民党，死心塌地做了汪精卫的党羽。

在汪伪政府中，陈公博历任立法院院长、军委会常委、政治训练部部长、上海市长兼上海市保安司令、清乡委员会委员长，是汪精卫集团当之无愧的“二号人物”。抗战胜利后，陈被判处死刑。

以上是五四运动中两个知名爱国学生的表现。与此相对照的是，在五四运动中被列头号“卖国贼”的曹汝霖，在抗战中拒绝投敌，其行为表现可圈可点。

五四运动前，曹汝霖曾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等数职于一身，是北洋政府权重一时的大政客。当时，曹汝霖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称为“三大卖国贼”。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不过42岁。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似乎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抗战爆发后，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在日伪政权任职。

如果我们摒弃非此即彼的二元标准，摒弃将历史人物按意识形态的需要简单归类的做法，承认人性的复杂，真正负责任地走近历史、还原历史，便不难发，曹汝霖是一个复合体。他既有亲日反共的一面，也有坚持原则，固守气节的一面；他既有官僚的圆滑，也有传统知识分子的操守。

武昌起义后，大清王朝以令人错愕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作为前清高官，曹汝霖在做了短期的律师后，被一直赏识他的袁世凯起用。民国建立后，成立了司法部，并新订律师条例。曹汝霖留学日本时，其专业即为法律，于是申请领取了律师证书，编号为1号。

律师没做几个月，袁世凯先是委任他为议员，旋即又任命他为外交部次长。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徵祥体弱多病，部务实以曹汝霖担纲。此后曹汝霖又升任交通总长，兼署外交总长。袁世凯死后，曹汝霖在段祺瑞内阁担任交通总长及交通银行总经理，嗣后又兼署财政总长。在钱能训内阁，曹汝霖再次出任交通总长。可以说，曹汝霖的仕途一帆风顺——33岁任副部长，39岁任正部长。很显然，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五四学生运动，以曹汝霖的资历、人脉和能力，完全有可能爬到如政府总理等更高的位置。

但历史没有假设。命运与时代的峰回路转，常常如此出人意料。

五四学生运动的一个响亮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即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内惩国贼，即要求惩办政府高级官员曹汝霖和陆宗舆、章宗祥等人。当时，这三人中只有章宗祥系外交官——中国驻日本大使。已多年不任外交官的曹汝霖名列国贼之首，个中原因，在于为人诟病已久的袁世凯时代的“二十一条”，其主要经手人为时任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和时任驻日公使陆宗舆。

所谓“二十一条”又称民四条约。事实上，当时“二十一条”只是日本单方面的意向，并未由双方协商签订，后来经过艰苦谈判，所签订的条约只是其中的少部分内容。据说，袁世凯看到此条款时十分震怒。日方也知道这几条容易招致中方的强烈反对，因而特别注明是建议性条款。

此后几个月，双方外交官——自然包括袁世凯素所倚重的曹汝霖——进行了极为艰难的谈判。段祺瑞曾主张不惜和日本一战，但当袁世凯问段祺瑞，如果真的动武，中国军队能够抵挡多长时间时，段的回答是3个月。

其间，中方做了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基于日本不希望西方列强知道自己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之前曾要求中方对“二十一条”严格保密，中方故意将内容透露出去，一方面是企图引来西方列强的干涉，另一方面是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日行为，向日本施压；第二是按曹汝霖的建议，寻求日本政界元老的疏通和理解；第三是拖延时间。现在看来，这三条措施当然都不是什么好办法，但弱国无外交，在当时的国情世情之下，曹汝霖们似乎也没有更多的路可走。

最终，袁世凯政府大体同意了“二十一条”中的一至四号条款。可以说，在敌我势力悬殊的情况下，能够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将危害减至最轻，并不是一件易事。但后来的史家却有意无意中将“二十一条”视作一个整体，断言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因而是一帮卖国求荣的汉奸，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

从当时留下的史料看，此事对袁等人触动极大。袁世凯事后发表《告诫百僚书》，深自检讨，并对部下声泪俱下地说，我们一定要奋起，再不自强就要完蛋了，我们要好好地干，10年后再跟日本人算账。当时的西方报纸也赞扬袁世凯“以弱国外交，得此结果，总算胜利”——虽然在我们看来，这“胜利”如此令人心酸、心碎。

“二十一条”已然将曹汝霖炒作成举国上下人所皆知的亲日派，甚至是欲寝其皮食其肉的汉奸卖国贼。接下来，巴黎和会引发的五四学生运动，更使得汉奸和卖国贼的铁帽子扣在了曹汝霖头上，万劫不复。

“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熟知“五四”的人都知道，这两起事件是这场运动的高潮。所谓赵家楼，即北京赵家楼胡同，也就是曹汝霖的宅第所在地。

民国六年（1917年）8月14日，中国加入英、法、美等国为主的协约国，向以德、奥为核心的同盟国宣战，正式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一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告终，中国虽未真正出兵，但毕竟也难能可贵地成了世界大战的胜利者。消息传来，举国欢腾。

但为一战善后的巴黎和会，却将中国人作为胜利者的梦想与光荣一扫而光，代之以挥之不去的屈辱和沮丧——中国原指望凭借战胜国的有利条件，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日本却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由日本继承。尽管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十四点声明，宣称无论国家大小都有同等权利，同情并支持中国，中国特使顾维钧的发言亦有理有据，义正辞严，但由于英、法、意对日本的袒护且互相签有密约，故巴黎和会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否决了中国提案，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与日本。消息传到国内，举国哗然，于是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学生运动。

1919年5月2日，中国一些报纸刊发了来自巴黎的消息和措辞激烈的评论文章，号召国人起来抗争。5月3日晚，北京大学一帮学生紧急策划，次日，学生们集合到天安门广场游行。

此时的曹汝霖职务为交通总长，与外交及巴黎和会全无关系，但因为他的“卖国”名气大，又一向亲日，这自然使得他和驻日公使章宗祥一道成为学生眼中最理想的出气筒——斯时的民族情绪如同坐过山车，从举国狂欢一下跌落到举国悲愤。

其后的情景大家都耳熟能详：学生们原定的是和平游行示威，但群众运动往往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和不可控性。游行中，有人忽然提出“找曹汝霖算账去”。

游行队伍很快到了赵家楼胡同曹汝霖宅第。学生们撞开门，到处找曹汝霖，曹赶紧躲藏到一个隐秘的厢子间，才未被找到。恰好在曹家的章宗祥被从锅炉房拖出来，招致一顿暴打，章宗祥全身受伤达56处。之后学生们又找来煤油纵火，把曹家的一排西式房屋烧成废墟。

民国初年政界丑闻不断，却有一个好的传统，那就是敢于认错辞职。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中高级官员，一旦有什么意外事件发生，总有一两个需要对此负责的官员主动或被动地辞职下野。所以，秉此惯例，曹汝霖在“五四”次日便向内阁提出辞职，以此平息国人的愤怒情绪。

五四学生运动之所以为爱国运动，原因之一是中国政府后来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从而当几年后美国主导华盛顿会议时，日本在山东的特权有所收缩。但事实上，即便没有五四学生运动，据当时情势判断，中国政府也几乎不可能签字。此外，多年来我们思维中的一个误区在于固执地认为，只要目标是崇高的（或者仅仅是自我认定的崇高），那么手段上就可以不加选择。

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华北很快沦陷，日方着手在中国亲日派中寻找代理人，成立伪政府——与日本渊源颇深的曹汝霖无疑是日方感兴趣的人物。日方先是派兴亚院的一个部长拜访曹汝霖，打探曹的口风，曹敷衍而罢。此后，臭名昭著的土肥原贤二亲自登门，挑明日方打算成立华北临时政府，拟请曹汝霖担任主席，并许诺说，日军不日就要南下，到时打下南京，华北临时政府就是正式政府，主席也就是大总统了。

但曹汝霖坚辞不肯。土肥原贤二反复劝说多时，见曹汝霖毫不通融，只得失望而去。庚即，日本特务头目喜多骏一再次登门利诱，曹汝霖依然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抗战胜利后，曹汝霖因亲日而遭军统监视居住，但几天后，蒋介石获知此事，即下令解除监视，戴笠还为此事亲往曹家致歉。国民政府开列了一长串通敌附逆的汉奸名单并一一逮捕治罪，名单上也没有曹汝霖。

1949年曹汝霖去了台湾，1950年赴日本，1957年迁居美国。1966年8月4日逝世于美国底特律，终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