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孙中山的那些事儿——“九一八”事件与《中日盟约》

（来源：2023-10-04今日头条，作者：袁来如此003）

在南京临时政府存续的一个多月中，孙中山、黄兴与日本方面同时展开多项借款谈判。

一是担心其它列强联合干涉，二是因为陆军大臣的强烈反对，日本政府最终决定停止资助孙、黄。没有金钱军火的来源，孙中山被迫下台。

随着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三井公司应内田良平之请借给黄兴的30万日元、森恪通过萱野长知借给黃兴的15万日元、以及藤濑政次郎付给孙中山满洲借款和汉冶萍公司借款的200万元首付都打了水漂。

日本朝野对未能得到满洲、汉冶萍铁矿和铁路路权且损失巨款的结果强烈不满。黑龙会写道：

“中国一次革命因袁世凱之出现，变成种瓜得豆之结局。我国志士原期待革命成功后，日支国交可得以調整，满洲问题可以解決，故而不惜为革命党付出大量援助。值此际却不得不对以往之对支政策加以重新检讨。……革命之结果以枭雄袁世凱独得渔翁之利而告终，受我国志士多方援助之革命党一派，竟甘於不彻底之妥协。……我国志士吟味以不妥协之妥协而完成革命之经过，不由生出意犹未足之感叹。……历来即给予革命党以几多同情之我国志士，于是不得不重新返回冷静自我之立场，以之考察中国问题。”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山本权兵卫内阁顾虑英美干涉决定继续奉行与英美协调的政策而下令不准日军介入，但在华日军不顾政府命令，派军舰将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国民党骨干接到了日本。

日军这样做是因为，大陆扩张派准备推翻袁世凯，要留着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作为人才储备。

孙中山不甘坐等起用，主动向日本政府提出计划。

1914年4月，他致函第二次上台组阁的大隈重信首相，向大隈建议：

“日本地力之发展已尽，殆无盘旋之余地，支拉则地大物博，而未有以发展之。今使日本无如英于印度，设兵置守之劳与费，而得大市场于支拉，得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然而日本若仍用目前对支之拉政策，则决不足以语此。

何也？现在支拉，以袁世凯当国，彼不审东亚之大势，外佯与日本周旋，而内阴事排斥，虽有均等之机会，日本亦不能与他人相驰逐。近如汉冶萍事件，招商局事件，延长煤油事件，或政府依违其议，而嗾民间以反对，或已许共权利于日本，而翻援之他国。彼其力未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之向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然且不免利用。所谓战国时纵横捭阖之手段对待日本。设其地位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可以断言。

故非日本为革命军助，则有袁世凯政府在，其排斥日本勿论。夫惟民党握中国之政柄，而后中国始有治安可言也。民党（国民党）抱有主义，为求其之必达，生死以之……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支拉不能以一日安。要之，助一国之民党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为非常之人，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

7月，一战爆发，日本决定趁机扩张，同时决定起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

于是，黑龙会召集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备忘录》中说明：

“从袁世凯迄今为止的态度来判断，我们知道他在外交交涉方面往往采取权宜的策略。虽然在外表上可能对我们表示友善，实际上他将依靠不同列强的势力作为对我们最方便的牵制而拒绝我们的要求。”

“日本帝国政府既然认为支持中国人是无可推诿的，那末我们应该使中国革命党人、宗社党人以及其它失意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骚动。整个国家将陷于混乱，袁政府将因之垮台。那时我们将从四亿中国人中选择一位最有势力、最著名的人物，帮助他组织新政府，统一全中国。同时我国军队必须协助恢复全国的和平与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这样中国人便乐于顺从新政府，而新政府自然信任并依靠日本。”

“我们认为目前是我们唆使中国革命党人及失意分子起事的最适当时机。这些人目前之所以不能进行积极的行动，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如果帝国政府能利用这一事实，给他们以贷款，并教唆他们同时起事，极大的骚乱和混乱必将普及全中国。我们就能出来干涉并轻易地调整关系。”

8月，在日本对德宣战，出兵占领德国的势力范围胶东半岛及其胶济铁路的背景下，孙中山向头山满提出了发动“三次革命”计划，再向犬养毅表明：

（犬养毅，日本近代三朝元老重臣）

“此时若在中国内地发生动乱，必给日本外交带来极大好处，为此日本政府务必支持中国革命，此点请阁下予以关照。”“如若此次仍不能筹足所需资金，即便附加任何条件，也靠阁下在日筹款。”

10月，内田良平向元老及大隈内阁提出了《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日本应强硬要求中国政府兑现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上作出的承诺，聘请日本军事、财政、教育等顾问，采用日本兵器，将福建海港租借给日本，给予日本铁路建筑权和矿山开采权等等。

依据孙中山致大隈重信函、内田良平的《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中日交涉事项决书》及日军参谋本部的《中国问题处理大纲》等几个文件，日本外务省整理出《对支政策文件》（《二十一条》草案），报大隈内阁会议获得批准。

（内田良平，日本黑龙会的创始人）

11 月，驻山东德军向投降，日军占领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及其附近区域，攫取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加藤外相命驻华公使日置益拟向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

日置益提出两项压迫建议：

“将出征山东之军队留驻现地，显示我国威力，以使其感到我方之军事威胁；煽动革命党和宗社党，显示颠覆袁政府之气势，以威胁之。”

加藤外相批准了日置益的附加建议。

（黄兴，民主革命家，同盟会创始人之一）

当月，在美国的黄兴通过北美洪门的冯自由向孙中山传话，反对与日本黑龙会合谋压迫北京政府：

“慎勿驱虎进狼。”

李根源、程潜、熊克武、林虎等前叛乱骨干也在东京发出联名通电申明：

“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若不成，政于何有？”

冯自由、林森、谢英伯、钟荣光等人响应黄兴、李根源等人的主张，联合致电孙中山要求：

“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一致御侮。”

1915年 1 月，袁世凯政府照会日本政府，要求日本从山东撤军。

日本拒绝了中国政府的撤军要求，日使日置益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二十一条》（《觉书》）。

日置益刻意在交涉细节上表现对中国的倨傲与高压，不通过中国外交部，坚持在袁世凯总统接见时直接面交，选用印有机关枪和军舰的水印纸书写《二十一条》，并威胁说：

“奉政府训令，面递条款，愿大总统迅速商议解决，并保守秘密，否则须对后果负责。中国革命党与日在野人士过从甚密，势力甚大，倘袁政府不表示友好，则日政府实难控制革命党不在中国行事。”

此言道出了日本朝野豢养革命党的用意。

《二十一条》分为五号：

第一号内容为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第二号关于“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共七款；

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权益共二款；

第四号关于“切实保全中国领土”，规定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一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共七款，规定日本在华享有一系列特权，包括中国政府须聘日本政治、财政、军事、警察顾问，设立日中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采买日本材料等等。

《二十一条》内容是日本对中国的强权压迫，但条条都是孙中山主动提出的内容。

1897年，孙中山在接受内田良平测试时就承诺革命后割让满蒙予日；在同盟会总理任上，他长期依靠出让满蒙予日的承诺筹款；在南京临时大总统任上，在与日方多项借款谈判中承诺予日汉冶萍公司权益等一系列在华特权。

事实上，《二十一条》主要内容是孙中山信函中的内容。

正因为如此，三年前代表日本方面与南京临时政府谈判的三井物产会社职员森恪、《顺天时报》的龟井陆良、《大阪朝日》的神田正雄、《大阪每日》的丰鸣舍松、楢崎观一、《时事新报》的小川节等名记者，以及大谷光瑞师的幕僚渡边哲信、正金银行支店长实相寺贞彦等人为首的日本民间人士积极支持政府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

以他们为代表的日本民意认为日本必须强硬完成交易。

对于日置益当面递交的刻意压迫与威胁，袁世凯恰当应对，并不当场阅看，回应说：

“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愿，但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汝霖）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

在日置益离去后，袁世凯在《二十一条》文件上批下：

“荒唐荒唐！实堪痛恨！”

他明确表示其中第五号没有讨论的余地。

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后来披露：

（莫里循，民国总统政治顾问）

“总统保证说，决不同意那些条款，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他表示，有消息说日本以30万日元资助中华革命党军攻打政府军。”

随后几天，袁世凯连续召开内阁会议商讨应对。他在会上说：

“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予见此四条，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

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后，袁世凯采取了五项对策：

其一，拖延开始谈判，让外交部长孙宝琦称病请辞，指派总统府外交顾问陆征祥接任外交总长，以新任总长须对案件加以研究为借口拖延，以便摸清日方的意图。

其二，亲自向日本军事顾向坂西利八郎表示：

“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绝不作高丽第二。”

其三、请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回国，向元老松方正义侯爵和山县有朋公爵探询日本政府意图。

其四，密电冯国璋联合十九省将军发通电，声称拒绝日本要求，不惜一战，以增强谈判地位。

其五，不理会日本的保密要求，向中外报界透露《二十一条》内容，动用民意拒日。

（陆征祥，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

会议期间，外交部成立了外长陆征祥、副外长曹汝霖、参事顾维钧等人组成的最高规格研究小组，征求英美国际法专家的意见，紧张研究对策，并向中国驻外使团发出指令，要求他们群策群力，帮助政府应对。

2 月 2 日，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与日本方面代表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高尾亨开始了秘密谈判。

按照预定的拖延对策，外交部将原定的每周谈判五次减为三次，后再减至每周一次，谈判代表顾维钧每次长篇开场白，然后用茶，尽量占用谈判时间。

与此同时，曹汝霖秘密电令驻日公使陆宗舆面见日本外相加藤高明，要求日本”

“留亲善余地。”

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时，日本仅以一至四号通知了英、美、俄、法四国，而将《二十一条》中最重要的第五号对四国隐瞒，要求中国政府将第五号保密。

（顾维钧，民国第一外交家）

袁世凯派顾维钧化妆进入英、美使馆，直接将“第五号”透给英美；同时将《二十一条》内容泄露给报界，冀通过列强施压日本及借助国内民意和舆论对日周旋。

《二十一条》被披露出来后，各地民众掀起了请愿，要求政府拒绝日本的强权压迫，上海民众成立了“国民对日同志会”、“外交后援会”、“救国急进会”，杭州民众成立了“爱国会”，山东民众成立了“救亡团”，江西妇女成立了“妇女救国会”，广东商界成立了“中华商务救亡会”，四川民众成立了“国事研究会”。

一时，抵制日货运动席卷全国。

欧美列强也猛烈抨击日本的行径，英国驻日大使葛林赴日本外务省声明：

“英国政府对日本‘漏告’要求条款之第五号深表遗憾，同时照会日本政府声称：长江流域铁路，中英已有成约，‘请勿相侵’。”

美国国务卿拜兰针对日本的《二十一条》提出“不承认主义”，既不承认日本以武力改变中国现状的一切行为与政策。

日本政府对美英的立场回应说：

“可以降低要求，第五号是希望条件。”

对于袁世凯不理会日本保密的要求披露《二十一条》全部内容之举，日本方面按照日置益的建议，以换防为名增兵东三省、山东、天津等地相威胁。

日军逼华升级之际，孙中山在日活动也在升级。

孙中山担心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条件后，他和他的中华革命党唯恐被抛弃，于2月5日与日方代表满铁株式会社的两个重要人物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等签订了与《二十一条》规定日本全面控制中国政、经、军的《中日盟约》。

作为回报，犬冢信太郎先是拿出几万元现金由山田纯三郎转交给回国组织革命活动的陈其美、刘大同、蒋介石等人，随后又经山田纯三郎之手交给孙中山三十万元。

孙中山订立《中日盟约》的消息传出，海内外华人一致谴责，黄兴、李根源为首的欧战研究会谴责孙中山助日亡华。

2月25日，黄兴、陈炯明、钮永建，柏文蔚，李烈钧等五位“二次革命”骨干联名发表了“不倚赖他族”长篇通电（有电），在其中为癸丑之役自责并谴责孙中山“倚日”道：

“兴等无状，与父老兄弟别亦既两年，前此粗疏缪戾，国人所以切责兴等者，皆一一深自引咎。……至言假借外力，尤为荒诞。兴等固不肖，然亦安至国家大义蒙无所知？窃览世界诸邦，莫不以民族立国。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依赖他族，国必不保，殷鉴未远，即在平南。凡此所谈，五尺之童可以具知，乃烦兴等言说短长，实为遗憾！……须知革命者，全国心理之符，断非数十百人所能强致。辛亥已事，即为明征。国人既惩兴等癸丑之非，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今虽不能妄以何种信誓宣言于人，而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获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重以吾国元气凋伤，盗贼充斥，一发偶动，全局为危，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谅。”

发表有电的同时，黄兴连发两电给孙中山，斥孙：

“效法平西（平西王吴三桂），以图一逞。”

孙中山拒绝黄兴的劝告，于3月14日致函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催促将《中日盟约》稿送交日本外务省，并表示：

“贵政府与袁政府的交涉手段，只能暂时给日本带来收获，却必定会使日华之疏隔日益扩大，而《中日盟约》，则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两国友好问题。”

孙中山签署《中日盟约》后再次获得了大笔金钱资助，其中包括实业家久原房之助提供的140万日元和三井物产联络孙的中间人犬冢信太郎经手的100万巨款资助。

孙中山收钱后给资助者提供了签名收据，保证借款由他主政后偿还（久原在1965年去世时仍保留着孙中山签署的多张巨额收据）。

孙中山的筹资行动还包括，请求财界元老涩泽荣说服陆海军省，向他的讨袁战争提供援助；会见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要求向他的中华革命党提供支持；向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商讨出让商业经营特权事宜，谋求金钱援助。

孙中山在日活动为日本迫北洋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的谈判增加了筹码。

日置益向中国方面主动透露了《中日盟约》动议以迫袁世凯从速签订《二十一条》，否则将与孙中山展开谈判。

日本的筹码确实让北洋政府谈判代表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内阁阁员们一致斥孙：

“效法吴三桂，引外兵扰乱本国。”

袁世凯因应黄兴等“二次革命”骨干自责的通电取消对黄兴等人的通缉，表示欢迎他们回国效力，并许以政府高职。

黄兴再声明与孙中山决裂：

“从此决不轻言国事。”

在军事上无力抗争的情况下，袁世凯在不与日本摊牌的前提下据理力争，拖延谈判时间，采取各种手段对日周旋，包括将日使所递交《觉书》刻意写在几页“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的纸上”的细节也泄露给了新闻界，以利用民间力量和抵制日货的浪潮协助对日交涉。

曹汝霖次长后在回忆录中披露，袁世凯特派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打探日本天皇会否因谈判破裂而决定出兵。

当得悉日皇尚未获悉《二十一条》内容，大隈重信首相以政府名义提出《二十一条》有先斩后奏、事成邀功之意时，袁世凯说：

“得要领了，得要领了。满洲以外的要求，当然半个字也不能答应。”

对于北洋政府将《二十一条》内容泄露，日本提出抗议，指责对舆论采取不加管制的宽松政策。

陆征祥答辨道：

“现在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

这里，陆总长讲的是实话。民国政府刚刚于1914 年 12 月公布了《出版法》。这部《出版法》继承了清政府1908 年《大清报律》的办报自由原则，规定“出版之文书图画，应于发行或散布前禀报警察官署，将出版物以一份送该官署，以一份经该官署送内务部备案”，明确宣告办报无须政府批准。

在北洋政府就 《二十一条》对日艰难周旋的四个月中，民众掀起了全国性的爱国运动：

十九省都督表示坚决支持中央政府对日交涉，要求拒绝向日本武力屈服；商民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上海商会成立了虞洽卿、董少严、王正廷为正副会长的“劝用国货会”，推动全国抵制日货，使日本对华出口减少过半；绅、商、学各界联合在张园举行了有四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总统府每天收到大量表达支持政府对日交涉信件、电报。

日本在华各大商行向东京施加压力，指责政府向中国提出侮辱性要求导致了中国人仇日。爱国运动极大地帮助了政府的对日交涉。在国际上，陷于欧战的协约各国为争取日本支持而默认其对华压迫，没有加入欧战的美国一面对日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提出抗议备忘录，声明：

“对于中日两国政府间已经缔结或行将缔结的任何协定或约定，凡有损害美国及其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损害中华民国之政治或领土完整、损害门户开放政策一概不予承认。”

一面向中国政府暗示对日施压到此为止。尽管如此，美国的声明极大地帮助了中国政府，迫使日本删去了袁世凯表态没有谈判余地的第五号及列强各国申明不接受的部分内容。

多年后，陆征祥披露袁世凯就《二十一条》对日交涉的艰难写道：

“袁世凯总统于接到日使这份要求文书后，曾苦心研究，逐条亲批讨论的办法。双方虽不断会谈，但一直拖延至3月8日，仍无结果。

日置益遂于是日往见曹汝霖次长，带着恫吓的声明道：

‘会议迁延，使日本国军民，势难再忍耐，若于数日内对于重要各条无满意之承认，恐生不测之事！’。

但彼时我方派赴日本游说之有贺长雄，正奔走于元老派之间，日本内阁之凶焰，似已稍戢。

事态僵持到4月26日，日置益提出了日方最后修正案24条，务请我方同意，同时，日本于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亦派军舰游弋，关东宣布戒严，日侨准备撤退，一时空气紧张，人心惶惶。我方在此最后关头，亦于5月1日也提出了一项最后修正案，静待日方答复。

不料到了5月7日，日置益终于向外交部递送了最后通牒，内容如下：

‘帝国政府因鉴于中国政府如此之态度，虽深惜几无继续协商之余地；然终眷眷于维持极东和平之局面，务冀圆满了结此交涉，以避时局之纠纷。于无可忍之中，更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省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定外，其它五项可承认与此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因此中国政府亦应谅帝国政府之谊，将其它各项，即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第五项关于福建省公文互换之件，照4月26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任何之更改，速行应诺。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行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

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宣称除第五号各项允许以后再行协商外，限四十八小时完全应允，否则‘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颁布关东戒严令，命令山东和奉天日军备战。日商纷纷回国，日舰队游弋于渤海，进行武力威胁。

8日下午，袁世凯总统在总统府召集会议，商讨对策，副总统、国务卿，左右丞，参谋总长、各部总长，各院院长、参政院议长、参政、外交次长、府秘书长、院秘书长等皆列席。会前，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曾来访我，劝我国最好接受日本之要求，以避免危机，日后整军修政，埋头十年，可与日本一算旧账。我往列席袁总统所召集之会议时，特将英使朱尔典之言面告袁氏，袁氏聆悉后，显得万分痛苦，并沉痛地说道：

‘今日只有忍受奇耻，接受日本要求，誓与国人群策群力，不做亡国之民。’”

顾维钧披露袁世凯5月8日主持决策会议的情况说：

“袁世凯问陆军总长段祺瑞，日本如果出兵我们能抵抗多久？段回答：最多48小时。袁世凯沉默。”

最后，袁世凯通告接受最后通牒决定说：

“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尽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归还中国。在南满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警察法令及课税各条亦与中国人一律。因此，与初案相比已挽回许多……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

（梁士诒，民国初期著名经济家）

参加会议的梁士诒后来回忆说：

“袁总统悲愤陈词，衣沾涕泪。与会者或怨愤填胸，或神气惨沮。”

5月8日会后，陆征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奉命将修改后的《二十一条》送往日本公使馆。

曹汝霖回忆当时的情景写道：

“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准备接受最后通牒的消息传出，国人不了解《二十一条》交涉的艰难，不相信政府的解释，指责袁世凯卖国。

各城市爱国团体纷纷集会，反对承认《二十一条》。

上海各界召开国民大会，到会数万人，一致表示拒日到底。

各地青年学生尤为悲愤，有的愤而自杀，有的断指写血书，有的要求入伍杀敌。

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各学校每年以５月９日为“国耻纪念日”。

北京各学校学生议决，每日课余诵最后通牒一遍，以示不忘国耻。

汉口、镇江、汉阳、福州等地，相继爆发反日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