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救国论是指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一些代表人物所主张的、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即实业)作为救国救民主要途径的一种思想。在19世纪末提出，以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主要代表。实业泛指农、工、商、交通等。

起源

实业救国论在19世纪末已开始出现，到了辛亥革命(1911年)前后成了一种颇为流行的思潮。甲午战争 (1894年-1895年) 后，陈炽宣称:今后中国的存亡兴废，”皆以劝工一言为旋转乾坤之枢纽”(《续富国策·劝工强国说》)，这可说是中国近代实业救国论的滥觞。

20世纪初，张謇极力宣扬实业救国论，认为:”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对于储金救国之感言》)。张謇是中国近代实业救国论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实业救国论经他提倡而在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中风行一时。

发展

实业救国论风行于20世纪初，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获得了初步发展，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在清朝廷卖国政策帮助下，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主权，民族灾难空前严重，这时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也日趋高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步发展，提高了资产阶级人物投资办新式工商业的兴趣。

帝国主义的猖狂的殖民掠夺，激起广大人民爱国救亡的义愤，资产阶级也感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更加致命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以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相号召的实业救国论，成了一个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又具有广泛影响的议论。

实业救国兴起的原因:

①甲午战争后，一部分开明官僚、地主和商人积极主张发展民族工业，挽救民族危机。

②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

③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民族资产阶级大受鼓舞，把发展实业作为救国的重要方针。

20世纪初，宣扬实业救国论的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在国内以张謇、汤震等为代表，在国外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他们宣扬实业救国论，都具有对抗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康有为在1905年就把振兴实业、讲求物质说成是”救国至急之方”，攻击革命派的”自由、革命、民主、自立之说”，是所谓”毒溺中国之药”(《物质救国论》)。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更加高涨，实业救国论的这种敌视资产阶级革命的动机，也表现得更加露骨。

1910年，清政府已处于崩溃的前夕，梁启超竭力宣扬只有振兴实业才能救亡的论调说:”苟实业更不振兴，则不出三年，全国破产，四万万人必饿死过半”(《饮冰室合集·文集·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辛亥革命后，一些敌视资产阶级革命的人甚至提出”舍政治而谋生计”的口号，鼓吹”绝从事政治之心，而专心致志以营生业”(《论国人宜舍政治而谋生计》)，这是一种否定资产阶级革命，为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北洋军阀势力篡夺政权张目的论调。

思想基础

中国近代史上主张以兴办实业拯救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盛行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代表人物有张謇、张东荪等。

在洋务运动时期，郑观应兴办实业，提倡”商战”，他认为发展商业能够富国，富国就能御侮，从而达到救国的目的。张之洞虽然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但认为发展实业可以强国强民。他积极地创办铁厂、兵工厂，并筹办铁路。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家和爱国人士纷纷设厂救国。张謇创办有纱厂、面粉厂等多种企业，兴办学校，企图实现以实业所得来资助教育，用教育来改进实业，凭实业发展而救国的目标。他认为，实业和教育是国家”富强之大本”。

辛亥革命时期，报刊竞相宣传”实业救国”，并提出国家振兴实业”要道”5条:改良各种行政机关、调整和统一度量货币、疏通货物流通渠道、收集才智之民归实业界、制定特别保护奖励法规;提出要扩大出口贸易、实行关税保护政策等具体办法，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实业救国”论。

在五四运动前后，”实业救国”论盛行不衰。民族资本家大力提倡国货，抵制外国的经济掠夺，维护民族利益。他们的共同口号是:”振兴实业，挽回权利。”哲学家张东荪也曾鼓吹”实业救国”。他认为，中国既然有贫乏病，那么开发实业就成为唯一的要求;在开发实业的要求下，资本主义、机器生产与日俱增，形成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要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增强国力，要增强国力就必须开发实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在中国都是行不通的。

近代实业家张謇等人和张东荪提倡”实业救国”的动机是不同的。前者反映了实业界和开明人士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自强救国的进步要求。他们兴办实业，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一定作用，但是这种主张没有抓住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后者则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中国实行革命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托辞。

理论根据

实业救国论还被一些资产阶级人物作为加强对工人剥削的理论根据。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就以实业救国论为依据，把资本家的利益说成是民族的整体利益，而工人的利益则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宣称要使资本家能够振兴实业，同外国资本进行竞争，降低工人工资、延长劳动时间是必要的。1920年，上海资本家穆藕初鼓吹振兴实业必须降低工人的工资的论调，说工人要求”多给工值”，就会使”实业界……蒙其害”，结果使外国更加占据中国市场，”制我全国之死命”(《藕初文录》)。

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对实业救国论曾有过批评。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曾指出:”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孙中山选集》)。他正确地认识到在清朝反动政权下，是不可能靠振兴实业来救国的;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才能为振兴实业创造必要的政治前提。当然，孙中山认为”民国”建立后就可”产业勃兴”，这又表明他对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政权的危险还缺乏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