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的一声枪响，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比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更早的是，四川爆发的以“破约保路”为宗旨的保路爱国运动，点燃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熊熊火焰。

“一条路，和国家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甲午战争后，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辛丑条约》、《马关条约》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签订。台湾被割让，青岛被租借，整个辽东半岛也被划为势力范围，中国无权过问……。中国人民开始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当时的铁路就像今天的互联网，是缔造富强的基础，通往现代的希望。也许正因为如此，几乎每个国家都把铁路视为经济命脉。

1903年，锡良到四川担任总督，一路艰辛后抵达成都，深刻地体会到了“蜀道之难”。锡良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向光绪皇帝呈上奏折，希望川人自筹资金修建一条铁路，以改变出川难的现状。锡良呈给光绪皇帝的奏折很快得到回复：“铁路允准商办，庶政公诸舆论！”

很多晚清有识之士认为，铁路一定要商办，一旦让外资进入，那就意味着中国的主权受到了侵害。当时流行一句话“路亡，国亡！”

铁路修建，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来筹集筑路的资金。当时的四川，为了偿还《辛丑条约》高达4亿5千万两的赔款，每年要额外拿出220万两白银。每个四川人，哪怕是耄耋老者，襁褓中的婴儿，也人均半两。负担之重，仅次于江苏，位居全国第二。重压之下，四川人，将希望寄托于铁路。为了完成这条启动工业、通往富强的现代“蜀道”，绅商变卖了家产，农民抵押了土地，甚至，乞丐也拿出了一天的乞讨所得。

而与此同时，湖北总督张之洞向英德法借钱，准备修筑宜昌至广水段(湖北境内)的铁路。帝国主义列强就利用清政府财政困难进行要挟，迫使清政府订立了铁路借款合同，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根据借款合同，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不但掌握了铁路权，而且还要以湖南、湖北两省的盐税厘金作为抵押，所以，所谓铁路“国有”，不但剥夺了中国人自办铁路的主权，而且实际上是把川汉、粤汉铁路完全拍卖给帝国主义了。

清廷劫夺商办铁路的“上谕”传到成都时，身居四川省咨议局和川汉铁路公司要职的立宪派绅商立即写文章，发通电，开会演说，指责铁路国有政策未经咨政院议决，违背法律程序，痛陈取消商办铁路是“务国有之虚名，坐引狼入室之实祸”，强烈要求清政府“俯顺民情”，收回成命，维持商办原案。还恳请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代奏，乞求清政府暂缓接收川汉铁路，并用现金如数退还川路股款。但四川的两名驻京官员的建议却让本来已经剑拔弩张的局面雪上加霜，他们建议清政府不要给四川人民退还筹资款，而是把这笔钱纳入国有铁路股份。面对如此现状四川人民的情绪彻底被激怒了。义愤填膺的成都人民开始罢市、罢课。每天，每条街道上都有人在做演讲，“死生祸福，誓与川路共之。”

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们迅速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同志会像雨后春笋般在成都各地成立，每条街道上都有同志会组织，甚至连妇女和小学生也组建了保路同志会，不到10天，保路同志会的成员发展到10万人。

1911年9月7日，时任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了四川保路同志会，四川省咨议局、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的首脑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颜楷、胡嵘、江三乘、叶秉成、王铭新等人。消息迅速传开，各街坊传告各铺家坐户，潮水般地涌进督署请愿。面对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赵尔丰发出令人发指“拥挤上院，格杀勿论”的指令。血腥的屠杀并没有没有遏止人民的反抗，就在成都血案发生的第二天，各地同志军便纷纷揭竿而起，猛扑成都。

保路风潮遂由同志会的文明争路演变成全川同志军的武装大起义。这次起义给革命党人极大的鼓舞，坚定了革命党人发动湖北新军举行武昌起义的决心，对辛亥革命起到了先导和促进作用，是四川近代史上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