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继庸:民间誉之为“工业之神”

林继庸(1897—1985),广东香山人,抗战初期,主持上海等沿海地区工厂内迁,被誉为“迁厂之母”。1949年赴台。

漫天炮火中悬腿办公,主持上海工厂内迁

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截至1937年,全国登记的工厂(至少50名工人、10匹马力)有3935家,其中上海一地即有1235家,占31.4%;其他沿海各省有2063家,占52.4%。①

为保存这些工厂,国民政府战前已在讨论“择定安全地点”迁移。惟企业家大都抱有侥幸心理。为让一位上海大企业家同意内迁,林继庸曾从民族大义到国际局势,劝说了1个多小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林先生,不要太兴奋啊!记得‘一二八’大战那时,我们的工厂总共停工还不足十天呢!”②

至“七七事变”,沿海工厂内迁已势在必行。不过,当时政府搬迁的重点在兵工企业,对沿海民营企业的关注严重不足。7月28日资源委员会内部会议中,林继庸提议搬迁上海工厂时,即被质疑上海各家民营机器厂合起来还不如一家国营兵工厂,同僚也颇怀疑民营企业家是否愿以国事为重同意内迁。因林力争,会议遂决定派林与上海企业家试做接洽与调查。当天下午,林抵达上海,游说两日,得颜耀秋(上海机器厂)、胡厥文(新民机器厂)等人支持,30日晚返回南京复命。稍后被任命为“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全面主持上海工厂内迁。

8月10日,林继庸赴上海就职。临行,同僚杨继与之握手告别,叹道:“继庸兄,你能够搬出两个工厂就很能干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③

当时财政窘迫,行政院仅拨款补助56万元,优先给予同国防密切相关的大鑫钢铁厂、大中华橡胶厂等上海企业。林继庸不断发电告急,亦仅获追加补助52.6万元,仍旧严重不敷使用。

除资金外,运输工具短缺、通行证繁多,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林抵达上海时,因战事需要,市区轮船、拖驳及京沪铁路已全部被军队征用。很多私人车主怕车辆被征用,就拆下车上零件,拒绝出租;雇到的轮船又常被难民抢用。林继庸和厂家只能满上海寻找木船——华生电器厂内迁,装了27艘木船,最大的船装了272吨,最小的船只装了8吨,船队拼凑的艰难程度,可见一斑。据统计,此次内迁,共动用木船499艘。当时上海驻军众多,通过其防区需要不同的通行证,也一度使迁厂工作举步维艰。一次,为让国军88师放行,林继庸和颜耀秋早上出发,“江上敌舰炮火集中射击,弹片横飞,两旁房屋前仆后倒”,二人“咬着牙齿,拼着性命继续前进”,才在前线见到副师长,拿到通行证。④

奔波之中,林继庸左脚受伤,医生嘱咐他休息,“要把左脚悬挂起来,不可放下,否则恐成残废,须割去一足”。林深知自己必须时刻曝光在上海企业家的视野之中,如此才能“鼓励着各厂当事人的勇气,不要灰心,要冷静着头脑,把紧张的情绪捺住”,遂租了一家舞厅作为办公室,“悬高左脚坐着办公,接应各方面来往的人物”。

对当日炮火中的拆迁情形,林继庸晚年记忆犹新:“连天炮火中,各厂职工们正在拼命强拆机器的时候,敌机来了,伏在地上躲一躲,然后爬起来再拆,拆完马上抗走。看见前面伙伴被炸死了,喊声‘嗳唷”,洒着眼泪把死尸抬到一边,咬着牙照旧工作。冷冰冰的机器,每每涂上了热腾腾的血。白天不能工作了,只好夜间工作,在巨大的厂房里,暗淡的灯光下常有许多黑影在闪动,锤凿轰轰的声响,打破了黑夜的沉寂。”⑤

至11月12日上海失守,在林继庸的主持下,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器设备1.6万吨,技术工人2500多人。大致以抗战所急需的机械五金业为主。具体情形,如下表所示:从上海迁出的工厂种类列表从上海迁出的工厂种类列表

被军阀诬陷下狱,谣传身亡,民间为其立牌位“工业之神”

1937年11月,上海146家内迁工厂的设备、人员已大多到达武汉,但因为用地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加之日军迅速东进,各家工厂只得再次准备迁移,前往四川、广西、贵州、湘南等大后方。同时,国民政府吸取了上海迁厂的经验,不给企业主出于私利犹豫的空间,严令“不迁则炸”,决不留下厂矿资敌。因此武汉有大小233家工厂动身西迁。⑥

此时林继庸已被任命为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的业务组组长,翁文灏称赞其,“林组长协组商厂迁移办理颇有经验”,进而让他继续负责江苏、浙江、山东、河南、江西、安徽等各地厂矿的内迁工作。统计显示,从1937年-1940年, 从沿海等地区内迁到后方的工矿企业共有639家, 其中政府协助的有448家。⑦林继庸所著《民营厂矿内迁纪略》,1942年初版林继庸所著《民营厂矿内迁纪略》,1942年初版

要将物资运送入川,轮船不足,林继庸遂租用白木船850余艘,历经艰辛,才将大部分设备运入四川。后又四处奔走,为迁川企业选择厂址,以求尽快复工。复工过程亦极为艰难,如龙章造纸厂有两个大烘缸,每个重达12吨,全靠人力,竟推上了位于山上的厂址。后来林继庸陪外宾到这里参观,外宾问:“没有起重机器如何搬用得动?”林回答:“他们是仿造埃及人建金字塔的办法扛上去的。”

林继庸在抗战初期主持的这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晏阳初语),对国运影响甚大。首先,为持久抗战积聚了工业实力;其次,加强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第三,破除了地方军阀的经济割据,主要工业设施自此大部掌握在了中央政府手中。⑧

时人颇为感念林继庸之贡献。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进入新疆,林继庸出任新疆建设厅长。1944年,盛世才诬陷林继庸等为混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下令逮捕了1500多人。在新疆狱中时,重庆一度盛传林继庸遇难的消息,实业界人士大为悲恸,有人说:“林继庸生为英雄,死当为神”,还有人在工厂内立上牌位:“工业之神林公之牌位”。后来,重庆有礼堂改名为“继庸堂”,有道路名为“继庸路”,都是纪念他主持工厂内迁的功绩。

盛世才逮捕林继庸时,称他收受苏联贿赂10余万元,且“人赃并获”。消息传出后,实业界人士纷纷为林继庸鸣不平,上海企业家吴蕴初以全部家产作保,表示:“盛世才诬林氏受贿款昧于事实,如果林氏要发财早就发财了,上海厂矿西迁,蒋委员长发给林氏一千多张空白的“特别通行证”,很多人为了得到特别通行证,每想用重金收买,如果林氏要发财,那个时候是可以大发国难财的,何必等到去新疆呢?但林氏始终未为利诱。他对于通行证之使用时很慎重的,凡他认为应该拆迁的工厂,不用他们请求,照发不误,如果是与拆迁工厂无关重要的则一律拒绝发给。”⑨

曾参与迁厂工作的胡光鹿后来回忆,“林继庸先生在此一举措中,奔走领导,殚精竭虑,担任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其功绩实不可没”“他那种奋发热诚为国效劳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⑩林继庸之人格感染力若此,实系当之无愧的“迁厂之母”。龙章造纸厂办公楼旧址,位于今重庆市江北区龙章造纸厂办公楼旧址,位于今重庆市江北区

注释:

①陈三井:《四分溪畔论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200页;②③⑤⑨《林继庸先生访问纪录》,(台)中研院1984年,第26、29、38—39、195—196页;④颜耀秋:《抗战期间上海民营工厂内迁片断》,《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第12卷 经济工商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 第958页;⑥江满清:《抗战时期民营工厂内迁新论》,《近代史学刊》第6辑,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⑦⑧薛毅:《资源委员会与抗战初期东部地区企业内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5期;⑩胡光鹿:《大世纪观变集 第3册 世纪交遇两千人物记》,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2年,第168、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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