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90年春天来到重庆歌乐山下工作。这是一个纪念馆，它最通俗易记的名字叫“渣滓洞”。1963年建成开放时叫“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1984年改名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2007年再次改名为隶属于“红岩联线”的“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还有一个文物保护专用名称叫“‘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

初来时，我花了两三个月的空余时间熟悉环境，在这片2.08平方公里的文物保护区域内，到处“踩点”。沉浸在六十年代的感知氛围中，并未察觉身边笼罩着历史迷雾。三年以后，渐渐感受到了不明历史真相的压力。我的笔端每天流淌着“阴森恐怖、杀人魔窟”宣传文字，却查不到中美合作所参与杀害进步人士的细节。在气势若虹的口号之下，找不到对应的历史事实。

我冒出一个想法：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为什么要派出数以千计的军事技术专家到重庆来“迫害镇压进步人士”？这不符合历史的逻辑。中美合作所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我开始焦躁不安，迈出了探寻真相蛛丝马迹的一步。

首先熟读馆藏资料，从众多服刑人员交代材料中，看到了中美合作所的抗战史实。中美合作所气象及通讯组少将组长程浚于1959年所写的材料说：“中美合作所总部，在全中国建立有156个气象站，掌握着中国沿海及内陆、东南亚乃至部分太平洋地区的气象资料（是直接为太平洋战争服务的）。

中美合作所总部设置了强大的电讯总台，这个电讯总台拥有十余部中程发报机，具有四个方面的业务职能：第一，它与中美合作所之外的美国海军各单位联络，包括美海军基地旧金山和珍珠港的电台、包括正在太平洋中活动的美军舰队、包括太平洋战争重大战役发生地点的关岛和菲律宾的美海军电台；第二与中美合作所所内负责与美海军合作部分的外设电台，以及配合气象情报搜集交流的电台联络；第三属于所内业务范围，包括每天的气象情报传递，而当时重庆的气象总台就是美海军舰队对日作战主要气象情报的来源；第四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属于美国陆军统辖）的有合作关系的电台联络。”

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组少将组长王一心，1959年所写的材料说：“中美合作所在重庆设立的强大的无线电台，专门收听日军方面发出的密码电报，记录下来，分发中美双方的研究员仔细研译，借此侦察日军方面的军事情况。这一工作收获相当大，曾有好几种日军密码电报被侦译组中美双方研译出来，由此知道了日军的调动情况。”

从台湾的《传记文学》中看到：“从1943年春天到1945年秋天，中美合作所举办了大大小小十多个特种技术训练班，一共训练了作战部队49,180人，工作人员1,328人，与日本军队大小战斗1,877次，配合正规军抗日作战，展开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破坏日占区的交通、仓库、矿山，并援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

1993年，参加本单位与群众出版社合编《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一书，我读到公安部保存的相关资料。我还到图书馆、博物馆查阅图书资料，并和朋友互相交流信息、借阅书籍。

一些七、八十岁的当地老人，曾经指点着公路边灰砖青瓦的民国时期的平房，告诉我：“听说，那里就是中美合作所的总部办公室。”他们也曾带领我爬上歌乐山东麓的一座小山头，地名叫做狮子山，告诉我：“当年这一带有很多中美合作所的游动哨，他们背的枪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武器。”他们还指点着白公馆与渣滓洞之间的某个转弯处说：“这里是中美合作所的仓库，重庆解放时从这里搬出了很多器材。”

梁广老人1944年到中美合作所当炊事员，他说：“有400多美国人吃饭，梅乐斯也来吃过的。美国人在抗战胜利后就陆续走了，1946年5月全部走光，只留下十多人办移交。”我意识到，中美合作所与1949年深秋的大屠杀无关。 

一位做小生意的彭姓老人说，他自小生活在这里，曾跟随父辈，肩挑背扛着重物，走捷径穿越中美合作所特区，并没有遭到逮捕。中美合作所虽然保密，却并非虎穴狼窝，并非老百姓谈虎色变的恐怖之地。

我把不同来源的信息印证比较，写了一篇《“中美合作所”美方电台寻踪》，试投重庆地方志刊物《史志文汇》，刊于1994年第2期。随即《重庆民革》杂志和《沙坪坝区通讯》也转载。我颇感惊喜，原来还有一批同道者，遥相呼应。

1993年夏秋，我在单位自办的《歌乐山烈士陵园》刊出文章《中美合作所的抗日活动》。经修改充实，又以《中美合作所与军统集中营》为题，发表于《红岩春秋》2002年第2期。

邓又平、何蜀两位先生，是研究中美合作所史实的先行者。邓又平在《美国研究》1988年第3期发表了《简析“中美合作所集中营”》一文，将中美合作所与军统集中营加以区别，指出中美合作所是中美两国共同抗日的产物，与军统集中营没有关系。何蜀在《书屋》2002年第7期发表文章《文艺作品中与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将中美合作所的史实与小说《红岩》、歌剧《江姐》、电影《烈火中永生》作了切割，反响很大。他们以理性思考统领史料，开辟了清晰的导向。

何蜀是重庆史家，曾任《红岩春秋》杂志副主编。最初，我和他是作者与编辑关系。他经常给我鼓励、启发。他坚持史实原则，说话言之有据，柔中带刚，却语气平和。多次向我提供新发现的材料。那时没有电脑，有的是复印件、打印件，甚至还有手抄件，比如《史实与评说：中美合作所功罪之争》（沈愚著，许茵译，载《民国档案》杂志2002，3）、《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文强著，载《河南文史资料》第30辑）等等。曾任《红岩》杂志副主编的赵晓铃女士，给我很多启迪。

重庆图书馆工作人员也给我很多帮助。该馆设置“港台阅览室”，我读到了乔家才《铁血精忠传——戴笠的故事》和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等有关于中美合作所的抗战史实记载。

河南有一位民间抗战史家张帅，我从未谋面。他业余自费收集整理忠义救国军资料，写成《忠义救国军述论》，详细叙述了忠义救国军与中美合作所之间的关系。当时他的研究成果没有机会发表，多年后列入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他无私地寄给我收藏的初版《中美合作所志》复印件，没有封面封底，中间缺了很多页，但主要内容都在。我复印之后，又寄还给他。退休后我想打听张帅的消息，希望面谢。结果张帅离开原单位，和我失联。

华东师大教授洪小夏的论文《抗战时期的中美合作所析论》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8期。她曾到歌乐山下找我，我带着她参观这片旧址，交流很融洽。

徐军是一个泼辣的重庆妹子，1982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去美国深造。她收集中美合作所的史实，坚持从证据出发，一经掌握证据，便据理力争。一旦被对方的证据驳倒，便立即缄口不言。

张力先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参与修订《中美合作所志》，撰写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历史记忆与论述》、《<中美合作所志>出版缘起及修订再版说明》。他来重庆举办讲座，我有两次与何蜀，同他及夫人周素凤女士见面交流。拙著《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出版后，正值张力先生在重庆大学讲学，我带着新书和张先生促膝晤谈，他对书中的相关细节给予指教，非常愉快。2017年9月我和朋友去台北，大病初愈的张力先生，在中央研究院等候我们，又携夫人周素凤女士带我们游览文化景点，还请喝咖啡吃饭。

渝中区政协也给我很大的支持。我求助他们代为联系各地政协文史委，征集中美合作所在各地开办训练班的相关史实，发出7封公函，得到回应。河南政协文史委、福建省华安县政协、建瓯县政协都给我寄来了相关史料。

重庆一位文化官员，2008年秋曾经主编一套丛书，其中有一本《中美合作所的抗日活动》，交我完成。这成为我写书的契机。

当我完成书稿时，却未能参加丛书。出版商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进入审稿却屡遭否定。贵州教育出版社梁茂林先生告知，团结出版社有兴趣。我联系团结出版社社长，谈得很好，但因他们内部整顿，没了下文，失之交臂。

赵晓铃帮我联系了陕西人民出版社，他们很快和我签了合同。2012年，《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终于面世，印了5000册。一位重庆的年轻朋友到南京参观总统府，在售书部看到这本书，拍照发我。他感到很自豪。

三位学者为我的书作序，出版社有顾虑，未能采用。

最早向我约稿的文化官员写序说：“几年前，一些被扭曲的历史信息呈爆炸状态流行时，我对孙丹年女士说：会有一位勇于澄清历史的人在应该的历史时刻出现。2011年春天，当她把书稿《探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交到我手中并要我作序时，那份惊喜可想而知。……我佩服作者的勇气和智气，此二气合在一起，就叫实事求是，就叫史事求是，就叫学术良知。”

何蜀的序言说：“多年前，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会在重庆举行了一次年会，我作为应邀列席参加者，在小组讨论中讲到了对中美合作所的评价问题，介绍了中美合作所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反法西斯盟国的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作出的贡献和后来被歪曲丑化为“法西斯集中营”的情况。听了我的发言，几个来自军事院校的学者面色沉重地表示：相信你说的史实都是真的，但感情上接受不了，因为我们都是读《红岩》长大的。这个表态让我惊讶，也让我“无语”（作为历史学者看待历史不从史实出发而从感情出发），这也使我看到了长期以来一些为政治需要服务的文艺宣传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之深。

孙丹年的这本书，就承担着这样的重任。……孙丹年这本书是她退休之后独立完成的、很有意义的一项大工程。它告诉人们：历史是有真相的，真相是不可能长久被歪曲、屏蔽的，不论是出于商业目的嬉皮笑脸的‘戏说’还是出于政治目的慷慨激昂的‘正说’，真相始终只有一个。在这片领域里，总有一些不问个人得失只求还原真相的义工在默默操劳着……”

赵晓铃的序言说：“现在孙丹年写了一本书，最让我震撼的，还不是中美合作所对太平洋海战的巨大贡献，而是她讲述了梅乐斯和他带领的美国大兵在中国英勇卓绝的斗争和牺牲，他们的光荣与功勋一点不比他们在诺曼底登陆的那些战友差。……我们看过了那么多电影电视，从来没有看到过江南的敌后游击队由操着英语的美国小伙子带领着，拿着美式武器打击日本侵略者；谁知那时候，竟有上千美国人活跃在江南的敌后游击战场！……歌乐山下的故事选择了孙丹年。她不仅是不再撒谎，而且要寻找真相，这是一本可靠可读的书。她说‘胆怯地伸手，悚然叩问历史’，不是在海峡这一边长大的中国人，不能体会这‘胆怯’‘悚然’背后的辛酸与心悸，将作者探索真相的困难，内心的纠结与挣扎让读者一揽无余。”

周永林老人年逾九旬，曾任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他说，中美合作所是抗日的，作用是正面的，我们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他告诉我：八十年代，他的亲属随政府代表团访问美国，接触到美海军高层人物，美方直接了当地质问：“梅乐斯只是我们一个普通的海军军官，你们为什么把他说得那么坏！”质问具有正当性，这在当时只有极个别人能够认识到，即便认识到了也没有机会发言。正是因为有周老和其他朋友的不懈支持，我才能克服困难，写出这本书。

书出版后，我首先想到周老。那天，我打电话要给周老送书，他高兴地说“快来啊”。愧疚的是，因为路不熟，拖延了时间。等我到达，大门为我而虚掩，周老在桌前颓然而坐。几年不见，老人家面庞松弛下垂，眼睑浮肿，好不容易站起来了，却挪不开步，靠拐杖支撑着迎接我。一尘不染的桌面上，摆放着一盘葵瓜子、一盘花生，和沏好的茶。他费力地对我讲，这本书出版，算是完成了一件大好事，是重庆史学界的一件大事。

孙曙先生是南下干部，于1949年12月接管中美合作所旧址，作为亲历者，曾对旧址的历史真相提出过很多意见。他的好友杨慜先生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2013年8月，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1943-1946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纪实》，史料翔实，内容厚重。杨慜先生惠寄我一册，特意打电话告知，他视我为同道。

迷雾渐渐散去。我和同道，终于合力还原了一段历史的真相。

2023年8月20日（来源：丁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