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创办编译所伊始，第一位加盟的人物就是蒋维乔。从清末到民初，蒋维乔抱着“教育救国”的人生理想和办教育“应从编辑教科书着手”的宗旨，从事教材的编写与编辑，他一生服务于商务印书馆长达二十余年，他也是商务印书馆股东之一，中间曾客串一些事务职，是又一个为馆务鞠躬尽瘁的人。

一

蒋维乔（1873-1958年），字竹庄，号因是子，幼时家境贫寒，生活困顿，体弱多病。光绪十八年（1892）考中秀才，专心研究新学。1895年6月，考入南菁书院，与孟森为同学，次年考入常州致用精舍。凡六年，期间主修理化、算学、舆地、时务、策论、英文、体操、测绘等西学课程，“眼界为之一新”，其思想观念有了很大变化。随后，蒋维乔到日本留学，受世风及群体影响，心中产生反清情绪。归国后，他在家乡开办新式教学堂，自编国文课本，立志“救国之本还在教育”，以为社会谋福利作为人生目标。蒋维乔以其虚弱的身体，走过了尊崇旧学、科举、新学到亲办教育的生命历程，这也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

1902年春，蔡元培、蒋智由、黄宗仰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蒋维乔因老师的介绍而参加中国教育会活动。1903年春，蒋维乔应蔡元培之约，携妻儿同到上海，入爱国学社，并担任该社的国文教员，另以译述维持生活，与章太炎相约为《苏报》写稿。

蔡元培主持商务印书馆设立编译所，着手编写编辑教材之事，确定编写体例后，蔡元培把编辑教科书的工作委托给蒋维乔、吴丹初等爱国学社的教员。蒋又请了庄俞、徐隽编地理、算学。

1903年6 月，“苏报案” 发生，蒋维乔受此震动，思想为之一变，将救国的目标由革命转到了“纯粹办教育，培养国民”[1]上来，从此走上了“救国之本还在教育”的道路。他开始抱定办教育“应从编辑教科书着手”的宗旨，正式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并将其全部精力用于教材的编写与编辑上。

从他日记可知，1903年张元济力邀他入馆时，他并不乐意，因到沪时，其理想是为社会办事，非为谋利。不久，俩人通过真切交流而彼此深入了解后，蒋维乔才心甘情愿地进入商务印书馆。

蒋维乔进入编译所后，受张元济之托，负责整个教材的编辑计划。就在这年冬天，高梦旦回国了。高梦旦全新的思路和深刻的见地，让蒋维乔认识到那才是新教科书的应有的方法和出路所在，于是他放弃了已编成的国文课本。

张、蒋俩人商议邀高入主，三人合作致力于编写《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很快，在全新观念和先进方式指导下，他们编成了符合新式学堂各阶段的国文教科书，共七册，每册六十课。这是他们合作的重要成果，这套书于1904年出版，不及两周，销售达五千册。随后，编译所小学教科书的编写任务就落在了蒋维乔身上。

他们的国文教材完全按照儿童心理特点编写，强调教材内容的直观形象、知识的循序渐进和儿童的学习兴趣等，从根本上摒弃了传统教材的深奥、死板。继国文教材之后的修身、习字帖、算术、历史、地理等教材，也完全遵循这一指导思想。

《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于1904年3月出版时，附图九十余幅，继此，他们又续出了教授法，受到学校和学生的一致欢迎。蒋维乔在编辑新国文教材时，就已认识到教授法的重要性，他说:“过去及当今学堂教授国文，多以能文之士充任教员。”在蒋维乔看来，传统国文教学效果的不佳和当时学校国文教学的退步，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国文教员不懂得科学的教授方法。所以，他认为在编写、编辑与出版新教材的同时，编写、编辑与出版新教授法或举办师范教育培养懂教授法的教员队伍，尤为重要。随着教科书的出版，蒋又担当了编辑各种《教授法》的工作，同时还编辑过《简明初小中国历史教科书》等多种教材。两年内蒋维乔和他的团队共编完十册，这套书风行全国，不仅销量极大，而且成为各书局编辑教材和清政府学部国定教材的范本，被后人誉为我国近代教材的新纪元，商务印书馆也由此奠定了自身在近代教材发展进程中的领先与权威地位。

成功后的蒋维乔，在张元济授意下又编出了一套长久畅销的习字帖。

蒋维乔在担当教科书编辑之外，还参与主持了商务印书馆各类学校的开办工作。他是商务印书馆小学教育的开创者。1905年，蒋维乔主持开办速成小学师范讲习所。1909-1912年担任尚公小学校长一职。后来，他还主持商务印书馆开办商业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期间，蒋维乔根据自己的实践和体会以及社会需要编著了《学校管理法》（1910年版），又与日本教授长尾桢太郎合著了《心理学讲义》《教育学讲义》（1912年版）。自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开始，蒋维乔就深入研究国外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及教材、教法，在现代新式教育的普及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二、废经修身

王云五曾说：“出版界与一国之文化有密切关系。毫无疑义，以本馆在国中出版界所占地位之重要，故观于本馆之状况，则可知全国出版界之状况，理可推知全国教育之进步与文化之消长。以一私人营业机关，而与全国文化发生如是重大关系者，在国内固无其匹，即在国外亦不多见。”[2]蒋维乔等人，对经学在晚清、民初退出学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正是近代中西文化消长之间密切关系的重要表现。

商务教科书的成功，得益于与“癸卯学制”配套，这有利于新式学堂的教学，但商务并非全部按“癸卯学制”规定课程设立教材。如“癸卯学制”《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每周读经十二小时、中国文字四小时，夏瑞芳想按朝廷的规定办，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和日方专家都反对。这中间，蒋维乔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蒋维乔于1905 年在《东方杂志》发表了社说——《论读经非幼稚所宜》[3]，认为经书并不适合学堂教育。传统的读经教材既不是教材，也不是绝好的教材。主张“採其中之格言合乎今日之情势者，编入修身书可也。欲独立为读经一科，不可也。”所以张元济接受了这个观点，不仅没有编写读经教材，还推出了癸卯学制中没有的《修身教科书》。

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经学作为一门课程，在清季一直为教育界人士所非议。随着对教育普及的吁求，一批趋新教育家在清季商务印书馆所出的《教育杂志》上，主张废除小学堂读经。他们以 《教育杂志》等刊物为阵营，如陆费逵发表了 《小学堂章程改正私议》，庄俞发表了 《论学部之改良小学章程》。《教育杂志》连续刊载系列讨论学制的文章，希望办学者注重普及西学与西式教育观念，强调用西学办法进一步改造中学，《教育杂志》一度成为废除小学堂读经的舆论阵地。

在清季兴学的进程中，随着西式教育观念的传播，废除小学堂读经的主张逐渐流行。在清政府覆灭之前，学部主持下的中央教育会甚至通过了废除小学堂读经的议案，说明主张采取西学办法而对学堂教育内容实行变革的力量在清季已经非常壮大。

如果说废除学堂读经的主张，在晚清时期仍然属于“在野言论”，中央教育会的议决案最终也未被清廷采纳施行；那么，民国时期的“庙堂之上”则接受了这种主张。民国初立，蔡元培作为首任教育总长，认为教育界应行“除旧布新之事”。废除读经的主张，从蒋维乔的提议到商务印书馆众人的筹商，最后得到蔡元培的采纳，终演变成了新学制的理念。

1915 年，蔡元培自豪地说：“学校之中，初有读经一科，而后乃废去，亦自千九百年以来积渐实行，亦教育界进步之一端也。”[4]这是晚清学制的一大变革，随着临时教育通令以及壬子、癸丑学制办法的相继出炉，经学于民初退出学制。参与其事的蔡元培、蒋维乔等人，成为了经学退出学制的“始作俑者”。

三、创法现制

《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的产生，是蒋维乔与一群商务印书馆同仁商定后的产物，他说：“余乃于未进教育部前，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与高梦旦、陆费逵、庄俞等计议，草定《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十四条，预备到部后发表。”内容包括减少授课时间，小学男女共学，废止读经等。

近代中国在传统教育向新式教育变革的过程中，蒋维乔产生过重要影响，他是新教育制度确立的重要参与者。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国首任教育部长，拉拢了一批商务印书馆旧人（蒋维乔、夏曾佑、伍光建等），蒋维乔则担任教育部秘书长一职。在人力物力困难的条件下，蒋维乔一到任，就受蔡元培之托到馆中借支，第一次是五百元，不够用。第二次是一千元。临时政府教育部终将新的教育方向逐渐确定下来，这与蔡元培主持下教育部的人事安排有关。

刚从欧洲留学回来的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他对国内教育形式较生疏，“去国多年，于近来教育情形，多所隔膜”，所以他专门邀请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的蒋维乔相助，请其“对于全部事务，无论大小，悉为计画之。” [5]

蒋维乔协助蔡元培改革教育制度，革新教育内容，他主持拟订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这两个暂行条令对普通学校和师范学校的名称、教育内容、课程设置、教学要求等都作了明确规定。蒋维乔旋任教育部参事，草拟《大中小学学制方案》，后得以公布施行。

蒋维乔协助蔡元培制定并颁行的大量教育法令，奠定了民国教育体制的基础。1913年7月，蔡元培辞职。十月，蒋维乔辞职回上海，再入商务印书馆，主持和编辑中学及师范学校教科书。他渡过了平生中相对平静的工作阶段，幸福的家庭生活和轻车熟路的工作，带给他不止是身体上的康健与快乐，更是精神上的愉悦。他最知名的著作《因是子静坐法》也在此间得以出版（1915年），他还参与了《辞源》的编辑工作。（p72）

1916年七月，范源濂掌教育部，邀请维乔重回教育部，掌管教育法令工作。1917年，蒋维乔与黄炎培、郭秉文、陈宝泉等六人组成教育考察团，前往日本、菲律宾考察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社会教育状况。历三月，是年九月，仍回教育部任旧职。

1920年，蒋维乔被委任为江西教育厅厅长，未就。1922年7月，蒋维乔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在任三年。1925年，又以教育厅厅长名义出任东南大学校长，后由郭秉文继任。蒋维乔是从商务印书馆走出来继蔡元培之后的第二位大学校长，此外则有郭秉文（东南大学）、何炳松（暨南大学）、竺可祯（浙江大学）、杨端六（厦门大学）、周鲠生（武汉大学）、朱经农（齐鲁大学）、任鸿隽（四川大学）、蒋梦麟（北京大学）等。

1926年，正好张元济自主退休，公司事完全解除，可专致于影印古书，“性之所近，颇乐为之。”[6]蒋带给老友的最大安慰，就是让其治下江南图书馆提供善本，为《四部丛刊》的编纂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1929年北伐胜利后，蒋维乔定居上海，任私立光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中文系主任、教务长、文学院院长。1938年起，蒋维乔任上海正风文学院院长，并兼上海鸿英图书馆馆长，1946年兼任上海人文月刊社社长。蒋维乔没有再回到编译所，但以教育出版为主的商务印书馆成为他重要的社会资源和市场保证，他在教育行政领域的地位自不待言，且非仅教育上如此。

早期，蒋维乔几乎将全部的身心致力于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在商务印书馆编辑新教科书的十余年里，他认真总结旧教育体制的经验、教训，积极参与教育实践活动，研究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并将其贯彻于新教科书和民国新教育制度之中，为中国教育制度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研佛传经

1927年北伐军攻占南京后，蒋维乔离开东南大学，到上海定居。此后二年间“息影沪上，不问外事”。因身体积弱（二十八岁患哮喘之症），他很早便开始修道，研习道家静坐法，且于1915年出版了《因是子静坐法》。该书第一次从心理和生理的角度科学地说明了静坐法对人体的积极作用，出版后畅销全国各地以及欧、美、东南亚诸国，至1927年已重版二十一次之多。

1917年北上第二次任教育部参事时，受同事徐蔚如的影响，加之事务清闲，蒋维乔开始研究佛学。先从张克诚学唯识，后遇天台宗大师谛闲大师在京传法讲授《圆觉经》，于是蒋维乔皈依闲谛法师，取法名显觉，修习天台宗止观法门。他依据小止观及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旁及他种经论，附以己意，编成《因是子静坐法续编》（1918年）。同年，蒋维乔向蔡元培建议北大开设“唯识学”课，是为中国大学佛学课之始。1920年，蒋维乔与友人创办三时学会，从邓高镜居士学三论一年余。1921年他亲近太虚法师，知晓因明之学。1922年，组织法相研究会。居京五年间，他精研佛典，颇有成就，并且依照佛法，实行修持，觉得世间一切学问，均不及佛学高深。1922年，蒋维乔就任江苏教育厅长，他对佛学的兴趣有增无减，时随欧阳竟无学唯识，与江谦易园居本讲佛学于东南大学。蒋维乔每次移居一个地方，首先宴请的是导师。他一生佛缘甚深，五十以后，又从持松法师，修炼东密十八道。1947年从西藏贡噶上师（金刚宁玛派）学习大手印法。

在佛学方面，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1929）是中国近代第一部佛教史著作。该书是在境野哲日人所著《支那佛教史》的基础上译补而成，蒋维乔不仅对原书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且新增了许多内容，使中国佛教史更加完整。《佛学纲要》（1935年）是中国近代第一部佛教知识白话本著作。《佛教概论》（1930年，中华书局）是当时国内全面介绍佛教理论比较早的著作，对佛教知识的普及和近代佛教的复兴，特别是居士佛教的复兴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蒋维乔作为编辑出身的出版家，对典籍有着习惯性关注。后成为佛教研究者与佛教徒的他，在佛界因缘下，翻印散佚经典，整理大德著说，为出版与佛教贡献颇巨，堪称佛教文献出版家。

1918年，他和徐尉如、梅光羲、江味农等创立了北京刻经处，旋又创立天津刻经处，且对两个刻经处予以财力支持。至抗战前夕，京津刻经处共校印佛经近二千卷。

1923年，蒋维乔与虚云禅师、徐文霨居士等发起翻印《续藏经》，这得到蔡元培、梁启超等僧俗界的支持。《续藏经》是由日本前田慧云主持编成，全书汇集六朝至清代中日两国未入藏的佛教典籍，共收入950余人的译著，共1659部，7143卷(总目5卷)，共3编，151函，每函5册。诸多经文为国内各藏所罕见。1924年，该书由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500部，使其得以在全国流通。这也与运作多年的《正统道藏》影印本，构成了商务影印宗教文献的新局面。

早在1926年，蒋维乔随南京大学校长在团访日拜访了《大正藏》主编高楠顺次郎，又参观了《高丽藏》，这些完整的经书令他十分震撼。1931年，朱庆澜等人在西安开元和卧龙两寺发现南宋《碛砂藏》孤本[7]，在上海邀集佛教同人发起影印碛砂藏经会。蒋维乔和朱共同参与影印宋版藏经会，并担任常务理事，负责编印、流通事宜。为了筹集经费，蒋维乔与众理事除自己出资外，还四处奔走，募集款项。影印本《碛砂藏》共60函，593册，1532部，6362卷，由上海佛学书局预约发行，1936年出版。印光法师《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序言；“与沪各大居士商订影印，其间勤劳，殆难说尽。”

在影印《碛砂藏》期间，因该版多有缺佚，释范成便访求缺本，搜访至山西赵成广胜寺，发现金刻《大藏经》[8]存世4957卷。1931年10月，“影印宋版藏经会”推范成、蒋维乔为本股常务理事，办理编审经目，校订文字和“先行编订藏经样本”等事物。蒋维乔撰《影印宋碛砂藏经始末记》：“先由蒋维乔、徐森玉二理事就经目约选若干卷可印，再定影印办法，其用款另计。”为了使这一藏经流通于世，蒋维乔向“北京刻经处”求助，请其拨款数千元。影印工作于1934年宣告完成。“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与“北平三时学会”汇集宋元明清各大藏所无的孤本经籍，共46种249卷，分上、中、下三集，作方册本，线装一百二十册，分装十二函，题为《宋藏遗珍》。

印行这二部具有极高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的《藏经》，对整个佛教而言，无疑是又一重要贡献。

蒋维乔还参与了《普慧大藏经》的增修工作。二十世纪初叶，日本佛教界相继编修了《卐续藏经》及《大正新修大藏经》，这对中国佛教界无疑是一个激励。汉文佛教典籍本是中国佛教文化的优秀遗产，中国佛教界有责任发扬光大。所以那时起，一种强烈的精修大藏经的愿望就成中国僧俗学者的志向。

1943年9月，上海著名居士盛幼盦（法名普慧）发起成立“普慧大藏经”刊行会，并邀请蒋维乔、李圆净、兴慈、芝峰、丁福保、范古农、夏丏尊、聂云台等僧俗界僧人学者共同商议。其宗旨有三：一为翻译南传大藏经，以与北传经籍汇合，俾如来一代时教，圆满无缺故。一为校勘各经本文字异同，以利学者研习故。一为搜集各藏未载之重要典籍，以广法藏故。该藏经收录部分其他各版藏经未曾收入之经、论、疏释，后未能继续编印，刊行会也于抗战胜利后结束，最终实际出书50种、81册。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上海又组织了“民国增修大藏经会”，依《普慧藏》的体例和版式又印出经籍55种18册。最终，《普慧大藏经》印行经籍共104种共100册，所收典籍不仅多为新发现、新翻译的孤本或善本，而且都经过了编者们精心地校勘和整合，是佛典中的精品。

蒋维乔除助编上述几种大藏经外，还参与了民国佛教界一件盛事，即印行《华严经疏钞》。

《华严经疏钞》是唐代华严宗四祖清凉国师澄观，以毕生精力发挥80卷《华严经》(唐实叉难陀译)要义之作，但在刻印流传中错讹甚多。早在1912年，徐蔚如与蒋维乔、黄幼希等商量，就决定重编《华严经疏钞》。[9]1937年，徐蔚如因病逝世，蒋维乔、黄幼希、李圆净等继其遗志，继续进行重编工作，并于1939年5月18日在上海成立《华严经疏钞》编印会，[10]推举应慈为理事长，蒋维乔、叶恭绰等数人为副理事长，关炯之、范古农、黄幼希、李圆净等为常务理事，共汇集中国的汉译本、藏译本和日文译本以及其他流通本共10多种，考订异同，纠正错讹，补正缺失，至1941年冬全稿编辑完成。1944年春，全书校印完成。从开始到结束，蒋维乔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这项工作，堪与当年张元济与李拔可校理《宋诗抄》时推动宋诗运动的发展媲美，八十卷《华严》的恢复，成为《华严》再倡的盛典之事。

蒋维乔等人重编《华严经疏钞》，汇集古今中日《华严经疏钞》诸版本而校订之，恢复了清凉原本的面貌。它对中国佛教古籍的整理作出了贡献，也对华严教义在近代中国的研究和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整理和保存中国古代文化做出了贡献，推动了近代佛学研究的发展。

整理谛闲大师《圆觉经讲义》。谛闲大师是近代台宗的巨擘，在近代佛教界影响甚大。1929年，蒋维乔奉大师之命，将《圆觉经讲义》与《亲闻记》汇编。经他数月的辛勤编校，终成《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讲义附亲闻记》一书，由徐文蔚在天津刻经处印行。

整理、刊行江味农居士《金刚经讲义》。蒋维乔在北京教育部时结识了江味农，他们常在一起修佛研经。1928年，蒋维乔定居上海，江味农也早已至，于是二人成为了形影相随的密友。[11]蒋维乔知江持诵《金刚经》独具心得，常往江处请授。江定期宣讲，蒋维乔也常往不误。江每次讲经，蒋维乔都是专心笔录，录后必呈江改正。江讲《金刚经》之初，其实并未撰写讲义，后觉改正蒋维乔笔录较为费力，加之蒋的鼓励，便决定自撰讲义。然因其体弱多病，故此事时断时续。江味农去世后，蒋维乔将其散乱讲义遗稿与自己笔录认真整理，编成一书。书成后，为使其付印刊行，蒋维乔又四处募款，终于在1930年将其印行。此书得以面世，与蒋维乔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说，张元济早年的朋友夏曾佑因研究内典而老去逃禅，修炼自己心性生命而搁置中国史的续写，那么同样是其老朋友的蒋维乔则终成佛学名家，并作用于佛典佛学出版。他们在合作中相互促进，最终商务在广大无边的出版领域中，完成了对佛典传承大业的参与，这就是生命的因缘，也是文化的遭际。

五、书以寿世

蒋维乔是一位勤奋实干的学者，一生著作颇丰，著作大部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期部分交由中华书局，这与他对商务掌门人王云五的看法有关。

蒋维乔一生有记日记的习惯，日记内容十分详尽，甚至录入了友人札记，很有价值。张元济生前曾催其整理出版，蒋维乔却一直未得空落实。他八十岁以后拟整理之，又受时局所限，未能如愿出版。蒋维乔有数十册以毛笔书写的《因是斋日记》稿件，后来被捐给了上海图书馆，保存至今，仍未刊布，近年才由中华书局刊布，这对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教育史均大有裨益。

蒋维乔作为编译所一位具有影响的人物，在商务印书馆编辑教材十余年，是商务印书馆具体编辑国文教科书最多、参与时间最久的老编辑。有关教科书的编辑出版，他留下了一篇回忆性的历史文献，是研究早期馆史的重要文献。

蒋维乔和张元济关系特别之处，没有人注意到。1915年张元济曾为蒋维乔作垡，1916年，张元济五十寿辰，为了避寿，他约傅增湘和身体不太好的蒋维乔一道到雁荡山旅游。张元济刊布《四部丛刊》时，官方资源真正顺利得以利用的是江南图书馆，该馆同意张元济派人摄影善本藏书。这也与蒋维乔有关，当时蒋维乔正出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而江南图书馆归江苏省教育厅管理。

1952年蒋维乔八十寿诞，日记里保存了张元济送给他的一首贺诗：　　

生成骨相致清癯，矫矫苏南一老儒。稳著登临几两屐，饱观文献百城书。

宏开绛帐传经叟，枯坐蒲团奉佛徒。旧日天台招隐处，胡麻倘已飫仙厨。

1953年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张元济被聘为馆长，而蒋维乔是当时十一位馆务委员之一。

1957年，上海市委市府为张元济贺九十寿，在张家设一席，蒋维乔应邀出席。老人中真正前来的也只有蒋维乔了。这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与菊老已年余不见，见面后握手不放，格外亲热。虽半身不遂，耳口皆不便，然兴趣甚好，精神尚不差。”这应是两位老人最后一次见面。

1958年6月，蒋维乔因迫害自杀。本就身体积弱的他，却在八十五岁非命身亡，不亦悲乎！

蒋维乔的一生丰富多彩，其成就是诸方面皆有的。除十多年全力为商务印书馆编教科书，致力于现代教育外，他还是《辞源》的编辑之一。他自己在诸多领域耕耘，且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他既是学者，同时又是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还是一位居士佛教史专家、宗教修行者和养生名家，是一位活脱脱的生活哲学实践者。

总之，无论是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和出版教材的历史上，还是中国近代教材的开创上，蒋维乔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他可称得上是中国近代教材的真正开创者。在近代教材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他不是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但始终是一个有着极大影响力的核心人物。他不仅以他的思想深深影响着他的那一圈层，而且也以他的教材和教授法影响近代教材的发展，他在近代教材的发展历史有其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因是先生传   p390-399（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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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东方杂志》，1903 ，(1):10-12 .

[2]王云五: 《本馆与近三十年中国文化之关系》，《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 288 页。

[3]《东方杂志》1905 ，第2卷第10期（11月）.

[4]蔡元培: 《1900 年以来教育之进步》，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 《蔡元培全集》，第 2 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369 页

[5]蒋维乔: 《从南京教育部说到北京教育部》，《教育杂志》，第 27 卷第 4 期 ( 1937 年 4月 10 日) 。

[6]《致蒋维乔》。

[7]《碛砂藏》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大藏经，是宋代佛经总集中流传至今最为完整的一部。开雕于南宋宝庆至绍定年间，完成于元至治二年(1322)。全藏共591函，1532部，6362卷。俗称的《碛砂藏》。

[8]《金藏》开雕于金熙宁皇统九年（1149年），完成于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全藏共收经1570部，6900余卷。因刊刻于金代，供养在赵城县广胜寺，每卷首又加刻广胜寺刊刻的《释迦说法图》，故称《赵城金藏》，简称《金藏》。

[9]徐文蔚(字蔚如，号藏一，1878—1937)，浙江海盐人。曾皈依谛闲法师，民国时期著名的佛教出版家。

[10]持松法师《重编华严疏钞序》(壬午)：“洎乎近兹十余岁前，有徐蔚如居士，向往斯典，孜孜研习。汇校诸本，咸有异同。乃时与蒋竹庄、李圆净、黄幼希诸居士往复函磋，或躬就商讨，兴愿重治，实不容己也。所幸居士殁后，赖蒋、李、黄诸君，坚誓不退，乃征集同愿，创立《华严疏钞》编印会，分司其任，期以必成。遂得宗徒响应，四众佥从。”

[11]持江味农，近代著名的居士学者。其研究《金刚经》，发挥般若要旨，旁通大乘各家经典，在佛教界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