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这段时间，叶德辉就《四部丛刊》选择版本的方针致函夏剑丞，版本大致有三类：旧本（古本、善本）、校刻本、注释本。叶希望“每种书三本兼采”，如果一定要只选一种，“惟有存旧本去校、注本，俾读者先得有用之本，再别求参考之书”。

6月2日，张元济接到叶德辉来信，叶建议《四部丛刊》如需借他处藏书影印，应“尽就近易借者借之较简便，亦较迅速”，“总以借得瞿书为功之半，江南图书馆次之”。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建立起的“涵芬楼”，十几年来收购古籍数目可观，但还无法与晚清四大藏书楼的规模相提并论。这四个藏书楼中，杨氏海源阁在山东聊城，既无旧交，也路远不便；陆氏皕宋楼藏书已在十几年前售至日本；而瞿氏铁琴铜剑楼，和收购了丁氏八千卷楼的江南图书馆都在上海周边，这两处收藏的善本可以满足《四部丛刊》的多数需求。因为商务印书馆与南京军阀一直关系良好，借影江南图书馆藏本不成问题，叶德辉的主要建议是让张元济再托缪荃孙联络铁琴铜剑楼的第四代传人瞿启甲（良士）。缪荃孙是光绪朝进士，曾任国史院总纂，先后创办了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当时流寓上海，也是《四部丛刊》最早的发起者之一。

　　缪荃孙向张元济谈起《四部丛刊》选本的方针。缪认为“尤以不拘《书目答问》本子为最要”。《书目答问》是当时最重要的工具书，直到今天也是目录学经典著作，题为张之洞所作，实际上是缪荃孙代办。缪说当时作《书目答问》“以通行本子为目的，使人易得”，但对于现在将要影印的《四部丛刊》，他主张“现新出好本多于往时，尤以精本为主矣”。关于版本方针，茅盾回忆商务印书馆内的“当权者派”主张选用善本影印，但也有人主张用铅字排印更便利和普及的带有考证汇注的本子，这就是《书目答问》会为一般读书人入门所首先推荐的版本，他们还讥讽前者是“制造假古董者”，双方争论近半年之久。

　　其实无论使用哪种方案，对于中国古籍的出版而言都将是一个创举。但是，当时恐怕再没有其他出版人能像张元济那样与旧书业、藏书家有深刻的交往，能够合公共图书馆与私人藏书家、企业之力汇集善本加以影印了。商务的《四部丛刊》最终选择前一方案，而中华几乎同时推出的《四部备要》丛书则基本是后一方案。

　　确定选取善本的版本方针后，另一个问题则是收录哪些书。8月，张元济与沈曾植、缪荃孙讨论《四部丛刊》书目，沈、缪两人都提出经史子集四部中，前三部选书过少，而且前三部内无清人著作，集部却有很多清人文集，也显得体例驳杂。因此打算删去清人的文集，增加宋金元人文集，也可以收入一些两宋词家专集。

　　对这个做法，后来叶德辉又写信讨论。他说“为流通古书起见，不得不有利市之心，但利市之法在投人所好”，而当时人们普遍重视清人诗文集，如果能“类聚一编，触手皆备”，一定会吸引购买。《四部丛刊》的定位是精善之本，很大程度上就是宋元旧本，清人著作在这种版本定位下有些尴尬。叶德辉提出，“只宜取有用之书，兼及宋元明本，不能因有宋元明本，遍印不急之书”。

　　藏书家“知其必不长为己物”

　　叶德辉、缪荃孙代为联络瞿氏后，10月9日，张元济与叶德辉、孙毓修启程到常熟拜访铁琴铜剑楼。这是张与瞿的初次见面。后来，张元济与瞿氏父子围绕善本影印展开了十数年交往。

　　而联络铁琴铜剑楼主人的缪荃孙，1919年初曾重病，“呕血盈盆”，幸亏医治及时，逐渐恢复，但也卧床数月，精神今非昔比。6月缪荃孙给张元济的信谈到“病后万念俱灰”，刻书工作亦拟停息，又欲售书数种与商务印书馆。本来双方协定1800元，但过了一阵，缪又因为在讨价还价时搭入了一部《剡源集》而后悔。与缪接洽的孙毓修向张元济商量此事。这部《剡源集》是何焯借得明嘉靖以前旧抄本校在此本之上，除了改正讹夺，还补足《唐画西域图记》后半和12篇佚文。不过这一校本已经在光绪年间刊刻。最后张、孙决定加价60元，购入这批藏书。

　　缪荃孙给自己的藏书做了详细的解题目录，因为他很早就相信藏书聚散无常。他自言是在庚子事变时第一次感到“如李易安所云‘四顾茫茫，盈箱溢篋，知其必不长为己物矣’”，因而决定自编书目，“他日书去而目或存，挂一名于《艺文志》，庶不负好书若渴之苦心耳”。缪荃孙先编成《藏书记》，后来又有《续集》与《再续记》。《藏书记》印成后，张之洞曾问缪：不畏人指名而索耶？”缪则回答：“本是待价而沽耳。”后来书归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应是很理想的归宿了。谁又能料到十余年后，东方图书馆与涵芬楼的藏书竟被付之一炬。　12月，缪荃孙病重，21日早间张元济登门拜访，“其家人以垂危告”，又见到“门内置纸糊轿马多件，似已预备后事”。次日，缪荃孙去世。张元济撰挽联回顾与缪的交往，题记：“壬辰通籍，甲午先生归田，奉教之日浅。辛、壬间先生载书来沪，互相通假，获益不少。山木遽坏，能弗泫然。”1919年尾，筹备数年的《四部丛刊》终于撰定印行启事，由王秉恩、沈曾植等25人署名。署名后识云“缪筱珊先生提倡最先，未观厥成，遽归道山，谨志于此，以不没其盛心”。

缪荃荪是清末涌现的一位文献大家，一生集收藏、校勘、纂述、刻印为一体，是传统学术文化的殿军的人物。他不仅是张元济敬仰的前辈，也和张元济周围文化、学术界的许多朋友交往很多，属于老一辈人物。不过，时机和事业没来得及让他走出旧学的圈子，因而今天似乎成了被人们遗忘的对象。清末最后三十年中，曾存在过一大批这样的名家硕学，他们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所从事的学术文化活动，在许多方面超轶前代，有的乾嘉诸老皆不及。社会的变革和动荡推动着这批文化守望者的行动力度，有些甚至甘愿一生苦守，贫苦终老。

缪荃荪，晚清旧学与士大夫的典范，一位全身散发着古典灵光的学术人物，旧式校书、刻书之殿军。新文化到来之前去世，七十六岁。从年齿、科名及仕阶而言，是张元济的长辈，俨然两代人。张元济投身商务印书馆，矢志教育，成为现代出版产业之魁首。辛亥革命前后，他在出版方向的选择上发生了巨变，从热衷于西学传播拓展为收藏、刊刻古书。在这个转变中,对他有着重大启发和推动的人物，就是缪荃荪。

一、书林出德星

缪荃荪（1844-1921），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江苏江阴人。1844年出生，1864随父入川，客居达十年之久，1867年中举。1876年，第四次参加会试，成功登顶，殿试后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先后参与《顺天府志》、国史馆编纂。但他不乐仕途，十余年间，以求学为务。受时风影响，尤好金石碑版之学。1888年，出都南归，先后讲学于南菁、钟山诸书院。1889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大兴文教，调缪荃荪襄助之。在张之洞的调度下，1901年任职江楚编译局、江南高等学堂、三江师范学堂。1907年筹办江南图书馆,该馆于1910年11月开放,缪荃荪初为馆长。宣统元年（1909年）9月9日，任命为京师图书馆正监督,开始筹办京师图书馆，凡居金陵近二十年。

辛亥革命前夕，他告假南归，全家窜居上海。1914年3月清史馆赵尔巽为馆长,并聘请缪荃荪、夏孙桐、柯劭、张尔田等纂修清史。1915年缪荃荪进京，任清史馆总纂之职。“侨居海上,生计毫无,不得不出(书)以易米,直有指名以索者,亦有待价而沽者” [1]。缪荃荪晚年生活十分困苦窘迫,只好以卖书、刊书、校书为生。一直到“五四”运动那年年底去世，以文化遗老之身，在上海生活近十年。

《清史稿》将《缪荃荪传》附在《张之洞传》后，除了他们事业上的关联及学术上的递进，更主要的是缪荃荪一生得益于张之洞，始终追随张之洞。。张之洞由封疆大臣的身份主持江南文运，并进而影响中枢文教，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时代所热议。废科举之后，又设存古学堂，以保持固有文脉。他倡导之功巨大，而保存立业实少，缪荃荪则是受其影响而矢志保存文脉之传人。他是张之洞学术思想和文化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并入贽为弟子。1873年，张之洞充四川学政期间，缪荃荪为其代撰《书目答问》。缪荃荪居京后，张之洞北上充文渊阁校理。1881年，张之洞开始抚晋，迈向封疆大臣之例，依托张的名望、地位和认可，使缪荃荪在文化学术领域得以大展。1909年，张之洞故去，他已是六十七岁的老人，失去事业和生活所依。

1900年庚子事变，两宫出离皇宫，天津也遭到屠戳，上海成为王公贵族和失去所依的名士大家避居之所。东南地区的动荡又加剧了各界向上海集中迁移，更由于工商业阶层的升起和租界的存在，上海成为新兴之都。在这样的背景下，缪荃荪来到了上海，而他生活讲学的土壤早已不存在了。所见旧籍，弃之如弊履。

缪荃荪曾为张之洞代撰《书目答问》：“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不朽者，莫若刊布古书之一法。”这其实就是缪荃荪的主张，不啻是夫子自道。作为鉴赏家、校勘家的缪荃荪一生几乎在为各界名流刻书、印书，从四川到北京前，他已刊刻了大典的典籍。居金陵十年间，更是专注刻校旧书，居沪后，更是大力鼓动爱旧学者从事收藏和出版。缪荃荪一来上海，就与流寓上海的遗老们往来。这些遗老大多是清末学政两界人士，学问宏富，门第显贵。如缪荃荪和盛宣怀有深交，他在江苏主持学堂时，常和盛宣怀相聚。在盛宣怀招饮的席上即常有缪荃荪、沈曾植、张元济、蔡元培等，其中不少也是张元济过从甚密的朋友，因此在学术讨论和饮酒雅集间得以相识相交，同出翰林院的身份更是拉近了他们的距离。以他为中心的一批旧学之士，当时如盛宣怀、刘承幹、张钧衡、傅增湘、陶湘和张元济无不受其影响，或请益学问，或聘其主持。

实际上，以缪荃荪为中心的团体一直存在的古籍出版中心，“沪上富人之藏书刻书，亦皆先生有以倡之，得不谓为书林德星欤？[2]”由名宦巨富出资，缪荃荪择本校勘，采用影写和传抄的方式，由高手雕版刻写。如姜文卿、李贻和、俞春峰、陶子麟、饶心舫、丁绍裘、夏炳泉等高手均曾与其合作过，不过他们太慕古尚旧，全用木刻，或影写，或摹刻，且都以家刻或丛书的形式，构成了那个时代采用传统方式出版古书最大、最后的群体。

缪荃荪是一个纯学人、藏书家，著述、藏书、刻书写尽他的一生，。“恪守乾嘉诸老学派，治经以汉学为归。”缪荃荪最为世人所熟悉的是为张之洞代撰《书目答问》，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作有《艺风堂文集》、《艺风堂老人日记》、《艺风堂藏书记》八卷、《续记》八卷、《再续记》不分卷、《艺风堂读书记》四卷,为私人藏书家编有《嘉业堂藏书志》《适园藏书志》，另编有《江南图书馆善本书》《清末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开国内善本书馆藏目录之先河。关于文献方面，除自撰有《艺风堂题跋》外，另辑有《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荛圃藏书题记》《荛圃刻书题记》《红雨楼题跋》，还编有《续碑传集》《南北朝名臣年表》《常州词录》等。

二、文化存遗绪

张元济一生创办过三个图书馆，通艺学堂即有图书室之设，其后是涵芬楼暨东方图书馆，第三是合众图书馆，这些都与缪荃荪一脉相承。

张元济曾致信缪荃荪：“南北两个馆先后建设，后生小子得闻先圣之遗绪，识固有之文明，不致徇外而忘已，皆老前辈之赐也。”“晚颇拟劝商务印书馆抽拔数万金收购古书，以为将来私立图书馆张本，想老前辈亦乐为提倡也。”[3]端方之“宝华庵”、巴陵方功惠之“碧琳琅馆”，南海孔广陶之“三十三万卷楼”，乌程蒋氏密韵楼、扬州何氏悔余庵以及荆州田氏、海宁孙氏先后归馆。缪荃荪之“艺风堂”所遗藏最后的归宿即是涵芬楼。

张元济创设图书馆，缪荃荪建议他多备通行书。对此，张元济完全认同，但也向他表明心志：“难得之旧本，昔无公家之保存，将来终归澌灭。” 1909年，张元济正式对外设立涵芬楼之际，缪荃荪正主持江南图书馆与京师图书馆的建设。此时他有机会到铁琴铜剑楼观书，着手影抄瞿氏秘本。张元济闻之，特委托缪荃荪代为抄录。

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至十二月，缪荃荪因得机缘请求同样嗜古的两江总督端方拨款七万三千元，购得丁氏八千卷楼嘉惠堂几乎全部藏书，八千余种，60万册。丁氏世代藏书得以保存、没有散佚，而且为正在筹划建设的江南图书馆张本奠基，缪荃荪也成为成职掌这一盛业之人。经过三年努力，1911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这也是清政府办成的最后一件公共文化事业，成为促成京师图书馆发端的重要事由。由于丁氏后人丁立诚曾跟随缪荃荪校刻《常州先哲遗书》，故得此机缘。

张之洞主持学部时，开始着手京师图书馆的创建。1909年9月，缪荃荪被任京师图书馆监督(即馆长) 着手京师图书馆的筹备工作。大量调入和采进了古籍、善本、孤本、抄本和金石拓片。继承皇家藏书,包括宋皇家缉熙殿、元明皇家珍藏到清代皇家珍藏，先后调入翰林院《永乐大典》、国子监及南京的全部旧藏,接管内阁大库的旧藏,新获敦煌经卷,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收购南陵徐氏积学斋、归安姚氏咫进斋等藏书,大批善本珍本百川归海,为京师图书馆古籍善本甲于寰宇打下了基础。

1905年商务印书馆合资后，资本实力大增，达100万元，至1914年夏瑞芳去世前，已达200万元。印刷力量与最新技术并进，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张元济收购古书，刻印古籍提供了保证。张元济曾有文回忆道：“余既受商务印书馆编译之职。”“每削稿，辄思有所检阅，苦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乃思访求善本及收藏有自者。”“乃倡言收书。”[4] 1909年，正式以“涵芬楼”命名。取含善本书香、知识芬芳之意。1911年2月出版的《涵芬楼藏书目录》已达七千五百多种。

涵芬楼从收集善本古籍开始，凡遇国内各家藏书散出总是设法搜罗。继而中外图书兼收，日本、欧美各国每年出版的新书亦尽量购置，其收藏量远远超过各家公立图书馆。在外文书刊方面，涵芬楼收藏有数套欧洲科学杂志，收集了全套的荷兰《通报》。除书、报、杂志外，涵芬楼还收藏了5000张照片、地图、图表和绘画。到1924年，涵芬楼藏书已经达到463083卷，成为当时最大的藏书楼。尤以收藏各行省尤其是边远地区的2641种地方志为特色。

张元济为商务购书，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地方志，这构成东方图书馆藏书的一大亮点。后来张元济回忆，民国之初市场上的方志“初每册值小银钱一角，后有腾至十百者”。在书市还笼罩在传统目录学评价体系和善本赏鉴风气里的年代，方志不是抢手货，

1925年，又以十六万元盘购蒋汝藻的密韵楼藏书，共得宋本563册，元本2097册，明本6752册，抄本3880册，成为涵芬楼设立以来最重要的大宗收藏。张元济决定把它改组成公共图书馆，对大众开放。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议用累积的资金11万银元兴建一座五层混凝土大楼——定名为东方图书馆。

东方图书馆是商务印书馆的自营机构，对外开放，具有大众性、全面性，成为当时上海地区最大的图书馆。随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而壮大，也为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提便利条件。共藏书有3745部，35083册，其中宋本129部，元本179部，稿本71种、抄本460种、名人批校本280种、明本1449部，清本138部，另有方志2641部，25682册。1932年东方图书馆被炸时，几乎全部焚毁。这些尚不包括已经购入而未经整理的江阴何氏4万册藏书。

三、丛刊得四部

在缪荃荪用旧法刻书之前，张元济早已在出版上大显身手。不过，他所着力的是教科书和西方翻译作品，这和缪荃荪的做法相比完全是一新一旧，不能相提并论，但形式上的旧并不意味着文化价值低。张元济本来是饱读诗书的翰林，似乎从这位纯旧式的学人前辈身上受到了启发，他要用新法来传承故籍。从此，张元济常向其请益，数年后则全力投身于古籍传承，并成就其辉煌的业绩。

张元济与缪荃荪早期频繁交流，但还多停留在翻印旧书阶段，张元济在入馆前十年间，也出版过《二十四史》《康熙字典》《历代通鉴辑览》《陈修园医书七十种》以及古小说等，规模不大，究为“营业计”。

早在1909年前后，缪荃荪曾建议张元济影印古书。在《艺风堂友朋手札》中，有张元济曾致信给缪荃荪多封，其中亦云：“所商影印古书一事，一再受教，谨志勿谖，此时尚应者寂寥，而鄙意期于必得，终当有翕羽之雅，慰我嘤鸣。且先生方入综上流，庶几于高瞻远瞩之余，竭力提倡也”[5]。在俩人交往中，张元济萌发了影印古书的想法，多次托缪荃荪代为涵芬楼购书。更为重要的是，张元济还得以从缪荃荪主持的江南图书馆借印珍本，希冀集两家之藏而印成套古籍。

1911年，张元济曾采用照明技术影印宋本《韩昌黎集》500套，这应当是最早的探索，其底本就是来源于江南图书馆最新所得丁氏八千卷藏书之精品。另一种是端方所藏百衲本《史记》，具体的技术操作都是由孙毓修亲自主持。当然，缪荃荪也为江南图书馆从涵芬楼抄录了不少善本。

辛亥以后，缪来到上海定居后，两人来往更为频繁。1913年，张元济致信缪荃荪，说自己对影印古书“久蓄此志”，“古籍散亡，印术日精，余恒思择要以向学者。”[6]但刻书必需先得旧本，在缪荃荪的指导下，开始着手蓄书。此后，俩人往来论学，互相赠书、借书成为常事，张元济多次请他为所藏善本作跋。

张元济刊刻古籍丛书的发韧之作是《涵芬楼秘笈丛刊》，其编辑方针实际上采取缪荃荪刊刻古书重遗文秘书小册之法，缪氏究心于稀见，那怕是残本零卷。《涵芬楼秘笈丛刊》在收书原则上以涵芬楼不传之秘为主，兼顾其他。与缪荃荪所用旧法不同，张元济采用石印。

张元济真正创新式走上传刻校勘古籍之路是在辛亥之后，而以《涵芬楼秘笈丛刊》和《四部丛刊》为标志。1915年，他终于确定：“本馆拟印旧书以应世用，拟定名为《四部举要》。”[7]这就是后来的《四部丛刊》。《四部丛刊》的刊刻是缪荃荪与王秉恩这两位张之洞门下及校刻出版大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上云：“缪荃荪先生提倡最先，未观厥成，遽归道山，谨志于此，以不没其盛心。”[8]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江阴缪艺风荃孙，华阳王息尘秉恩两先生，怂恿张菊生同年元济以商务印书馆别舍涵芬楼征集海内藏书家之四部旧本，择其要者，为《四部丛刊》，即以石印法印之。”叶德辉《致瞿启甲信札》又云：“此次《四部丛刊》之印，发端于鄙人，张君菊生同年至交，志同道合，复得缪艺风老人、傅沅叔、张季直、沈子培同年各出所藏为其襄助！[9]张元济的首肯“提倡”及叶德辉的反复申说均铭记下了这位前辈的文化情怀与出版指引。

《四部丛刊》启动之前，缪荃荪特致函张元济：“叶焕彬吏部谈过一次，知贵馆《四部丛刊》决计速办，所进要言者，尤以不拘《书目答问》本子为最要，现新出好本多于往时，尤以精本为主矣。”[10]张元济回复说：“敝处现筑新馆，刻正预备迁移，逐日将旧书移储别室。新居凌乱，俟部署稍定，再将旧抄搜集检定，至祈鉴定。”[11]

缪荃荪对张元济事业的启发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对张元济辑印《四部丛刊》有发端之举，且指点收藏门径，提供私谊之友，如张元济十分仰慕的铁琴铜剑楼藏书，为他打开这个古老藏书家大门的就是缪荃荪和叶德辉。

缪荃荪与江南藏书名楼主人铁琴铜剑交谊甚深。当年端方虽因动议设京师图书馆，欲将铁琴铜剑所藏纳入其中，缪荃荪受命而为，没有强制获得，而是折中其事，让瞿家以抄本呈上。这对于瞿家而言，是十分感念之事。当年，缪荃荪就曾想钞录铜琴铁剑罕传之本，张元济闻之，特致信缪氏，希望能借其颜面代钞一两种。但限于条件，缪荃荪影抄瞿氏藏书的目的并没有达成。1915年缪荃荪曾携弟子丁国钧等赴铁琴铜剑楼观书，故对瞿氏书最为熟悉。在缪荃荪介绍下，张元济终于赴罟里观书，实现了他求书的夙愿。对江南巍然独存的名楼。他的向往之情跃然纸上。

当然，江南图书馆还有一个文化渊源，就是易代之际，刚刚建好的图书馆失去所依，缪及所有馆员呈散。但缪对馆事犖系于心，特致函给新上任的蔡元培教育总长予以保护，这份感念也是促成了以后合作的一环。张元济校刻《四部丛刊》，首先利用的是江南图书馆所藏。此时虽然缪荃荪已经离职，但其继承主事者为其弟子陈庆年，而他所主持的《江南图书馆善本书目》是对丁氏及所收要籍的清理。

江南图书馆和铁琴铜剑楼所藏，占《四部丛刊》份额甚重，仅次于涵芬楼所藏。这都与缪荃荪大有文化因缘，瞿家的开明更为缪氏刊校取资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四、丛书有圭度

缪荃荪对张元济的影响最巨者乃是以丛书方式汇总要籍。缪荃荪作为《书目答问》的代撰人，首次在书目中标举“丛书”一类，以独立于四部之外，成为其后目录文献界圭臬。   

缪荃荪更是近代丛书出版的集大成者，他辑校自刻的丛书有：《名家词》十七种，《宋金元明人词》十七种，《藕香拾零》三十九种，《云自在盦丛书》三十五种，《对雨楼丛书》五种，《烟画堂小品》二十五种，《南菁书院丛书》四十五种（与王先谦合刻），《古学汇刊》六十种（与邓实合刻）。他除自刻丛书外，为他人校定编刻的古籍数倍于此。参与校勘或代人刻印主要有：董祐诚《董方立遗书》、姚觐元《咫进斋丛书》、盛宣怀《常州先哲遗书》、刘世珩《聚学轩丛书》《贵池先哲遗书》《玉海堂影宋元本丛书》、张钧衡《择是居丛书》《适园丛书》、刘承幹《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吴重熹《吴氏石莲庵刻山左人词》。 “举古人欲绝之迹，海内未见之本，传之艺苑，播之壤宇，俾又可绵延一百年，不致泥没，而且勘订脱讹，补缀遗逸，使后人读此一编，尽善尽美，无所遗憾。”[12]据今人研究，自编自刻书二十四种、丛书四种、代编刻书四十五种、其中丛书四十二种。[13]

张元济于古籍印行概以丛书方式推出，是缪氏学说和文献出版事业最好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当然，缪荃荪之所为，纯为学术事业，而张元济作为新晋出版家，以最新技术和商业法辅之，且更重学术。立其业，行其事，这便是现代出版家之创造与收获，而缪荃荪则仅可例为校书与刻书家而已。

张元济曾说：“余喜昔书，尤嗜宋刻。余常言一国艺事之进退，与其政治之隆坛，民心之仁暴有息息相通之理，况在书籍，为国民智之所寄托，为古今千百年之风留贻，抱残守缺，责在吾辈。”[14]他把保存文化上升到了民族传承与自守的责任上。自1903年入馆到1926年退休，他主持编译和领导商务印书馆期间，先生推届过大大小小25种丛书，其中古籍丛书又为大宗。自王云五主政后，继续走以丛书为核心的出版路线。在古籍方面不仅继承，而且创新，并主要依托张元济的参与、主持，张元济也借王云五超强的组织力而将丛书规模扩大化。他们俩共同点是策划、主导并调动社会资源、人才发展，而不是缪荃荪那样：同类人的书斋式或私藏书家式，尚珍稀而少整合的小圈子运作，张元济虽自己日夜笔耕不摄，躬自怀刊提铅，更多却的是组织馆内外人士为之购搜校勘，完全以现代方式来为文献续命，为学术奠基，为出版产业添彩。

张元济在正式确立以新法印《四部丛刊》之后，同时规划从文化再生的角度让世人见宋元古本庐山真面目，刻印《续古逸丛书》。开始他也是想用传统木刻方式来，他告诉缪荃荪：“元济拟仿《古逸丛书》之《草堂诗笺》体，或摹黄善夫《史记》。刻丛书事，久蓄此志，拟稍闲暇，将现有写本逐一检阅，选定后再祈教正。”[15]并通过缪荃荪延请陶子麟、姜文卿等刻字高手，但张元济最终还是采用石印方式，不断追时纳新，采用影印、珂罗版技术等新法之术，不一而足。现代技术让古老的文明发出熠熠之光，这些刻字高手则成了刘承幹的座上客。他自己就增募刻过《张氏涉园丛刻》，也是用旧法印行。

《续古逸丛书》启动于“五四”运动前后之新旧文化接触之时，和《四部丛刊》同步启动，专门仿制宋、元古本的单刊本。“敝处采用写真影印，与原书无毫发之异。世间溺宋之人不得见真宋本者，犹得见宋本之化身。是亦新旧文化接触以来差堪快意之事。”[16]《续古逸丛书》的出版，“仿遵义黎氏之例，博访罕传珍本，辑为《续古逸丛书》，求集腋于真影，广学人之津梁。”[17]除一种蒙古刊本及《永乐大典》本，其他全部为宋本。底本主要借中外藏家，涵芬楼及张元济自藏者入选比例很少，仅一种[18]，以傅增湘、铁琴铜剑、朱翼盦及日本所藏为大宗。[19]

《续古逸丛书》的推出，一依旧式，且多选择完整的宋刻，一律不阑入元以后之本，惟妙惟肖地加以影写。一如当年杨守敬之《古逸丛书》，印本版框全部照原式而全书用纸则统一，典雅高古。借现代技术还古书之魂，最多书后加跋或冠以前言，这样的用意，当出自张元济对杨守敬、缪荃荪等旧式刻书事业的延续和扩大。

张元济对《续古逸丛书》的刻传既遵崇缪荃荪的文化追求，完全用工匠精心打造，结合现代技术，原本要全书只求高雅，不求习见，为此不惜成本。

张元济严事校勘，更采用补配、补抄、使之系统化。采用丛书方式，尤其是采用新技术适应不同种类。面向社会各个层次，以求实用和广泛，与缪氏一味追求古雅方式大有不同。遗憾的是，缪荃荪恪守传统，在新学大潮和石印技术盛行时代，不仅没有创新，还把这种固守推到了极至，因而成了这个时期旧式文化事业的典型。

木刻和石印是他们俩人从事出版事业的不同选择。最终，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和不同的影响力。单纯以学问而言，缪荃荪作为从那个时代走出来的人物，识古、通古、慕古达到了极至，性情、学理是他们所固守的文化世界。他们所表现出的是寄托、坚守，在随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将他们扫入了历史的尘埃。于新文化诸将看来，他们俨然千年以上人物。

张元济没有走缪荃荪的老路，采用早在中国兴盛而成熟的石印技术印行古籍，因而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影印古籍成为辛亥以后商务印书馆的业务主体板块，在这种技法推动下，不断推出大型项目。在这方面，张元济无疑取得了最高最大的成就。当然，也不一定以石印新法就可以成功，关键是事业和宗旨。若从采取方式而言，罗振玉与张元济相同，学问亦深，刻书多达六百多种。[20]但以传稀、刊秘、缀残为主，目标和功用不同，达到的效果自然不一样。只有张元济成功地实现了价值和经济效益的结合，这便是他作为出版家的成功所在。

张元济识古亦出新，刻印古籍伊始即用石印新法，大工业化生产。尤其着力于社会、学术、文化等领域，其功至伟至巨！最终成为书界领袖，达到全新的高度。可以说，新技术为他提供了神助之力。

四、文化遗恩泽

缪荃荪是张元济崛起之前，他那个时代校书、刻书、藏书的杰出人物。他以他精湛的学识、广博的见闻和孜孜不卷的搜求，不仅让秘籍珍卷化身，而且对书卷本身的递藏进行深入的考校并撰述题跋，为后代提供了最具价值的学术资讯，更奉献出了他的研究成果，对此，深受学界的尊崇。邓之诚《云自在庵随笔序》中说：“一生与刻书为缘，先后刻行古书数千百种，又属为人刻丛书，且代为之跋。所藏珍本秘笈，多付之梓，不少吝惜，此事最为可法。近数十年刻书之盛，过于乾嘉，先生宣导，与有为焉。”[21]陈垣说：“艺风严生刻书勘多，嘉惠士林，有清末末叶，无与伦比。”谢国祯更说其“近代刊刻丛书，无不与艺风老人有关。”“清末东南藏书家所刻丛书多出于缪之手。”[22]其弟子柳诒徵曾述：“生平为人所编刻书甚多，率署他人名。”[23]

缪荃荪的文化业绩完全可以和张元济在古典传承方面的事业媲美，甚至更厚重。其声名一直不彰显，和张元济影响相比，一如张元济与蔡元培之间的悬殊一样。这一是因为近百年来人们关注方向大变，在逐新和讲求西学的近代，很少有人关注这份“中学为用”的努力与贡献。其实以缪荃荪为代表，在文化出版疆域内默默耕耘而付出一切的人，才是中华文化学术、不绝永续的中坚力量。他们将自己的理想、志趣和学力贡献给了文化传承大业，他们是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华典籍的守望者、呵护者、传承者。

在那批旧文化的守望者中，各人根据不同的条件和环境的，对旧文化的传承采取不同的方式。略而言之，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搜残访秘，将新发现的或新得的片纸残卷加以刊布，罗振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一类将眼光聚集在乡邦文献和自己所熟知的领域。这类最多，因之清末民初刊刻丛书之风蔚起。与张元济同年生人的徐乃昌是刻书、藏书、校书的代表。第三类人是校定古籍以供学术之助，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缪荃荪。

他既没有家插万轴的藏书，更没有稳定的职业和显赫的地位。一生漂泊在一个又一个文化圈子之中，或为人校书，或为之鉴定，或为之刊刻，对于文献传承的投入关注罕有人能相匹！他的努力大多已物化为一本又一本，一部又一部古书。还有许许多多，我们已经无从打探其学术的堂奥。因为他的学术成果因换取生存之资而为庇护者、出资者所拥有，文名不彰是他的必然命运！这也是自古以来绝学之士生活困顿而不得已的选择，更是古代动荡时期文化人的悲惨生活。

历史的存在本来就有创造者、传承者。他们是构成历史文化与进程的真正内涵，创新固然为首，传承乃至记录才是历史的常态和核心。与张元济相前后，还有一大批他的朋友却仍然采用旧法木刻方式，而且刻书种类很多，一直到抗战前。所刊丛书层出不穷，大家迭现。刘承幹不用说了，徐乃昌、缪荃荪、叶昌炽、叶德辉、卢弼兄弟，乃至后来的张寿镛都刻印过数套丛书。几乎那时的收藏、校勘大家，没有不用传统方式刻印藏书精品及自撰、校勘之作的。他们都是出于刊布传承旧籍，且很少产业化运作。由于他们固守传统的道路，最终只能是个人情结的表达和学术成果的体现，作用于学界十分有限。其中，大多数人后来依赖于《丛书集成》而化身千万得以广传，这便是大出版家与传统校勘家相区别的径野！

缪荃荪病中，张元济十分关心，大多派孙毓修去慰问。缪荃荪致信张元济：“弟病后万念俱灰，《黄圃题跋》、《小品丛书》刻完后不再刻，财力、精力均来不及，所藏亦有裨丛刊者，查出开单送阅，或倩莘翕无事来一阅可也。”[24]此时，缪荃荪预感自己已走到生命的尽头，因此，写信给张元济，莘翁即孙毓修也。晚年，他所藏的宋、元善本主要货与刘承幹和张鈞衡这些后起的豪客，而他把出版事业寄托在张元济身上。

缪荃荪去世前数日，张元济已购入缪荃荪出让的一批古籍[25]。年底，缪荃荪去世。开始，缪氏兄弟托张元济在京求售，但因定价离奇而未果，张元济转而有意得之，托孙毓修作沟通，开始并不顺利。缪荃荪去世后，张元济通过孙毓修说：“缪氏书可购者多，兹摘出清目一份，敬祈察阅。其中有《后梁春秋》，为敝乡先达遗著，又《佩韦斋文集》有寒家先代印记，望我兄代为留意，此外，如有可备影印者，亦祈补搜，费神之至。”[26]此书终因价格高昂而未购入，未免遗憾。最后还是购得《韩诗外传》等一批古书，当时，也有不少为孙毓修个人所得。

缪荃荪去世后，张元济撰有挽联：“斯文所在，望公如梁学士之遐龄，沧海痛横流，竟为离忧伤怀抱；同馆曾叨，恨我输王祭酒之亲炙：淞滨寻旧梦，得闻绪论补蹉跎！”后注：“壬辰通籍，甲午先生归田，奉教之日浅，辛壬间，先生载书来沪，互相通假，获益不少，山木遽怀，能弗泫然。[27]”几乎概尽了他们一生的交流。会试后，张元济与缪荃荪 “虽同馆”而“未亲炙”，道出了张元济因追逐新学而未亲炙旧学的遗憾和感叹！

缪荃孙利用和端方与张之洞的关系，促成了两江图书馆和学部图书馆的开办，为近代公共事业的建立奠定基础，功莫大焉。张之洞与端方作为晚清重臣，本身就是重视文教，学殖深厚的人。同样需要有才学和专业人士去实现他们的蓝图。遗憾的是，国运不济和时局的艰难给缪荃孙的机会仅是肇造之功，只有待张元济的崛起才能真正实现全新公共事业的开端。不过，张元济的图书馆伟业却在战火中遭到重创，成为中国文化的又一大厄，其痛苦比缪荃孙未能如愿更为惨痛。

参考文献

缪荃荪研究   杨洪升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

缪荃荪全集             凤凰出版社

张之洞评传　   冯天瑜　何积明   南京大学出版社

铁琴铜剑楼研究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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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艺风藏书读书续记缘起》

[2]《历史文献》）第五辑，69页，《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选辑》史部（续三）“竹汀先生日记”条，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3]《张元济全集》， 1909年11月17日

[4]《张元济全集》《涵芬楼烬余书录》

[5] 1909年7月19日，《张元济全集》第3 册。494页

[6]《张元济全集》，第3 册

[7]《张元济全集》，第3册

[8]《缪荃孙研究》，351页

[9]《顾廷龙年谱》所记不同。

[10]《张元济全集》1919年6月6日。

[11]       

[12]《缪荃孙研究》，351页。

[13]《隋庵丛刻初集缪序》。

[14]《张元济全集》《宝礼堂宋本书录序》。

[15]《张元济全集》 1911年1月1日致缪荃孙。

[16]《张元济全集》1921年7月29日《致刘承幹书》。

[17]《张元济全集》宋本《杜工部集》跋。

[18]其中《永乐大典》本《水经注》系配补李宗侗半部。

[19]《续古逸丛书》主要集中为三期出版。第一期1920至1923年，20种，第二期1928年，12种，第三期为1933年至1936年，共10种，第一种为清宫旧藏宋本《孟子》，最后一种是1957年为纪念创馆六十周年，用上海图书馆所藏宋本配北京图书馆而成。共出48种。

[20]《雪堂类稿》

[21]《隋庵丛刻初集缪序》。

[22]《陈垣学术论文集》（二）《艺风与书目答问》。

[23]《民国人物碑传集》，537页。

[24]《张元济全集》1919年6月6日。

[25]《张元济全集》“缪小山售书千八百元，后犹有未餍之意，谓《剡源集》加入未免吃亏。星如来商，嘱再加六十元，允之。”“星如”就是孙毓修，将其珍藏收归涵芬楼，使其珍藏得以善终，可惜的是毁于“一·二八”战火。

[26]《张元济全集》1920年6月10日致孙毓修。

[27]《隋庵丛刻初集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