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南开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涉及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撰有《帝国黄昏：大清帝国最后的一抹笑容和悲怆》《大梦谁先觉：近代中国文化遗产发掘》《走过荒原：190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中国共和那一天：晚清民国变局真相》《故园往事》《鲁迅的选择》《愧对鲁迅》《叩问陈独秀》《走进胡适》《鲁迅经典语录》《呐喊点评》《中国当代诗歌潮流》等。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鲁迅大全集》全33卷（与鲁迅之子周海婴合作）等。

1902年，蔡元培与蒋智由等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同时创办爱国女学，任校长。南洋公学退学的学生无处可去，他建立爱国学社，任总理。正是在这时候，蔡元培逐步成为革命者。他后来说过：“我在南洋公学时，所评改之日记及月课，本已倾向于民权女权的提倡，及到学社，受激烈环境的影响，遂亦公言革命无所忌。”

在此期间，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张园演说。张园，是上海市中心的一个公园，坐落在与南京路毗邻的静安寺路，园内绿化好，而且有广场、小楼、凉亭、会场等。张园演说是由中国教育会主办的，发起者和主持者就是蔡元培和吴稚晖。

据俞子夷回忆：“从此学社风气大变，倡言革命已经胜过求学。上课时谈，课余时亦谈，社内谈不过瘾，每星期总有一二个政策在张园公开演讲。除预定演讲者一二人之外，任何人随时可上台讲，所讲问题不同，但中心思想总离不开排满革命……从泥城桥福源里至张园有相当距离，学员数十人，穿上操衣，成双行队伍沿静安寺路开正步走去走回，认真，热烈，大家的心目中，演讲会是一件大事，比功课不知重多少倍。”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培养了大量杰出人才。

张园演说必然引起当局的注意。5月，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接连致函江苏巡抚恩寿，指出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要求“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需要严办的名单开了多次，第一次是4人：蔡元培、吴稚晖、钮永健、汤尔和。第二次是6人：蔡元培、陈范、吴稚晖、冯镜如、章炳麟、黄宗仰。

5月26日，外务部致电沿海各省督抚，说上海有人“创立爱国学社，招集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应该“查禁密拿”。湖广总督端方接外务部电后于5月28日致电军机处，说“上海有爱国学社诸生借俄事为名，在张园演说，议论狂悖，即经电江宁查禁拿办”。正在这时，《苏报》顶风而上，于是《苏报》案发生，章太炎、邹容进了监狱。因为《苏报》案发生之前10天，蔡元培已经去了青岛，因而躲过一劫。

风波过后，他又返回上海，以女校为据点，继续从事活动。首先是创办《俄事警闻》日报。接受《苏报》的教训，不再直接倡言革命，而是选了“俄患”这个题材，在政府外交失败、任由俄国占领东北的事上做文章。像当时一些报纸一样，该报也不再使用清朝皇帝纪元，而是用干支纪年，下面注以西历。该报出了73期，到1904年2月26日，改为《警钟日报》，篇幅也增加了一倍。

这时的蔡元培工作十分繁忙，不但要承担编务，过问印刷，还要撰写稿件。据回忆，他当时剪了短发，穿着德国装，外罩棉大衣，编辑部没有火炉，他却每晚撰写两篇文章，一篇文言文，一篇白话文，以致手上生了冻疮，带了只露出手指的半截手套。马叙伦去看他，发现他隆冬之日“仅服薄棉袍，长才蔽膝，受寒，流涕不绝”。

蔡元培一生中最激烈的岁月是1904年到1905年。留日学生组织的抗俄义勇队受阻，改为军国民教育会，却仍遭压制，于是由公开转入秘密，由地上转入地下。该会决定“鼓吹、起义、暗杀”三项并举，因而组织了暗杀团。暗杀团以杨笃生为首，主要成员有何海樵、苏凤初等，都是蔡元培的朋友。

蔡元培成了暗杀团在上海的负责人，从他后来的自述可见：“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蔡元培领导暗杀，亲手制造炸弹，而且请章士钊、陈独秀等人前帮忙，这一切都似乎不可思议，却是蔡元培履历中重要的环节。

革命低潮中，蔡元培带着倦意赴欧留学，却没有忘记初衷。众所周知，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主持的《新世纪》是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文化革命的旗帜和重镇，而蔡元培正是与李石曾、张静江同船到巴黎去的，而且一直与吴稚晖保持着联系。

据李石曾回忆，《新世纪》创刊之际，“吴、张两先生与余负责，孙、蔡二公作精神之呼应。”时至今日，说到新文化运动，人们一般是从《新青年》说起，其实，文化革命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开始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伦理革命，也就是陈独秀所说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伦理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三纲”。而在1907年，《新世纪》已经发表过《三纲革命》，对旧伦理发起了全面的进攻。《新青年》以批孔著称，而《新世纪》早已发表过《排孔征言》。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新文化建设必然要两次提上议事日程。1912年1月，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面对清朝学部所定的教育宗旨，首先废除的是“忠君”和“尊孔”两项。他的理由是：“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然后他加进了“公民道德”一项，又加进了“美育”一项。他解释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揭示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他清楚地知道，公民道德教育与政治是相关的。他说：“世所谓最良政治者，不外乎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为鹄的。最大多数者，积最少数之一人而成者也。一人之幸福，丰衣足食他，无灾无害也，不外乎现世之幸福。各人 一人幸福而为最大多数，其鹄的犹是。立法部之所评议，行政部之所执行，司法部之所保护，如是而已矣……一切隶属政法之教育，充其量亦如是而已矣。” 增加美育，理由是美育更超越，可以超越政治之上，造成完美之人格。

1912年2月，他与唐绍仪、宋教仁、汪精卫等人发起成立社会改良会。社会改良会的《宣言》说：自吾人企画共和政体以来，外人之觇吾国者，动曰程度不及。今共和政体定矣，吾人之程度果及与否，立将昭揭于世界。从之多言，于吾无加损也，而吾人不可以不自省。盖所谓共和国民之程度，固不必有一定级数，而共和思想之要素，则不可以不具。尚公德，尊人权，贵贱平等，而无所谓骄谄，意志自由而无所谓徼幸，不以法律所不及而自恣，不以势力所能达而妄行，是皆共和思想之要素而人人所当自勉者也。我国素以道德为教义，故风俗之厚，轶于殊域，而数千年君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同人以此建设此会，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条举若干事，互相策励，期以保持共和国民人格，而力求进步，以渐达于大道为公之盛，则斯会其嚆矢矣。

 鉴于数千年君权之影响之下的国民文化素质状况，抱定“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之宗旨，这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蔡元培和汪精卫等人看重的，也是“人权”与“科学”。在他们所订立的章程中可以看到：“成年之后有财产独立权”，“个人自立不依赖亲朋”，“实行男女平等”、“提倡自主结婚”、“承认离婚自由”……由此可见，《新青年》所做的，只是对现代国家理念和社会伦理规范的重申，并不是全新的创举，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所致力的，是蔡元培等人曾经进行而没有完成的文化革新事业。

（来源：大家谈名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