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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民-国-望远镜）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赴日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仪式。除了政治访问，他还参观了日本新日铁、松下、日产汽车等公司，并乘坐了从东京到京都之间的新干线高速列车。
 

邓小平回国后不久，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一环，决定积极 “利用外资 ”，包含利用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

70年代后期，日本的福田纠夫、大平正芳两届内阁都致力于进一步拓展中日经贸关系。1979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表明了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的意向，并表示日本将提供对华ODA（官方援助贷款），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努力提供帮助。

于是 , 1980年双方签署了第一批“日元贷款协议 ”。中国政府接受了日本政府 500亿日元的贷款 (按当时汇率约合3. 3亿元人民币 )。这笔日元贷款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接受的最早、最大一笔外国政府贷款。贷款包括扩充北京到秦皇岛之间的铁路、建设秦皇岛港口，建设湖南五强溪水电站等6个援建项目。

为了改善中日关系，1984年由中国官方组织了声势浩大的3000日本青年访华交流活动，总策划人就是当时的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胡锦涛。中方邀请了来自日本政府、政党、青年团体、友好团体、工会以及妇女组织等300多个部门、团体和大学等3000名日本青年于1984年９月24日至10月８日访华，举行了盛大的“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活动。

1998年由两国领导人倡议的“中日青年跨世纪交流计划”启动，每年有100名日本青年应邀来华访问。2004年，“中国青年地方邀请计划”在国内进行大规模公招，其后每年有70名中国青年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选拔方式赴日进行为期23天的友好访问。2005年，为促进中国中小企业家的成长进步，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开展了对话世界知名企业的系列活动，东芝、松下等日本知名企业的会长应邀来华，与中国青年企业家展开交流。

2007年6月19日，身为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亲自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日青年世代友好联谊晚会”。这次晚会的参加者主要是当年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活动参加者的代表以及他们的子女。胡锦涛在致辞中热情洋溢地表示，23年前，我们举行了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活动，这是中日青年交流史上的一次盛会。两国青年欢聚一堂、畅叙友情的感人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岁月可以改变人们的容颜，但改变不了人间的友情。

40余年来，无论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遭遇怎样的冷暖，作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实施机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和中方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

作为援助主体，日元贷款主要特点是年利率低，通常只有1%~3%；偿还期长，通常25~30年，还包含有7~10年宽限期；而且从第三批对华日元贷款开始，实现了完全的“非束缚化”，中国可以通过公开招标自主选择提供物资和服务的国家与企业。

对华ODA始于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执行之初。截至2007年度，日元贷款累计达到3兆3164亿8600万日元。无偿资金援助累计达到1398亿3300万日元。技术合作累计金额达到1849亿200万日元（截至2017年度末）。
 

【铁路与港口】通过日元贷款实现了3842公里的铁路电气化，占中国电气化路线总长14864公里（2000年）的25.8%。利用日元贷款建设了359个万吨级以上大型船舶停靠码头，占全国总数的13%（1995年）和11%（2002年）。

【污水处理】日本为59个城市的下水道治理提供了约2000亿日元的日元贷款。所建污水处理厂总规模约占城市污水处理能力的16%。城市污水处理率从1991年的14.9%大幅提升至2008年的63%。

【植树造林】1999-2003年全国森林增加面积约为1600万公顷，其中通过日元贷款增加的面积为164万公顷，占10%以上，为沙漠化防治、土壤侵蚀防治、水患防治作出了贡献。

【消灭脊髓灰质炎、SARS对策】1999-2000年，实施了派遣专家、培养人才、提供疫苗和器材。2000年7月中国宣布消灭脊髓灰质炎。在SARS发生后，为全国367家疾病预防中心中的131家（36%）提供了日元贷款。

【教育】为全国1079所大学（2008年）中的22个省、自治区约200所高校（相当于18.5%）提供了日元贷款，完善了学校设施，实现了6000名教职员工的赴日进修。

【北京市的发展】1984年成立的中日友好医院以及1988年成立的中国最早的康复中心，都综合利用了无偿援助、技术合作、协力队等方式。日元贷款对象的第九供水厂（100万㎥/日）和高碑店污水处理厂，都占全市处理能力（250万㎥/日）的四成左右。日元贷款对象的地铁1号线（13.5km）和13号线（40.85km），占13号线运行之初（2002年）当时地铁总长（95km）的57%。

日本提供的ODA贷款主要被用于中国投资长、见效慢、收益少的基础性产业，这些贷款在国际借贷资金市场上是较难筹集到的，也是单纯依靠国内积累，数量上难以达到的资金。历年日元贷款协议总额占外国政府对华贷款总额的50％左右，日本是向我国提供政府贷款较早且数额最多的国家。

随着中日国力的逆转在21世纪初逐步体现，1999年到2000年跨世纪之际，中国军费突破千亿，“对华ODA毕业论”呼声在日本越来越高。围绕“ODA项目要不要叫停”的争论一直未停。日本ODA项目曾以1400美元的收入为界限，中国人均收入在2003年达到了1090美元，之后两三年便达到上限。

民众关心的是ODA是否能够增进他国对日本的亲善感，但面对中国民间日益强烈的排日情绪，“ODA无用论”在日本国内也随之甚嚣尘上。

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与日本警戒船发生了冲突。两国之间的领土纷争也浮出了水面。中日关系迎来转折点。

随之而来，日本国内不断有“世界第三的日本援助世界第二的中国的异议”，要求减少乃至停止对华援助的呼声高涨。迫于舆论压力，日本政府大幅削减对华援助。2017年度只剩向中国派遣医疗和教育领域专家等纯人员合作项目。 ​

2022年，日本对华ODA完全结束，对华ODA不可避免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无论如何，它都曾经为中日关系的发展作出过贡献，未来也仍将是中日关系的组成部分。

​与日元贷款援助同时进行的还有日本企业对华投资。调查显示，进驻中国的日本企业数量在巅峰时的2012年有1万4394家，随后逐年减少，截至2022年6月有1万2706家，为过去十年来最少。调查也显示，日本企业进驻地最多的是上海，有6028家。不过，与上一次调查相比减少了272家。2012年，日本对华投资达到738亿美元的巅峰，随后连年下降，2016年仅为311亿美元。

2018年1月中美之间产生贸易冲突后，日本在华企业“撤资论”“转移论”等舆论不绝于耳。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多个供应链暴露出断裂风险。

2020年4月，日本经济产业省推出“供应链改革计划”，推出两大举措，一是补贴制造业企业回归本土，对特定国家依赖较高的产品和零部件，鼓励其将生产网点迁回日本国内，其中政府负担部分搬迁费用。二是以生产设备为对象，将海外生产据点分散至东南亚等地。

同时，2020年4月，日本政府推出117万亿日元的历史最大规模紧急经济对策，日本国会也通过2020财年补充预算案，其中2200亿日元用于支持制造业回归本土，鼓励日本企业海外网点向东盟等国家和地区转移。

2020年7月，日本公布第一批补助名单，其主要对象为在华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其中574亿日元补贴57家企业从中国迁回日本国内，110亿日元用于30家企业迁往越南、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

在目前以俄乌战争为背景的国际局势下，出现了以欧美企业为中心的“去中国化”动向，日企也开始关闭或迁移中国境内工厂，调整产业链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