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若要永葆青春，就必须不断地进行文化的自我反省。非常遗憾，中华民族在几千年中由于自身曾经有过的荣耀，一直缺少这种必要的自我反省精神，而满足于在天朝大国文化优越的梦中陶醉。

古代正直的知识分子不乏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不乏批判的勇气和为“真理”而斗争的气概。他们常与昏庸无道的统治者展开激烈的斗争，但是，所扮演的却大都是卫道士的角色。他们可以在政权执掌者离经叛道之时挺身而出，可以为拨乱反正而抛头颅洒热血，却不习惯以怀疑的目光看一看自己所卫之道。

正因为这样，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统治者如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而统治秩序却千年如故。鸦片战争给中国送来了西方文化这一参照系，一个古老的民族被迫开始自我反省。但是，一个传统过重的民族要进行彻底的反省是艰难的。

洋务派的思想家们承认枪炮不如人，却拒绝对文化进行自我批判。直到甲午海战和戊戌变法失败，才终于清楚地意识到文化传统的重负，认识到文化自我批判和更新的重要性。严复曾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并把它作为变法维新的根本。梁启超在总结变法失败的教训时认识到了必须“振刷国民之精神”。邹容曾大声疾呼“拔出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

然而，觉醒者毕竟寥若晨星。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推翻了帝制，这个伟大的革命所带来的新的政治体制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的矛盾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批判意识的觉醒，文化革命提上了中华民族历史的议事日程。应这种历史要求而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辛亥政治革命之后的文化革命补课。

为了从专制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为了使古老的文化获得新生以适应革命后的政治体制，鲁迅等人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第一次全面的总批判。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名字已经因此而镌刻进中华民族文化革命的历史。是鲁迅把这种文化批判引进文学创作，以文学形式给传统文化以艺术透视。

鲁迅终生致力于思想革命，他不懈的上下求索的精神拓出了一条至今闪耀着光辉的路，为我们留下了《狂人日记》《阿Ｑ正传》《药》《孔乙己》《风波》《祝福》等现代启蒙主义文学的光辉篇章。但是，近80多年的历史已经告诉我，进行彻底的文化自我批判是何等艰难！

有人认为“五四”矫枉过正，一直在做着再反拨的工作。然而，鲁迅等人过正了吗？事实上，他们对旧文化的冲击还极不彻底。由于历史提供的条件限制，他们对旧文化的清算没有能够继续下去，只伤其皮毛而未动其筋骨。由于与之俱来的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要求，这个革命并未收到应有的效果，而是发生了令人伤心的转向。

鲁迅的路后继乏人。他的作品至今在一些清醒的人们心中闪闪发光，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社会事实：思想文化革命虽历经近80年而仍未成功。民族的文化惰性和性格弱点不仅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改造，而且由于特定时期的气候条件而恶性膨胀。而文学却对此缺少思考。关于国民性的思想曾经被认为是鲁迅早期思想的局限，祥林嫂觉悟太低，阿Ｑ已经觉悟，劣根性是有的，但它应该只表现于反动阶级……如此情势，鲁迅的路何以延伸？

当一场大灾难过去之后，人们透过泪水和血迹审视灾难的根源，首先发现的当然是政治上的原因，是灾难的直接制造者。但随着反思的逐步深化，文化这一无法回避的根源不能不被发现。一些清醒者开始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走上了鲁迅开创的道路。这股文化反思与批判的思潮应现实变革的要求而产生，承接了鲁迅等那一代人开创的事业。

借助鲁迅所提供的材料，我一次次回顾他和他的同代人经历和创造的历史。自上个世纪以来，进步的知识分子总是谋求社会的变革，却也尝尽了失败的灰心和失望。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帝制，但胜利的喜悦却立即被失望淹没，无数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只是一块共和的招牌。

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北伐，新政府的建立却同样令人失望。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专制主义的幽灵随时可以披上种种新装出现。改革么？改革的事业决不会一帆风顺，社会的久症顽疴并非都能迎改革之刃而解。使人产生痛苦思考的不仅是改革的重重阻碍，不仅是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而且还在于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种下西瓜结出苦果的悲剧。

现实存在的种种问题究竟源于何方？我想，鲁迅一定反复考虑过这个问题，否则，他不会对传统如此决绝；否则，他不会对社会运动热情不高而执著于国民性的改造。经过一次次的革命，人们应该认识到，一些问题的存在并不仅仅在于是否存在皇帝，并不在于皇帝的某份诏书是否错误，甚至不仅仅在于社会制度，因为制度的优越性不仅受着经济基础的制约，而且受着民族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作为“深层结构”的文化心理素质的制约。

一个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必须保持平衡和谐，相互之间彼此适应，社会才能稳定而不危机四伏。中国不仅需要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需要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我如此理解“五四”一代人。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再次因此而转向“五四”，注目鲁迅所奋斗过的文化道路，对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冷静的批判性思考。

然而，这一切已经成了昨日黄花。今天需要做的，竟是如何修复那颓败的旧建筑，如何给金漆脱落的旧神像重新上一层油漆！

02

早在20年代，张定璜比较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与苏曼殊的小说《双枰记》，就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我佩服这一发现。鲁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分不开的，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是分不开的，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也是分不开的。现代性使他与过去区分了开来，成为一个现代的文学家和现代知识分子。

在20世纪中国，鲁迅是现代性的一个坐标，最充分地体现了现代品格，也最集中地代表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高度。当然还有胡适。直到世纪末，中国文学和文化现代性高度的代表者仍然是鲁迅和胡适等少数先哲，而不是那些高喊着超越或者“奥伏赫变”的后来者。

先生之所以让我和许多人久久不能忘记，并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所关心的中国文化病症依然如故，甚至有恶性发展。对这些病症进行思考的人却越来越少，因而他思考的深度与广度至今无人企及。

鲁迅看到了传统中国社会的话语独断，看到了这种独断带来的精神后果。从他笔下的阿Q、康大叔以及华老栓身边那些人，可以看到他对此感触之深。一般民众的大脑总是权威思想的马场，越是没有多少知识，越容易把被灌输的东西看作是天经地义。鲁迅知道，只有建立起新的话语体系，这种垄断才能被打破；只有建立起新的话语体系，传统的权威话语对个人的压迫才能解除。

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需要从传统的话语笼罩中解放出来，开拓一个独立的空间。这个独立的空间就是现代性文化基地，一个新的文化生长点。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没有留下多少理论宣言，但是，鲁迅为历史留下了他光辉的实践成果，留下了一个基础，留下了他的身影，留下了施工现场。只有这样一个独立话语形态的形成才能保证建立起一个与传统不相同的现代社会，才能解决奴才做了主子仍然不会放弃老爷称号的悲剧。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时间越长，越显示出鲁迅的高度。大概不仅仅是我，可以算作知识分子的人们大概都能够意识到，没有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没有一个独立的话语体系，所谓现代文化的建构只是一句空话。

03

大概是传统文化的崩溃为鲁迅现代人格和思想的确立提供了条件。大概对中国传统的深刻认识和由这种认识而来的最为坚决的反传统的态度促成了他的现代性选择，确立了他的现代性立场。

鲁迅的现代性表现在哪里？我试图这样概括：进化论的历史观，人本主义的世界观。重要的是人本主义，以人为本，一切从人出发，一切以人为目的。我使用“人本主义”这一词语，其实有些犹豫。因为面对这一词在汉语中的不同表述，我不知道是用“人道主义”好，还是用“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好。我更喜欢“唯人主义”这一词，可惜没有人使用。但是我想，世间的哲学完全可以分作这样三种主义：唯神主义，唯物主义，唯人主义。在这三者之间，我喜欢唯人主义。人本主义更接近唯人主义的表述，所以，我选择了它。

进化的观念对于鲁迅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对历史进化的信仰，鲁迅将无力反抗他的绝望。他相信人类是进化的，能够从野蛮进入文明，所以，他才能够有力量对野蛮进行抨击、为文明发出呼唤。鲁迅看到了这种进化并不是能够自然而然到来的，它需要人的力量，需要那些早一点觉悟到自身所处的环境之野蛮和不文明的人通过呐喊而使沉睡的人们觉醒，然后努力挣脱蒙昧和野蛮。

站在人的立场上，怀着历史进化的信念，以现代意识为武器，致力于唤醒铁屋中的人们，掀翻传统的人肉宴席，结束吃人与被吃的历史，这构成了鲁迅的启蒙主义的思想核心。而要掀翻这人肉筵宴，至少需要做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推倒宴席的享有者，反抗一切压迫、掠夺和奴役；二是启发被食者的觉悟，不为安排这宴席帮厨，直至能像一只活过来的烤鹅从餐桌上逃离。鲁迅那一代中的有良知者都在为此而努力。我因此而无限敬仰。

04

大概不能不承认：“五四”的任务并未完成。旧文化虽然经过了“五四”的批判，但并没有真正被破坏。它不但没有被否定掉，而且存活了下来。不但存活了下来，而且以新的形式茁壮生长。

但是，能够存活的就是有价值的吗？对于“五四”，一直有一种说法：矫枉过正，失之于过激。尽管有时候人们常常吞吞吐吐，并不明说，意思却非常清楚，这矫枉过正的例子主要就是鲁迅。而现在，似乎不需要吞吞吐吐了。人们争先恐后地反对激进主义，反激进，争保守，已经成为新的时髦。“五四”是过激的吗？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吗？

“五四”过后的历史发展情势表明，“五四”没有过正，它对传统的批判可谓只伤其皮毛而未动其筋骨，所以被批判的传统不久即伤势痊愈，并乘势反扑。在鲁迅活着的时候，是一再对其反扑之势进行斗争的。反传统的有效性是值得思考的。鲁迅等人的批判尽管激烈，但效果并不理想。这不能指责他们，它只说明传统力量的强大。

传统文化虽然经过猛烈的炮火而仍然存活，说明它的确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但是，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不说明它有存在的合理性。恶势力常常都很顽强，野蛮常常比文明更有力量。我之所以想到这一点，因为有一种力量似乎总是在证明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很多年前纪念五四70周年，有人就表示：五四是浅薄的，也是偏激的，对五四的口号应做具体的分析。

面对五四反传统是矫枉过正还是不彻底的问题，他说：“有人提出废除汉字，鲁迅提倡少读甚或不读中国书，钱玄同认为中国书每页都是昏话。吴稚晖主张该扔到厕坑里去，如果有人认为五四反传统不够彻底，我就不知道他们如何彻底法。”

现在，已不仅是五四激进，也不仅是辛亥革命激进，而且康有为也太激进了。因为根据余英时先生的见解，自从康有为提出变法的主张，中国的“变”就没有底了，不知道要变到哪里为止。而在思想上，谭嗣同似乎成了众矢之的，因为他是激进派的代表，因为他在《仁学》及其他作品中都表现了极为激烈的态度，甚至一口否定了两千年的传统。

这的确是有据可查，因为谭嗣同的确说过：两千年的“政”都是“秦政”，“秦政”就是大盗；两千年的学都是“荀学”，“荀学”就是乡愿，两者是狼狈为奸的。因此，不但整个的专制政体要改变，思想传统也要变。余英时认为谭嗣同太激烈了，也太极端了，已经差不多激烈到尽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少人是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观念作为推翻和取代传统制度的依据。

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民主跟科学了，……中国的文化本身是要不得的，中国文化本身不但产生不了民主与科学，而且正是民主与科学的最大的障碍。由此可见‘五四’比变法、革命时代的思想又激进多了。”

李泽厚也把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延伸到谭嗣同，他说：“以前我曾专门研究过谭嗣同，我当时对他是百分之百的肯定。现在看来，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相当大，这一效应从谭嗣同影响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对于辛亥革命，我从‘文革’起开始怀疑，但没有发表文章，海峡两岸都会反对。

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的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19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还要不断革命。……是改变话语的时候了。

”我能理解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这种感叹。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文人的确是跑得太快，一些浅薄的人只知道追潮求新，而不懂得守护的意义，以致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在奔跑过程中丢掉了，一些值得珍惜和守护的东西没有得到珍惜和守护。在某种不断否定的潮流中，往往以为再往前跑可能有更好的东西，却不知一旦跑过了头，好东西可能就错过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激进主义自有其道理。然而，无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现实，一些论断都值得怀疑，作为一种文化倾向，更值得深思和警惕。它的流风所至已经显示了威力，一些20世纪80年代曾经高举“新启蒙”旗帜的人，一些曾经为五四辩护的人，也开始了他们的反思和调整，结果是从陈独秀走向了杜亚泉。我想，如果当年追随陈独秀是一个错误，如今走向杜亚泉也未必就是改邪归正。

05

声讨“五四”，已经是今日所谓思想界与学术界的时髦。引起我注意的往往不是国粹派，而是一些以“五四”传人自居的人。他们强调对五四新文化进行“反思”，对“五四”培养的知识分子人格进行“自我调整”，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行“自我批判”。

说鲁迅那一代人大都缺乏完整的现代知识结构，因而出现内在分裂，观点往往自相矛盾，因此，他们所进行的不是一个真正有内在规范和方法论统一性的理性启蒙运动。说他们激烈而片面，没有看到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说他们心在庙堂而没有真正找到现代知识分子的位置。

也许，寻找他们的缺陷是不困难的。但是，我在想的是，作为活着的人，我们该做什么？是反省和调整自我以离开“五四”？是向鲁迅反戈一击而皈依传统？此时此刻，应该揭示他们身上的传统？应该像过去所做的那样去批判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或扫荡其批判精神？反叛传统也罢，走向现代也罢，历史提供的事实都让人无法乐观。

但是，事物变化的原因有时在内部，一个人也好，一个团体也好，一种文化也好，既然遭遇失败，就不能不考虑自身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外部的强力挤压也是不应忽视的。被压倒的未必是错误或者荒谬的，而胜利者也未必就代表了必然和真理。

当然可以指责鲁迅和他的同代人力量的弱小，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这种弱小却不是知识分子应负的责任。那么多人背叛，那么多人本来就是不清醒的追随者。他们很快转向了。因为外来思想资源的变化使一些人认为有了比启蒙更好更快更便捷的途径。这一现象本身就足以证明“五四”彻底反传统之必要。

也许，鲁迅和他的同代人的确存在问题。过去，我很不高兴人们说你放弃进化论而接受阶级论。今天，我仍然不相信鲁迅后期的思想就只是阶级论，但是，我却高兴他于后来对进化论的不再“只信”。

因为只信被简单化的进化论的确常常是有害的，它很容易造成一种思维：凡是新的，就是好的，后来的潮流就比先前的潮流更有价值。它使青年唯新是从，而认识不到事物的新中之旧和新装之下的旧躯体，认识不到历史的发展过程有曲折也有倒退，不是顺着时间的直线发展的，社会的进化也不是一切后出现的就代表着进化的前沿，因此，当腐朽的事物以新的油彩出现于历史的新坐标上的时候，是不应该简单地认定为进化结果的。

然而，他和他的同代人却往往犯了一个错误，就是简单地支持新生事物。事实上，一些新生事物是应该限制的，至少不应该盲目地去支持它。大概正是对“新”的支持导致了对他们自身进行解构的力量的迅速壮大。正是这种直线行进的简单化的历史观，使一些年轻人在认识不清的时候就只能跟随最新的潮流走，却没有想到最新的潮流也可以与最旧的腐朽力量合为一体。

06

林毓生说：“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虽然共产主义革命在改造国家和社会方面取得了成就，但新秩序与传统历史文化遗产的关系，仍然悬而未决，暧昧不明。在‘文革’结束之前，中共的领导阶层并不对中国的传统采取民族主义式的颂扬，相反地，他们更倾心于根除这种传统，因为他们视传统为对当前的威胁和对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障碍。”

本杰明·史华慈在给《中国意识的危机》撰写的序言中也说：“在19世纪，西方人经常把中国视为停滞的传统主义的典型。但是在20世纪中期，中国却成了很多人所向往的革命之乡，成了与过去整个文化传统和社会秩序彻底决裂的社会。”中国当代文化是反传统的，是与中国传统彻底决裂的。

这种结论是着眼于表象而做出的一种错误判断。事实上，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甚至可以说，这种变化在五四时期已经发生，中国知识分子由向西方学习，用西方文化反对传统文化，到一部分人开始向苏联学习而不再学习于西方，这就是变化的开始。

为什么要从西方转向东方？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苏俄的国情与中国更接近，更少一点“万恶的资本主义”，因而也就更接近中国文化传统。因此，这种转向的发生已经意味着中国传统的复活。这在当时的各个政党的思想纲领中几乎都可以看到。于是，被冲击过的中国传统很快复活，“五四”受到了批评和清算，比如，“五四”是过激，是民族虚无主义，破坏了传统的美德，打乱了固有的秩序……与此同时，旧传统就纷纷粉墨登场了。

我们对此不能视而不见。到“文革”，不过是这种做法的登峰造极，而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需要清楚地认识“文革”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应该看到它的表现，也看到它的实质。那种表面上的彻底决裂只是一种假象。

“文革”的确高举着“破四旧”的旗帜，而且的确对文化竭力破坏，但需要注意的是：破坏者手中的武器是什么？其目的是什么，结果又怎么样？它的确进一步导致了道德的堕落，把中国传统本来具有的遮羞布也撕掉了，但导致这一切的仍然是旧文化中最恶劣的部分。

它破坏的结果是除旧布新么？显然不是，在扫荡旧文化和批判“封资修”的叫喊声中，出现的是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传统的发扬光大。所以，如何认识“文革”时期的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从本质上说，那是中国旧文化中恶劣部分的一次大膨胀，是中国传统内部的又一次劣胜优汰。它的确冲击着各种旧风俗和旧习惯，但实际上不过是旧传统内部的一场拼杀。即使使用着一些带有西方色彩的名词，那也是通过将其中国化才发挥作用的。更重要的是，“文革”文化彻底扫荡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萌芽，清除了残存的现代性，使中国人又回到了高呼“万岁”的时代。

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常被作为偶像提及，但是，仔细考察他作为武器被运用的情况，却是抽取了他的斗争精神去与他的文化方向进行斗争。我相信，如果鲁迅活着，只能是革命的对象，而不会是革命的旗手。鲁迅的全部的幸运在于他已经死去。

对于中国，对于中国文化，不亲临其境，不置身于其中，是很难真正看清其真实面目的。外国人研究中国的事常常使人感觉到隔了一层云雾，因为很多东西他们很难真正弄懂。他们根据表面文字去研究中国，但表面上的东西和实际上的东西却往往不是一回事。这也是一种传统，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从表面上了解中国文化，正如从报纸上了解中国社会，是靠不住的。只从表面看中国文化，那实在是没有比它更好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时候，国家也是一片蒸蒸日上、欣欣向荣，人民也是斗志昂扬、兴高采烈。可是，只要置身其中的人，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中国并不是一个与传统决裂了的社会，一切都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表层的，一个是深层的。表层是书面上的一套，深层是地道的传统。

07

今天，一种力量正在用亚洲几个小国的成功证明他们那一代人批判传统文化之举纯属多余，而且要证明鲁迅和胡适们文化恶魔的身份。这一成功的范例证明，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是相容的，它并不妨碍现代化进程。鲁迅不相信吗？一个新的名词已经出现：“儒家资本主义”。说穿了，也就是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秩序之下进行工业化建设和发展市场经济。

据说，新加坡等国就是榜样。我却怀疑：那与传统文化相容的，究竟是不是“现代生活”？或者，那与现代生活相容的，到底是不是传统文化？那是不是一种真正的现代生活？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既然保留了传统的生活秩序，既然必须坚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必须是国家社稷高于一切，既然是按照“国家第一，个人第二”的原则拒绝承认个人的权利，那算什么“现代”生活？

我不愿承认它的现代性，因为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它所保留的，正是鲁迅所批判的“吃人”的伦理。当然，我们承认：只要能够富强，只要生活富裕，只要人能够活得好一点，能够自由和幸福，管它是什么！都是应该欢迎的。因为一切都是手段，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

我们选择某种道路，是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一个目的，如果实践证明它不能帮助我们达到那个目的，我们就有理由重新选择。西化也好，复古也好，都是手段，而目的就是走向第三样时代，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哪一条道路更有利于实现这一切，那就是最好的道路。如果能在传统的框架内获得这一切，何乐而不为？

但是，历史往往有很多假象，如果成功的榜样只是虚假的繁荣和病态的发展，它能够维持多久呢？何况，我们的目标是人，而所谓“亚洲价值”在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上面所打的折扣是那样的明显。

(文章收录于李新宇《愧对鲁迅》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