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魁殿，见证历史 ——张元济和康有为（连载1）
作者 卢仁龙
第一篇 从维新到立宪
戊戌魁殿，见证历史
——张元济和康有为
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在上下齐盼[U1] 中，度过“戊戌变法”六十周年这一特殊的时光，安然离世，享年91岁。最后一位戊戌老人的离世，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件。康有为是“戊戌变法”中当之无愧的党人魁首，张元济则是康、梁主角、六君子之外的“戊戌党人”[1]，也是他自己认可的历史角色。
“戊戌变法”引发了清王朝上下前所未有的震荡，改变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命运。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林旭、康广仁等六君子就义了。张元济被清廷革职，成为他一生的重大挫折，从此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为民族和社会，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张元济一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对社会有卓越贡献，是从放下戊戌情结，顽强地奋斗在文化教育的现代化疆域，最终站在了现代出版开创者的高度。
然而，若不打探[U2] 、了解张元济与“戊戌变法”的心理纠结，就无法了解张元济的人生与事业，也不可能了解二十世纪前后那一代人是如何自我新陈代谢，最终有所贡献于时代。
一 、同沐皇恩之缘
1897年 6月11日，光绪皇帝宣布 “诏定国是”，决定变法，“百日维新”开始。第三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认为“国是既定，用人宜急”，上疏密荐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五人，以 “参赞新政”。光绪皇帝下谕：“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
这天，康有为、张元济在颐和园勤政殿先后入对晋见，“同沐皇恩，效命新政”。此后数十年，二人因这份特殊的经历而保持绵延不断的交往，直至生命的终结。
追溯康、张二人的关系，渊源则更为久远。张元济祖籍浙江海盐，却生长于广东，十四岁才归故里，操一口广东话。他的这种年少生活，客观上与康有为存在实际上的同乡关系。他入朝供职翰林院后，主要来往的朋友中也有多位来自广东的士子，这为他与康有为后来走进多了一份别样的“乡缘”。
中法战争失败之时，康有为正在北京赶考，他以布衣身份大胆伏阙上书而名震朝野，饮誉士林。之后，他回到广州，设万木草堂，收徒讲学、撰述，撰刊《新学伪经考》一时风靡天下，饮誉士林。
1895年夏秋之际，康有为携弟子梁启超等再次进京参加会试。因甲午战败，外患日急，瓜分危机迫在眼前，甲午海战的阴云，多次参加科举而一直不顺的康有为利用这一机会，振臂一呼，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向社会公开表达变法主张，提出 “下诏鼓天下之气”、 “迁都定天下之本”、 “练兵强天下之势”、 “变法成天下之治”等救国纲领，具体包括开民智、开报馆、译西书、奖著述等，在京城一时名声雀起。
公车上书后，康有为进士及第，授工部主事。身份的改变，所言得以上达天听。于是他不停地上书言变法，并进呈自著与新学之作，康有为进一步宣传、鼓动变法维新，创办强学会（又名译书局、强学书局），创刊《万国公报》（不久改名为《中外纪闻》），以组织士林来推动维新。尤其是冲破“党会”“办报”两大禁区，体现出康有为的对社会改革的胆识与突破。
京城维新变革之风越刮越大，一些爱国忧时之士，经常 “筹商忧时之策”，张元济与文廷式、黄绍箕、陈炽、沈曾植、沈曾桐等任职于朝的年青同僚常相约在陶然亭聚会，讨论时务、西学，投身于社会变革之中。康有为应邀到会演进，他的放言高论在求新求变的时代大有市场。张元济曾阅读过《孔子改制考》，早就对康有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十分钦佩其壮举，对所言也颇为认可，因而相识并结交。
感时忧世的张元济在行动上也不后人，他自己回忆道：“因为朝鲜的事情，中国和日本开战，这就是甲午中日战争，结果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中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2]张元济与一帮年青的粤籍仕子陈昭常、夏偕复、王仪通、陈懋鼎等人有感于 “时事多艰，储才宜急”，效法康有为的作法，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健社。成立的时间仅晚于强学会两月。1896年，张元济专程赴天津考察由盛宣怀开办的北洋西学堂，亟资取法，筹设西学堂，目标明确，“专讲泰西诸种实学”[3]，次年2月12日开馆，后改为通艺学堂，专门招收“京员及官绅子弟”。张元济多方设法聘请教习，广购新书。严复、黄遵宪、林旭等人予以大力支持，张之洞、王文韶、张荫桓等出资赞助，李鸿章也 “愿予匡扶”。设立半年，即招收学生达四、五十人，专授西学。张元济等人创办的学堂成为当时京城的一抹亮色，颇具影响。
张元济投身维新事业的具体实践与重要举措，受到了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关注。梁启超在澳门《知新报》（1897年）撰文称，“通艺堂实乃强学会之绪余”。 梁启超之所以把通艺学堂称为“强学会之绪余”，引之为维新同道，纳入同一阵营，结盟意味浓厚，是因为强学会1896年1月20日，强学会被改为官书局，康有为的维系变法遭到挫折。
1897年冬，康有为入京。1898年1月，他再次上书，“伏愿皇上尽革旧俗”、 “一意维新”。3月，组织 “保国会”。张元济多次前往 “保国会”聆听康有为的演说，还不时造访寓居于米市胡同南海会馆的康有为，一起筹议变法事宜。
两颗热心变革的心热切地走在一起了，交往为维新大业开始日渐频繁当然，张元济此时已视康有为为变法救亡的 “灵魂”，自己是跟随者。
二、携手激荡维新
正是张元济与维新派的洽契以及办学实绩，在 “百日维新”开始后，侍读学士徐致靖将他与康有为、梁、谭嗣同一并保荐给光绪帝。徐致靖在对张元济的荐语中写道：“留心学校，切实办事，不辞劳苦。”正是对张元济自1895年以来三年维新事业的总结与评价。
光绪宣布变法后的第六天，康有为、张元济在同一天被年轻的皇上予以召见。康有为在被光绪接见后，由工部主事调整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来到了张元济一个部门，俩人开始同朝、同职、同品级。
7月3日，京师大学堂创设，派孙家鼐管理。孙家鼐最早物色的人选就是康有为和张元济。光绪皇帝属意康有为接续舆情，张元济并没有意愿加盟京师大学堂[4]，所以没有到任，不然他们可能就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开创者。
变法开始，张元济与康有为一样，属于激进的改革派，他“连递封奏”[5]，大胆提出“设议政局”。这个政治上的设计，与西方的议会不同，明定国是后86天，9月16日，又上第二道折：《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而成盛业折》，提出 “设议政局以总变法之事，融满汉之见，通上下之情，定用人之格，善理财之策”等总纲五条，细目四十条，请“宸衷独断，勿交廷臣核议，以免阻格”，“除旧更新，不惑于群言，不挠于旧党。”[6]关于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大仆寺、大理寺等无用的衙门和官职，“振已废之人心，扶将衰之国运”，看到旧机构裁撤的冗官，安插到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新衙门，滥竽充数。张元济于9月18日上折陈明：“现裁各署，其实缺侯补各员，大都衰庸猥滥者多，部胥市侩杂出其间，能通晓中国旧学者尚难得一，若令备员充位，从事新政，岂不贻误国是，腾笑远人。若专为位置闲员地步，则何如不裁之为愈。‘疏请’慎选贤能，以理要政而祛积习”。
百日变法期间，张元济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呼应着康有为不断地变法主张。如“设议政局”，为康有为“设制度局”的翻版。“开懋勤殿，设制度局”，则与康有为是同一主张。所以，康有为请开懋勤殿，推荐十名顾问官，张元济就名列其间。
同沐皇恩之后，张、康二人在主张和行动上表现出来更多的是差异。“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不安卑位竞言高，妄欲回天气自豪”[7]，连篇累牍地上奏，内容关乎各个方面，成为了康有为变法之说的总爆发”[8]，而张元济并没有像康有为那样激情万丈地谈变法，相比之下，张元济有两三次上奏不过。这一方面是因为张、康二人性格上的不同，更是他们对变法方式思考后的不同抉择。康有为期冀以帝师自居，通过皇权来改革旧有的一切，以达到实现变法的目的，但大多出于他偏激的、乌托邦式的幻想。一个积疴甚久而仍为泱泱大国的朝廷，在面对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怎么可能突变？
张元济知道“天心虽转，时尚未来”[9]，康有为那种急于求成的理想主义式变法，显然无法具体实施。在各省广设学堂及废八股之诏已经颁布后，张元济认为已属大收获，应适可而止，不必操之过急。“陕西宋芝桐（栋）侍御奏废八股，设学堂，诏下之时，长素留居日下，日日鼓吹变法甚力。余谓长素，八股既废，千百年之锢习一旦扫除，聪明才智之士必将争入学堂，讲求实学，一二十年后，新政之行，易如反掌，力劝长素作一结束，不必更求其他，即日南下，尽力兴学。而长素不从，且益急进，竟酿成八月六日之变。”但以康的个性，何以听得进去？ “回首前尘，可胜浩叹。”[10]
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是激进主义，没有可实现性，更缺乏政治运作和协调能力，目空一切地依靠虚位的皇权来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其失败是必然的。实际上是“无法之变法”，在这点上，康张及新党人士基本类同，他们都没有可行的实施方案，但对旧的机构、制度都几乎要推倒，尤其没有融合变法所需要的社会力量，甚至推为对立面。张元济也不无这样的主张，如说要求所有的人对变法表态，对不认同者要处置，这也是完全没有政治素养的表现。不过，康有为走的更远，如开懋勤殿，用新生代为核心，建立起独立于皇权之外的咨询、决策机构，“唯恐帝心多启沃，故争体制是臣权[11]”，这实际上是以建立他为首的“六品级”团队控制光绪的变法。张元济、严复等都是支持者。又如力求裁撤六府，急风骤雨般的撤桥毁庙，对帝国政权形成地震式的破坏，反而加速了王朝的衰败与灭亡。传统势力群起攻之，“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新旧斗争异常激烈。这一场政治变革之后，康有为虽然未遭屠戮，却给旧势力留下了更大的权力机会，维新者也因此失去了参与社会变革的机会。
康有为与其说是变法家，不如说是思想家，但由于他的思想主张一时成为社会运作的方针，康有为这种幻想式的政治体制变革，并不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更不是除懵懂的光绪以外的人可以接受的。
历史地看，“戊戌变法”是一次突兀的政治事件，除受到年轻的皇帝支持外，并没有什么强大的力量和现实的基础，它的失败也是必然的。而且，这剂猛药伤害的不仅仅是几个慷慨捐躯的 “君子”，更极大的伤害了维新求变的时代趋势，反而受到逆转或暂时停滞。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要学习并像日本那样，仅靠一代人就实现接通世界、实现现代化发展，那是决非可能的。
所以，张元济在这场轰轰烈烈的 “戊戌变法”过程中，既非核心力量，也非主要人物，只是一个维新派或者说康有为的同盟者。
三、从悲愤到亲谊
“维新变法”当时有三个中心，一个是以京城为中心的策源地；一个是以上海为中心的舆论阵地；另一个是以湖南为中心的活动中心。张元济离开策源地与风暴中心，来到舆论中心，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落脚。
“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一度“愤谈时事泪交加”[12],对康有为所引发的后果十分不满。1899年，日本新闻记者内藤湖南到上海访问张元济，内藤湖南要张元济谈谈康有为时。张元济这样说道，他康有为“是要用他的学说来规范众人，反而给人以可乘之隙，引起了意外的争执，而他于去年八月初六日以后，还在人世间偷生，实在令人费解。他难道不知道他的事业到那时已经结束，以后都是画蛇添足吗？[13]”如此向外人厉语痛责一个人，充分反映出张元济对康有为失望之极的心情。当然，作为当事人，作为变法的参与者，张元济真切地感受到了直接源于康有为发动变法的危险结局，特别是他对变法过程中的康有为的直接观察，在当时产生那样的情绪乃至否定，也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康有为去国后，怀揣所谓“衣带诏”，在海外不断伪造 “我史”，妖魔化慈禧，将自己打扮成拯救中华的斗士，这是熟知他的张元济所不耻的，他认为这是康有为人格上的缺陷。特别是处于生命的困顿阶段的张元济缺乏理性地思考，因此，张元济在一段时间里对康有为嗤之以鼻，也就不足为奇了。[U3]
不过，随着情绪的退潮和对历史的思考，康有为在张元济心中的地位慢慢地发生了变化，逐渐好转起来，并且接续了后半生的友谊。尤其是张元济在光宣之际，又热心参加“立宪运动”，又与政治续缘，他对康有为个人情绪上的恶感淡化。1910年春，张元济出国游历到新加坡后，即去槟楖屿看望去国已十二年之久，卜居于此的康有为。张元济的到访，带给康有为的欢愉可想而知。俩人畅叙离情，纵论时事，好不快乐。张元济回国后发表于《东方杂志》上的《环游谈荟》[14]，就生动地记述了槟榔屿之行中的康、张相聚的情景。这大概是他们抛弃心结，开始愉快交往的序章。
1913年11月，康有为回国，定居于上海新闸路辛家花园，适与张元济为邻。此后的岁月里，俩人不时相聚，绵续私谊。
康有为回国的第二年，编成强化自己历史地位的《戊戌奏稿》，在赠张元济时，专门写道：“菊生在戊戌同时被德宗召，交亲至密，遂累菊生去官，每念至耿耿，今记得奏稿成，先以赠菊生，想不胜感慨也。菊生治事才也。不竟其用，高洁远引，不求人知，书此以告读此书者。”[15]康有为所言，真情实意，足见张元济在其心目中的地位与份量，张元济当有会于心。
康有为的后半生与前半生相比，本质差异十分明显，不仅没有对时代有所贡献，反而逆时势而为，谬举不断，以张元济温和的性格，除了抗拒即容忍而已。1913年，康有为主办《不忍》杂志，肆力攻击民主共和，提倡孔教。1917年底，续编《不忍》杂志，撰著《共和平议》，迭求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予以代售。张元济一再婉拒，两年后方勉强应允。至于康有为拥护张勋复辟，张元济认为那是康有为 “拳拳于故国故君之意，至可敬，亦可悲也[16]”。
1917年，康有为六十寿，张元济为之撰联：“形其量者沧海，何以寿之名山[17]。”这样的寿联当然不能送给本人，而是以寿为题，虽为颂语，实自抒胸臆而已。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上海之际，康有为刚开完他的七十庆典，离开上海去青岛，十多日后，猝然病逝。张元济闻讯，回想起三十年来的沧桑巨变，尤其同为戊戌党人，对已逝的魁首慨然悲叹。他随即致函梁启超，倾诉哀切之意：“南海先生七旬称庆未及一月，遽尔作古。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可胜悼惜。[18]”这种发乎情、合乎礼的举措，表明康有为在张元济心中的份量。后来，当得知梁启超整理《康南海遗著》，张元济极表赞许：“大业宏愿，不胜佩仰。成书之日，敝馆可以效力之处，总不敢卸责也。[19]”显然，张元济对这位 “故友”颇尽了后死者之责。
1929年，批读《清史稿·康有为传》时，他严肃地写道，“所叙并无其事[20]”。他直言不讳，认为康有为是一个自造“我史”的人，对自己的历史也进行改造，其目的无非是夸大自己，所以诗史的批语也就如实道来了。
此后数十年，张元济先后存录过《康南海藏书书目》，撰有《康长素书札》题跋，并为康门后人所绘《万木草堂图》题字。直到九十高龄，他还向友人叶恭绰函索南海会馆七树堂（即 “汗漫舫”）的照片，那是当初“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闭门藏身之所京寓，借以凭吊。
张元济也为我们留下了关于“戊戌变法”的珍贵史料，细绎之，可知张元济眼中与笔下有两个“康有为”。
四、晚清人物数康粱
轰轰烈烈走入历史的人，大都一生冷漠，但他们心中不能忘怀于曾经的热闹，所以总是不断猛叩历史的大门，却往往不得其门而入，甚至闯入暗室，康有为即其人也。康有为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为世人所知，却也不乏学术和才情，后半生以政治名流身份而获得许多文化资源，他自己亦醉心于此。
由于与康有为有共事的经历，张元济对他深怀着感情。回顾“戊戌变法”时，张元济与友人一再论及康有为。他认为，康有为处事为人固非 “平正”，其“强世人以就我”的变革主张也难以成功，然风气之开，“端赖斯人”。张元济在禀性、行事风格上与康有为大有不同，但对康有为的评价是公允的。
尽管如此，康有为是张元济一生的忧戚，漫长的岁月里都没有忘怀过。感性在岁月中沉淀为历史的判断。
张元济知道，康有为当年虽然立于时代潮头，但除了万木草堂弟子外，并没有得到时代中坚的认同和支持。这不仅是因为他太离经叛道，更主要是他的修养、品格乃至学识皆不入传统士大夫之眼。随着岁月的流逝，张元济对康有为的认识与评价也越发深刻。康有为始终没有离不开他的心头。
1918年，为纪念“戊戌变法”二十周年，为感念六君子“余追随数子撵下，几席谈论，旨归一揆”，在朋友们的支持下“尽此区区后死者之责”的态度，张元济着手辑印《戊戌六君子遗集》[21]。张元济多次向康有为求索六君子尤其是康弟康广仁等人的诗文，康有为赞赏此举，却因南海故里当年被抄没，文稿散落杂乱，加之忙于政治活动，无暇清理，遂告张元济 “暂付阙如，以俟来日”。只好在出版序文中来表达，他无比深切地怀念二十年前的朋友。
1942年，康有为去世十多年，张元济没有忘记康有为的赠书，因为他是康有为戊戌奏稿的见证者，尽管他知道这是康有为根据记忆并加以编造、美好而成之书，但还是主动作跋，写下了他对 “戊戌变法”的看法：“夫以数千年之古国，一旦欲效法欧、美，变易一切，诚非易事。然使无孝钦皇后之顽梗，又无庸劣守旧之大臣助长其焰，有君如此，上下一心，何至酿成庚子之拳乱，即辛亥之革命，亦何尝不可避免。和平改革，勿伤元气，虽不能骤跻强盛，要决不至有今日分崩之祸。每一念及，为之恨恨。[22]”
1943年8月，他在《题康有为书联，为葛书徵》中写道：“回忆戊戌首夏，长素与余同日先后召对西苑，乃不数月而朝局遽变，先帝幽囚，长素逋逃异域，余亦削职南旋，忽忽四十余年。清社久屋，故人亦墓木已拱，而余犹偷活草间，悲夫。[23]”
1944年，友人持所藏康有为手札请其题跋，张元济又一次重忆叙及此事时，感慨系之于笔端（文见前引）
1944年9月，张元济在《为陈思明题康长素书札》中写道：“余与长素政见不尽相合。 “戊戌变法，诏罢科举，设学堂，余劝其南下，一意兴学，长素不从，急进不已，卒酿八月六日之变，至日落虞渊，余以为绝似时日挥一戈之事。”“于故国故君之意，至可敬，亦可悲也。[24]”慨然之心，跃然纸上。
张元济“戊戌变法”的经历，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与见解为最早的政治身份，也是他一生认同的角色。他几乎一生都在努力地存史，反思，以一种“我愧生四十年，浮沉桑海作余民，[25]”政治上，他“有罪难逃心自安[26]”始终以“苟活“之幸得同时，内心对故人思念尤切， 1952年12月，他在病榻上撰成《追述戊戌政变》绝句十八首，并有注，[27]堪称诗史。
第一、二首绝即忆述康有为。其诗云：
南海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28]
这是张元济作为“参加维新运动硕果仅存的当事人”，在半个多世纪之后对当年朋辈的最后评说。张元济的这种评价，代表了当时士大夫的观点，尤其代表了维新派的一种观点。
这个角色带给他第一次彻底的身份、生活和事业转折，也成了他始终的牵挂。尽管戊戌党人一如后来的“五四”群体一样发生了分化，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作为共同经历过暴风雨式革命的同道者，他们在生活、情感上谁都不可能抹去。
“戊戌变法”的经历，带给张元济一生巨大的改变。从康、张二人的交往中可以看出，同为身历 “戊戌变法”者，他们后来的转变是多么不同。张元济从此走上了教育救国、培养人才，为社会变革做准备的道路。他虽然也曾摇摆过，但始终坚持教育救国、开启民智这一根本之道。他罢官南下，任教南洋公学，办理译书局，经营商务印书馆，创办《外交报》，发行教科书，“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戊戌变法”是失败了，但 “戊戌政变孑遗”的张元济，却孜孜以求，坚韧不拔，以讲求西学、培养人才为己任，为近代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康有为一生的顶点就在那数十天，之后，不仅没有贡献，反而开历史倒车，甚至为留住威名而不惜伪造“我史”。
参考资料
温故戊戌年张建伟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
戊戌变法史事集初考茅建海 三联书店
康有为论 汪荣祖
学人丛说 汪荣祖
[1] 1937年10月，张元济《为拔可题晚翠轩遗墨》，他开具的戊戌党人名单，共二十三人：康、梁及六君子之外，有陈宝箴、陈三立、江标、黄遵宪、徐仁铸、熊秉三、徐致靖、李瑞棻、张荫恒、曾鉌、王照、王锡蕃、李孟符、岳瑞、宋伯鲁。见《张元济全集》第4册，66页。
[2]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张元济全集》第4册
[3]《通艺学堂章程》《张元济全集》第5册，4-11页
[4]张元济致沈曾植函：“”，《张元济全集》第2册，224页
[5]张元济《追述 “戊戌变法”杂咏》之十四注，《张元济全集》第4册，232页
1、《张元济全集》第5册，109-115页
[7]《追述“戊戌变法”杂咏》之十四注，《张元济全集》第5册，231页
[8]《繆荃荪全集》诗文卷（二）374页。
[9]《张元济全集》第2册，226页.
[10]《为刘忍斋跋康长素札》，《张元济全集》第10卷，201页。
[11]《追述“戊戌变法”杂咏》之二，《张元济全集》第4册，231页。
[12] 《与内藤湖南笔谈》，《张元济全集》第5册，447页。
[13] 参《两个汉学家的中国纪行》，内滕湖南著，王青译 69-73页
[14]《张元济全集》第5卷，173-182页。
[15]康有为出版《戊戌奏稿》，曾请张元济撰跋，今未见，可能没有。
[16]《为陈思名题康长素书札》《张元济全集》第10册 第199页。
[17]《张元济全集》第10册 第527页.
[18]《张元济全集》第3册，224页。
[19]《张元济全集》第3册，225页。
[20]《张元济全集》第5册，366页。
[21]《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戊戌六君子遗集序》，《张元济全集》第10卷，206页。
[22]《张元济全集》第10册，129页
[23]《张元济全集》第10册，168页·
2《张元济全集》第4册，231页.
[25]《张元济全集》第4册，66页.
[26]《张元济全集》第4册，66页.
[27]《张元济全集》第4册，231-236页.
[28]《张元济全集》第10册，199页。
[U1]盼什么?
[U2]用词不当?
[U3]文字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