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继(zhangxueji)，男，1963年5月出生，湖南金竹山人。现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浙江理工大学、宁波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常务理事，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山文化交流协会理事，浙江省知识界人士联谊会理事等。出版著作《陈其美与辛亥革命研究》、《出版巨擘张元济传》、《兵学泰斗蒋方震传》、《陈立夫大传》、《张学良全传》、《黄郛传》、《白崇禧传》〈《袁世凯幕府》、《张作霖幕府》等十余种。

黄兴与陈其美均是辛亥革命时代的风云人物，他们两人的关系经历_从密切合作到分道扬镳的演变，这种离合关系的演变在辛亥革命史、中华民国史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由于种种的原因，学术界对黄兴与陈其美的关系一直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1991年，著名历史学家萧致治教授主编的《领袖与群伦——黄兴与各方人物》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伟人风范》，叙述黄兴与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蔡锷等辛亥革命时期四位领军人物的关系；第三部分《黄兴与全国志士》，收录黄兴与胡汉民、陈天华、谭人凤等五六十人的关系；第三部分《黄兴与其他人物》，叙述黄兴与谭延阅、汪精卫、李燮和、陈炯明、杨度等人的关系。可以说，与黄兴有关系的人物基本上都有了，但偏偏缺了黄兴与陈其美一篇。笔者当时翻看这本著作之后心想写黄兴的人际关系怎么可以不写陈其美？但笔者转而一想，萧教授是国内研究黄兴的著名专家，他不可能认识不到黄兴与陈其美关系的重要性的，肯定是有意回避了。然而，历史事实却是无法回避的，不会因为你刻意回避而消失。研究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如果回避了黄兴与陈其美两人的关系，好多问题就说不清楚。笔者觉得，黄兴生前的兴衰成败乃至身后的荣辱都与陈其美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鉴于此，笔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抛弃对历史人物的好恶感情，对黄兴与陈其美关系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进行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一 、辛亥革命前后黄兴与陈其美的密切合作

黄兴(1874-1916)，字克强，湖南长沙人。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孙中山任总理，黄兴任协理。黄兴成为与孙中山并称的革命运动领袖。

陈其美，字英士，浙江湖州人。15岁到离湖州不远的石门县城内当铺“善长典”做学徒，一直干了12年，直到1903年春离开，到上海投奔他的表叔、潮州帮丝绸业资本家杨信之，在杨信之开设的同康泰丝栈任助会计。1906年夏，在三弟陈其采的资助下赴日本留学，初人东京警察学校，后入东斌学校。黄兴与陈其美的交往始于何时，现无文字可考。黄兴是同盟会的二号领袖，1907年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后，黄兴代理孙中山的职务，主持同盟会的工作。有关著作均说陈其美是1907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的。这年，李烈钧与黄郛奉黄兴之命召集已经加入同盟会的陆军留学生建立了同盟会的外围团体“丈夫团”，参加者30余人，陈其美不在其列。陈其美因为参加革命较晚，在日本留学期间还是一个名气不大的人物。笔者估计，陈其美在日本即使没有与黄兴见过面，但一定听说过黄兴的名字，肯定知道他的同盟会领袖身份。1908年，陈其美从日本回到上海。因为他与上海滩上的湖州帮、宁波帮资本家及士绅有同乡甚至亲戚关系，陈其美很快在旧中国最大的码头上海站稳了脚跟，并且在上海的青洪帮成员中树立了某种权威地位。

日本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因为领导层意见分歧长期处于涣散地位，宋教仁、谭人凤等经过长期的策划后从日本回国，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取代东京同盟会总部成为领导长江流域革命运动的指挥中心。在上海建立革命组织，陈其美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中部同盟会总会的核心人物是宋教仁。台湾学者王聿均先生形容宋氏“慎思明辨，富于分析力及判断力，对于问题，往往能视其大全，得其精要，他是一位极富理性、高瞻远瞩的政治家。”

宋教仁之外，最重要的恐怕就是陈其美了。王聿均先生指出“宋教仁是划策者,陈其美则是实行家”，“他们两人实为中部同盟会最重要的人物，也可说是两大柱石。辛亥革命的参与者对陈其美在中部总会的特殊作用另有更形象的描述：“原来辛亥革命时期的第二流领袖沪军都督陈其美，是上海青帮的大头目。上海的戏园里、茶馆、澡堂里、酒楼、妓院里，无论那个角落都有他的党羽。所以一辈革命同志无论有什么活动都要拉他入伙，尤其是辛亥年中部同盟会之成立，大家都要依靠他作台柱子。”中部总会选举出的领导人名单是：陈其美为庶务，管理一切不届其他各部的事务；潘祖彝为财务管理筹款事务；宋教仁为文事，管理参谋、立案、编辑及其他一致事宜；谭人凤为交通，管理联络各等社会及会籍、选举、纠察、赏恤、通讯等事务；杨谱笙为会计，管理会计收支事务。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指出：“总理暂虚不设，留以待贤豪，收物望，有大人物出，当喜适如其分，不至鄙夷不屑就也。黄兴获悉中部总会成立的消息，立即从香港致信祝贺。10月6日，黄兴又致函陈其美、谭人风、居正、宋教仁等，要他们吸取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注意纯洁组织，防止内奸，并严明纪律。信中最后说：“弟必待外款稍有眉目，方能前来。惟才识浅陋，恐不足补其万一；觉公如鄂事紧要，即不必来港，列公酌而行之，弟必赞同也。”由此可见，同盟会中部总会没有选举总理，实际上是对黄兴虚位以待，是奉黄兴为领袖的。因为中部总会与黄兴有密切的联系，而与孙中山则并无任何联系，而且中部总会公开宣布与孙中山直接领导的南部分会为“友邦”：

陈其美的关系是在这个时候正式建立起来的。在中部总会的领导和推动下，长江流域的形势发展很快。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在部总会的推动下，成立了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推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湖北方面并派居正、杨玉如赴上海采购手枪，并邀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赴武汉主持大计。当时黄兴还在香港，武昌起义因突发事件不得不于1911年10月10日提前突发。23日，黄兴抵达上海，在陈其美寓所与陈其美、宋教仁等中部总会领导人开会决定：柏文蔚、范鸿仙等前往南京，运动新军反正；陈其美、杨谱笙等留上海，主持上海起义行动；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赴汉指挥全局。25日，黄兴乘坐从上海红十字会租爿的船前往武汉。

11月4日，光复会与上海商团共同斗光复了上海。11月6日，陈其美与上海绅商及团领袖合谋，以权谋手段剥夺上海光复的最大功臣上海临时总司令李燮和的权力，以炸弹逼迫绅商与商团领袖承认他为上海最高领导，迫绅商与商团领袖承认他为上海最高领导人——沪军都督。

陈其美夺取上海这个最大的舞台后，地位更加重要。这个时候，陈其美与在武汉督战的黄兴是相互配合的。特别是在同盟会与黎元洪集团及立宪派、反正旧官僚派、光复会上层等形形色色的反对派势力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中，黄兴与陈其美等紧密配合，进行了坚决斗争，捍卫了同盟会的领导权。当时，黎元洪集团与立宪派、旧官僚上层合流，企图以黎元洪的湖北都督府为临时中央政府，奉黎元洪为总统。黄兴主张成立孙中山为总统的中央政府，并派专人于11月10日将电稿送至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让他发电报“催孙中山返国”。11月16日，陈其美发表通电，公开主张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陈其美又致电各省都督，称“大统领一席，非孙中山莫属。”出了同盟会的主张。12月2日，东南重镇南京光复，陈其美与宋教仁等当即决议将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由武昌改为南京。当陈其美听说黄兴在湖北督师失利将要来上海时，陈其美立即表示：“克强为革命军领袖，果来，吾辈当竭诚欢迎之，并以全力拥护之。”12月1日，黄兴抵达上海。“英士及上海同志欢迎拥护，一如其育。”陈其美等人主张临时中央政府设在南京，并由黄兴担任大元帅。这个主张遭到黎元洪集团、立宪派、反正旧官僚、光复会上层等势力的强烈反对。浙军参谋葛敬恩回忆说：“革命军既下南京，革命党人内部问题不断暴露。……推举大元帅一事，一部份人主张推黄兴担任，一部分人则主张推黎元洪，我们浙军中的将领主张黎的居多。……朱瑞主张就很明朗，我们的司令部因设在省谘议局，来访的人更是络绎不绝，都想说服浙军表示坚强主张，借以增加自己势力。袒黄兴（亦即袒孙中山）、袒黎元洪，一时闹的不可开交．光复会分子反对同盟会日益露骨，鼓吹分家，我们成了此等人的对象，”对于这场激烈的大元帅争夺战，身临其境的王有兰回忆陈其美等人主张临时中央政府设在南京，并由黄兴担任大元帅。这个主张遭到黎元洪集团、立宪派、反正旧官僚、光复会上层等势力的强烈反对。在这场艰苦的较量中，陈其美凭借沪军都督府的有力地位，坚定捍卫同盟会的主张，大力支持同盟会领袖黄兴，成为同盟会方面的顶梁柱。这场斗争的最后结果是，黎元洪被推举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决定大元帅不能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时，由副元帅代行职权，基本上实现了由同盟会主导临时中央政府的目标。12月25日，孙中山自法国巴黎取道香港来到上海，受到陈其美与黄兴及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他们随即在上海商量成立中央政府事宜。12月29日，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南京临时政府时代，黄兴与陈其美是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在临时中央政府内，黄兴担任陆军部总长兼参谋部总长，实际上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军政事务。用张继的话来说是：“总理在临时总统期内，中央政府的军政事务是：“总理诸事由克强作主，（孙中山）在临时总统期内，诸事由克强作主，总理毫未改本来面目在地方，陈其美主持的沪军都督府则，为各方政治军事总枢纽”。孙中山甚至称赞陈其美在上海是“一木之支者”。这个时期，黄、陈两人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这个时期，黄、陈两人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

1912年6月14日，黄兴辞去南京留守府留守职务。8月1日，陈其美辞去沪军都督职务。9月5日，应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邀请，黄兴与陈其美从上海联袂前往北京与袁世凯相见，共商“国是”，两人在天津、北京等地逗留了近1个月，共同出席了许多活动。10月5日，两人又联袂离开北京南返，这是黄、诸事由克强作主，这是黄陈在一起活动最长的一段时光。

1913年3月20日晚，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裒世凯指使的刺客击中，因抢救无效，宋教仁于22日晨4时40分在上海铁路医院去世。宋教仁在临终前，陈其美与黄兴各执宋教仁的一只手，再三安慰他：“钝初！放心，我们要代你报仇的！”宋教仁去世后，嫉恶如仇的陈其美连呼“此事真不甘心！此事真不甘心！”陈其美与黄兴、谭人凤，于右任等将宋教仁人殓后，陈其美又与黄兴主持稽查宋案凶手。3月22日，黄兴与陈其美联名致函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卜落斯总巡，悬赏白银1万元侦缉宋案凶手。一般说来，蓄谋已久的政治谋杀案是难以破案的。袁世凯相信这一点，所以在宋案发生后亲自导演了一起贼喊捉贼的闹剧企图瞒天过海欺瞒国人。袁世凯未料到，陈其美在上海滩经营多年建立起了广泛的人脉关系，很快使宋案凶手人赃俱获，袁世凯主使行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二，宋案后黄兴与陈其美因意见分歧 终至分道扬镳

宋案真相大白，国民党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的关系彻底破裂。袁世凯凶相毕露，以出卖国家利益为代价从西方列强手中借到2500万英镑巨款，准备彻底镇压国民党。国民党上层领袖面临生死存亡的艰难抉择。

得到宋教仁遇刺身亡的消息。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于25日回到上海。当天晚上，孙中山、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国民党领袖在上海黄兴的寓所商讨对策，结果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岐。黄兴主张按照法律程序推倒袁世凯。黄兴的意见占了上风，孙中山先发制人的主张被否决。国民党方面在力争以法律解决宋案的同时，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军事上的准备。1913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在上海召于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孙中山、黄兴、陈其美与安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湖南都督代表周震鳞、广东都督代表覃鎏钦等参加了会议。孙中山在会上仍主张立即兴师讨伐，但黄兴仍以袁世凯逆迹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事变。与会的高级将领均同意黄兴的意见，陈其美也倾向黄兴的主张。他们认为：“我方兵力不能敌袁，与其速战失败，莫若练兵观变，袁尚不敢过于轻视。”孙中山无法坚持自己的主张。

6月9日，袁世凯悍然下令罢免国民党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稍后又相继罢免了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人的职务。袁世凯对国民党地盘的剥夺，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做出最后的抉择：是束手待毙还是背水一战？此时陈其美与孙中山一样被袁世凯的步步紧逼激怒了。孙、陈均主张不计成败与袁世凯一决雌雄。孙中山说：“不战，必然要被消灭；战成败未可知。与其不战而被消灭，不如战败而发扬我们的革命精神。”陈其美在上海与日本有吉总领事谈话中也表示：“本人自始即持稳健意见，但现若仍旧不作改变，徒自招灭亡而已。……我党现亦分为稳健、过激两派，前者恃议会，虽欲成事，亦鲜见成效。即如本人，最近亦至于不得已而与之以过激之说。孙、黄二君多年流浪于外国，实际之见机不敏。去年之革命，亦系按我等人之手所计划者，孙、黄不过中途返国而已。因而孙此次广东之行，与其预期相反，因两三旅团长被收买而丧胆，透露完全失望之口吻。黄则徒然多疑，坐失良机。此无非通晓国内之情况而已。余等实际当事者，尚未至十分悲观云云。透露无论如何计划进行武装抵抗之口吻。”陈其美对黄兴仍持稳健态度极为不满，在与有吉总领事谈话时，“频频谓黄兴之徒，名曰自重而迟疑不决，结果误却大事。”

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起兵讨袁。国民党经过数月来的痛苦选择，终于打响了武装反抗袁世凯的第一枪。至此，黄兴已别无选择。7月15日，黄兴抵达南京出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7月18日，黄兴委任陈其美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这次讨袁战争很快失败。7月22日，袁世凯下令褫夺黄兴等3人的荣典军职。命令称：“黄兴、陈其美、柏文蔚逆迹已著，所有从前所颁荣典军职一律褫夺。其附逆之徒，该部查明，一律办理。此令。”同一天袁世凯下令通缉黄兴、陈其美、柏文蔚。7月31日，袁世凯悬赏缉拿江苏、上海的讨袁军将领，袁世凯开出的赏格分别是：黄兴拾万元，陈其美伍万元，黄郛贰万元，李书城贰万元，而且规定“不论生死，一体给赏”。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领袖流亡日本等地。8月18日，孙中山抵达日本东京。27日，黄兴也抵达日本东京。革命失败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的革命斗争，这是非常必要的。但孙中山在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时，不顾阶级力量对比悬殊等客观原因，过分强调革命党人的主观因素，并由此不恰当地追究黄兴的责任，两人为此产生了严重冲突。据说，黄兴到日本后第一次前去见孙中山时，即“大被痛骂。”黄兴虽然“温温自克，不一校”。但自此后，“孙、黄裂痕显然。”

在关于今后的行动方针上，孙中山乐观地认为“袁世凯现在表面上虽然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但实际上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因此，他号召革命党人以激进主义从事“第三次革命”。黄兴则认为，“二次革命”时革命党拥兵数万，据地数省，尚且失败；今天亡命海外，“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黄兴认为，此时如果和袁世凯硬拼，只能徒然白白送掉热血青年的性命，于事无补。因此，黄兴主张在革命时机未成熟前应该从长计议。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熊克武，李根源、钮永建、林虎、程潜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均，赞同黄兴的缓进主张。关于国民党存废问题，孙中山称：“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党员不听号令，这个党我不要了。”他要解散国民党，组织中华革命党。黄兴不同意解散国民党，主张对国民党加以整理。孙、黄各执一词，形成僵局。

孙中山不顾黄兴等人的反对，决定抛弃国民党，组织中华革命党。孙中山提出三条建党方针，（一）改变不服从领袖的心理，绝对服从党魁命令；（二）使以前散漫的组织变得严密起来，团结起来；（三）把党内一切不革命分子、不纯粹的分子排除出去，正本清源。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自拟定了入党词，严格规定：凡欲加人中华革命党者，无论其在党的历史及资格如何深久，皆须重新填写誓约，井加按指模以示坚决。孙中山解释说：“立誓约，订新章，一切皆有鉴于前车，而统一事权、服从命令为主要”，而要入党者在誓约上捺指模，是为了克服异党人据，以伪乱真的现象，同时也表示加入革命的决心。孙中山的主张得到了陈其美，戴季陶等激进分子的坚决支持。10月3日，陈其美抵达日本东京。10月7日，陈其美偕戴季陶等进见孙中山，两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达成一致。陈其美认为：“二次革命之发生，由于第一次革命之敷衍妥协，而第二次革命之失败，由于我党之不统一。其原因皆由渚同志不能奉先生之教令，往事具在，后之进行，须鉴前车。欲革命之能达目的，非此不可。

见当天，即由孙中山担任介绍人兼主盟人，陈其美与戴季陶、田桐、范光启等加入中华革命党。

陈其美对黄兴在“二次革命”中的迟疑不决本来已很不满，对于孙、黄的争论，陈其美毫不保留地站到了孙中山一边，成为孙中山最坚定的拥护者和支持者，他“力排众议，主亟进”。他还“到处奔走，要大家赞成，凡不赞成加人的同志他就大肆攻击。”陈其美的这种激进态度彻底堵死了孙中山与黄兴之间妥协调和的可能，处境尴尬的黄兴不得不于1914年6月30日离开日本这个是非之地，准备前往美国、欧洲考察，让孙中山、陈其美放手去实施他们的第三次革命计划。至此，黄兴与陈其美终于分道扬鐮。有学者指出，二次革命失败后陈其美之所以成为孙中山激进路线的坚定支持者，就在于他们有着相同的政治风格。“孙中山总是喜欢冒险，他相信冒险可以创造机会。陈其美也喜欢冒险。他在北京时，在国民党议员的欢迎会上曾表示，自谓夙性冒险，故十年来破坏有余，今后敬与同党诸公当仍策力从事建设。建设不成，他就重新走上冒险的革命道路，同黄兴的稳健拉开了距离。”7月18日，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任总理，陈其美任总务部部长，在党内地位仅次于孙中山。在孙中山授意下，陈其美于1915年2月4日写了一封4000余字的信寄给在美国的黄兴。这封信的主旨，是要黄兴无条件地服从孙中山的领袖权威革命需要有权威的领袖。但是，领袖权威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需要有群众基础，需要有成功的事迹表现，领袖需要在实际斗争中有比一般干部高明的事实表现。陈其美在信中说：“中山先生之智识，遇事烛照无遗，先机洞若观火”。这样的话未免离事实太远。陈其美企图以简单的方式来树立孙中山的权威地位，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陈其美这封信成为20世纪初鼓吹政党领袖独裁与党员干部盲从领袖的第一份历史文献。

中华革命党时代，孙中山、陈其美等继续沿用辛亥革命时代的旧模式，一味地寄希望于以单纯的军事冒险以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这样的路线策略是不可能成功的。黄兴看到了反袁与反清的不同，他坚决反对这种飞蛾赴火式的单纯军事冒险去从事反袁，应该说是正确的。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租界被袁世凯指使的特务刺杀身亡。黄兴获悉陈其美遇难后，不计前嫌，立即给孙中山发去唁电。8月13日下午，由孙中山、黄兴等63人发起，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尚贤堂隆重举行“陈英士先生暨癸丑以后殉国诸烈士追悼大会。孙中山因病未能出席，大会由黄兴主持并致词。黄兴指出：“有诸烈士之牺牲其身，而后能再造民国；今后亦须有牺牲之精神，而后能使民国巩固。”黄兴还写了两副挽联追悼陈其美。多年奔走革命积劳成疾的黄兴在上海病逝。随着陈其美、黄兴相继去世，两人的是非恩怨，历史作用将留待后人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