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三不朽”来衡铨严复一生，于立德上略有瑕疵：因为吸食鸦片，得不到李鸿章的重用，大至参与袁世凯称帝；于立功上更无可述，蛰居北洋二十年，一生经历了海军的建立和毁灭，作为第一代海军人才而又始终居于局外；唯有著书立说，让他名垂青史，并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而这立言一项，又与张元济的关系至为重要。

严复作为学非所用的启蒙思想家，他如历史上所有早期思想家一样，必然遭受困顿与痛苦的生活与生命历程，但他一生最为幸运的遭际之一，乃是遇见了张元济。有人说，严复是盗火者，那张元济就是那个将火种引燃成一片火海，并不断提供风和力的人。

他们俩人的求学背景完全不同，一个从现代西方学成归来，一个从传统的科举中场中走到顶峰。张元济与严复相识于甲午海上炮声之中。外族侵略，清廷灭亡，天崩地裂，他们在忘国灭种的危亡时代，共同思索、寻找自强救国之道，终于得以精诚合作,共同开启了西学与启智之路。

一、西学初祖

严复(1854-1921)的一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1867年进入福建船政学堂到海外学成归来，前后经历了十三年，他由一个患难少年变成了精通西学、器识闳通之才。他此前名叫严宗光。从1880年加盟北洋水师学堂到1900年庚子之变，是他困惑惨淡的二十年，“北洋当差，味同嚼蜡”。[1]1885年，他四次参加乡试，四次落第，“少年弟子江湖老”，从此改名严复。他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奔走南北，以译述、教育为生，志不得申，终老家乡。

甲午海战的失败，不仅导致国内由洋务而维新变革的启动，对身为北洋水师学堂(校长)的严复，所受的刺激是最大的。少年同学和莘莘学子生命之消失和民族危亡，让他喘不过气来，可以说，他比任何人更为羞愧难当和耻辱莫名。他进入北洋水师学堂已十年，加上他从学习船政到成为海军技术专才十三年，却又是一个北洋水师的局外人。他看到国内同僚和朋友的学生在战争动乱中逝去。他醒悟了，从此坚定地认为，和当时西方最为先进的思想学说和制度理论，用严谨的笔调译述，加上他自己的评论与体会，针对当时的文化政治精英予以阐释。以此改变人们的观念，通过新的智识，才能让民族在危亡中凤凰涅槃。

他在绝望之余，拿起手中的笔，发表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文章。从此，他走上了长达十五年的新的人生之道，终于为中学之外开辟了一片天地。

1895年3月，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原强》、《原强续编》，发出初声，大胆提出“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思想，宣扬西方“自由”之说。强调“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三者又以民智为最急也。”[2]为了表达他对社会改革的急切心情，1897年，严复和夏曾佑、王修植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猛然抨击封建专制政体，积极宣传改良变革。[3]并先将《天演论》导言《国闻汇编》上连载发表，随后又刊发了所译斯宾塞尔《劝学篇》[4]，

开始翻译达尔文《天演论》[5]，创新式地用意译的办法，将自己的思考用“按语”的方式表述。严复借物竞天择、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加以改造，警醒国人，在世界性的近代化浪潮中，在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时，要奋起自救、强国保种，否则就要灭国灭种、被人欺压。由于各种报刊的转载、摘抄，对当时中国所产生的震动被不断地强化放大，持续多年，朝廷上下，南北内外，侈谈进化论，神州大地到处弥漫着“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之说，在当时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成为近代中国的“关键词”。之后十多年，《天演论》出版了十多个版本，翻印无数，几乎成为二十世纪前后成长起来那代人观念与思想的教科书。

甲午海战彻底改变了严复的人生道路，他开始展现所长，在张元济新的西学译界平台上，严复赢得了一世文名。他大量的言论开始问世，“西学圣人”的名望逐步形成，大大超越了洋务运动者们究心西艺而进入观念和制度层面，显现出作为思想家严复的诞生。

严复长张元济十四岁，张元济投身西学的第一个社会行动是和朋友们创办新式学堂，原拟叫“西学堂”，正式开办时，按严复的提议，定名为“通艺学堂”，“国子之教，六艺是职，艺可从政，渊源圣门，故此学堂，名曰通艺”(章程)。为支持张元济的事业，严复不仅题写了校名，还在《国闻报》上宣传通艺学堂，进而应张元济之聘，为学生“考订功课，讲明学术”，并派侄儿严君潜任学堂教习，足见他对张元济西学事业的支持。严复对这位年轻京官的做法大力支持，并给予了热忱的帮助。张元济西学得严为师，可谓走上了正途。

张元济和严复都是“戊戌变法”的积极参与者，同样受到光绪皇帝的接见，并在这场未遂的政变中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自他们相识开始，严复的言论吸引并影响了年轻而又汲汲于讲求西学的张元济，自然成了张元济西学之师。年轻的张元济在西学上更是起而行之，学外语，办学堂，参加聚会，订购西学书报，向严复请益，他以年轻炽热的心向严复靠近、再靠近！

9月14日，严复去紫禁城乾清宫接受召见。谈话约三刻后，他即返回通艺学堂。9月18日，严复为通艺学堂的首批学员讲述了《西学门径功用》。张元济、郑孝胥、叶景葵均坐在学堂里当听众。不料发生戊戌政变，六君子被斩于菜市口的那天，他秘密潜行回了天津。10月8日，张元济被朝廷免官，不久也离京南下。

张元济、严复作为“戊戌变法”的积极参与者，主事者孙家鼐拟聘用张元济为京师大学堂总办，严复为总教习，他们差点成为同事，但后来未果。“百日维新”时期，严复作为《国闻报》的主笔，大展身手。维新运动失败后，虽遭斥责，但并未受到处分，继续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

二、严译名著的诞生

张元济被免官南下，经李鸿章推荐，前往上海南洋公学任职。南洋公学1896年成立于上海，1899年，南洋公学在虹口又成立译书院，由张元济担任译书院院长，负责编辑教科书。严复对张元济进入译书院感到欣慰，写信道：“南洋公学将有译书局之事，俾公得安研期间，不觉为之狂喜。大者则谓译书为当今第一急务，喜提倡之有人，小者则为吾兄庆一枝之借，取过目前，目不至消耗精神如无用之地也。”[6]

张元济在去沪的路上，他特意在天津停留数日，拜访严复。其间，他们进行了深切交流。张元济对严复西学译作十分关注。张元济一到任，，严复将《支那教案论》交张元济出版，还写信对张元济吐露心声：“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欲一志译书，可不问他事，专心译书以饷世人。”[7]

张元济主持译书院，初出茅庐，最想请益的当然是严复，不时致信严复叩问编译范围、选目之事，还希望再为之推荐“上等英文译员”，甚至希望严复为南洋译书院之总校。严复果然不负所托，不仅热心支持，并推荐了他最喜欢的学生——伍光建前来助力。这些，都为张元济走上编译出版事业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张元济主持译书院工作后，当年就出版严复《支那教案论》，但他最重要的工作放在争取出版严复的《原富》。经过几个月协商和沟通，最终，张元济得偿所愿，将《原富》拿到南洋公学出版。

关于《原富》的出版过程，张元济可谓费尽心力。当年在天津时，他就已知严复在译述《原富》，不久即可完稿，他当即提出，希望能为之出版，但这一选题是严复之前向北洋书局提交的，主事者“并酬以三千金”，严复才动手译稿，因有约在先，自然由北洋书局出版。严复感受到张元济的失望之情，将译稿交给北洋书局后，又友情的抄了一份给张元济。

张元济读到《原富》全稿时，震撼之余，只能空叹。不期不久严复传来了北洋书局“悠缓延定，殆无成期” [8]的信息。张元济感到喜从天降，为得此良机，达成所愿，向严复提出以两千元购稿，并专门为《原富》一稿上书盛宣怀：“严又陵所译《原富》发挥新理，深切著明。三百年来，泰西多国商务之盛，无不导源于此。果能融会贯通，岂特睥睨桑孔。”[9]得到盛宣怀的首肯及支持，张元济迅速与严复签约，还让严复喜出望外的是，另给支付版税20%，以便严复有承永远之利，对此，严复自是“感谢至不可言”。

张元济这一举动，在译界树立了“千金市骨”之典。年底，《原富》甲部由南洋公学出版发行。张元济到院不到两年，严复两书得以出版。张元济对《原富》的译介和编辑出版出力具体工作很多。从1899年到1902年，严复与张元济共通信二十封，大多都是讨论《原富》一书的翻译出版事。

时在日本的梁启超读到《原富》后，即在《新民丛报》创刊号（1902年）上撰文介绍，给以高度的评价：“严氏于中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善更何侍言[10]。”梁启超是当时的风云人物，《新民丛报》又是最具影响力的媒体报刊，严复之书声誉日隆，加上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为之撰写序文，高梦旦等人纷纷撰文推波助澜，严复的译作一时广为人知。

严复和张元济商定《原富》一书出版事宜后不久，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被八国联军破坏殆尽，严复失去了所依，乱离之中，来到上海，与张元济做起了邻居。自此脱离了服务二十年的海军学堂，开始了他动荡的生活。自张元济约严复译《原富》开始，俩人事事相商，动静相告，已成为至交。

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虽主译事，因经费短绌和受人掣时而未能如愿，1901年6月，张元济也有离开南洋的念头，并告之暂回天津的严复，严复为此写了一封长信劝道：“贤者去就固宜如此，但吾为东南六七行省，有志新学者惜耳”。[11]

其实，张元济离开南洋公学的诱因却是因为《原富》一书事。原来《原富》出版后，南洋公学译书院借口以经费短绌，少报《原富》印数，先是扣严复版税，张元济为之力争，事不如愿，佐以其他烦事，张元济选择离开。只有在他创建了自己的文化传播平台之后，才真正一展素志。

1902年，严复应张百熙之邀主持京师大学堂译书局。译书局于6月开办，聘林纾、严璩、魏易、曾宗巩、常彦等为译员，他自己建构平台后，也感译才不足，反过来请张元济为之推荐译才：“不知沪港及各省中有何人才可以相助，为理足下与守六、允中诸子办译有年，夹袋中定多物色，能各举所知，以副所望否？”

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是译书机构，商务是出版者，于是他们南北相联，上下互动，立刻结出硕果。1903年8月，经严复推荐，使得严璩、严君潜、林纾合译的《伊索寓言》得以出版。10月，严译《群己权界论》出版，这是严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滥觞。之后，严译新作不断涌现，于是在11月，又签约《社会通诠》的新译，《法意》第一册，均于1904年出版。

1904年初，严复辞去总办后，译书局也停办了，他又到上海，本想：“于东南择地自立私学，与百十同志为入穴得子之计，菊生、穗卿、香海诸公皆欲赞成此事也。”[12]但不久，他远赴英参与解决开滦煤矿问题去了。严复游欧期间，与张元济书信往返不绝。再度出国的严复，而对中外之差异感慨良多，常向老朋友表述。“自与通州分手以后，乃决知此身乃于天生贪骨，万分不能事人，若自为所能为作想，只有办报、译书、学堂三事尚可奋其弩击，此事俟抵家时须与榭长从长计议也”[13]，俩人之交心之相依也。回国后，年过半百的严复和他的家属终于在4、5月南下上海，并与张元济毗邻而居。安居的环境中，他很快就译完了《英文汉诂》一书交给张元济。

1905年，张元济特致信盛宣怀，商请将《原富》版权转交商务印书馆，得到盛宣怀的同意，严复这部译著得以花落商务。1907年出版所译《群学肆言》。此书曾由文明书局出版，因盗版严重，严复甚为恼火[14]，1908年，重新订正交给商务印书馆。1909年《名学浅说》首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严复携妻儿一家到上海定居期间，和张元济合作了四、五部书稿，看来他可以专事译述之业了，他回国后将所有演讲辑为《政治讲义》交于张元济，张元济先安排在《教育杂志》上连载，然后结集出版。在这本书中，严复向国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政治学，也表达了他自己的主张。

1917年，张元济又购入原来由南京金粟斋译书处的《穆勤名学》（1905年版），版权及存书300本归商务印书馆，并请严复续译完成[15]。《天演论》、《原富》、《名学》后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风行十年。尤其是《天演论》，不到十五年的时间，就印行了二十多版。这些严译都由张元济为之组织出版。1931年，商务印书馆重新整理严复译作，定名为《严译名著丛刊》，收录严复八种译作，为严译的传承完成了经典性的定格。从此，学界奉此本为权威之本。

严复的著作品种不多，一共不足两百万字。这些虽均为译作，但对输入学理，开拓视野，启发民智，其作用不啻震撼寰宇！张元济是严复译述事业一生的追随者、支持者和最有力的传播者。出版严复译书也是张元济首次担当文化传播者，更是近代中国积极传播西方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如果没有张元济对社会、对严复深刻的理解和极大的奉献，也难说的有后来严译风靡天下、激荡社会的结果。因此，张元济称得上是严译的催生者和传播者。当然，这也是张元济所乐于看到的。他深刻地感受到，西学流行的发韧，终于藉严复的名译而开始。

严复本身熟知西学，对当代社会具有深刻思想与认识。因此，在选择书目上目光如柱，在译述之余的判断中透穿出真知灼见，不仅让读者真正品尝到西学名作，也能从他的案语中得以深思。严复译述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独特的现象。

严复的译述由于太重学理，文笔幽雅，一字之定，踌躇半月，确非一般读书人所易读懂，加上原书内容艰深，因此，受到了梁启超等人的批评。他以意译的方式，加入大量的案语，以典雅的语言将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思想的概念向社会精英士大夫进行传播，他的目的不是民众和青年，连胡适这样的年轻学子读起来都觉得太雅，远不及梁启超激情洋溢的文字那样鼓动人心。

严复以传播西学而成为中国近代思想运动的启蒙者，以文化的方式化育出了第一批思想与文化界的革命者，并且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系统译介西学名著的大门，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人们把严复归为思想家的行列，尽管他主要是译介了西学社会思想学说。

三、文化与教育共振

严复一生的角色是多元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是社会赋予他的称号，其实都不是他的职业，他真正的职业是教育。归国后，他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近二十年自不用说，还曾出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复旦大学、清廷学部咨议，倾心于教育救国之业最久。他对于大变革时代的教育也认识和体会至多，其实在译书之外，严复对教育事业的关注和重视甚多。早在《外交报》上，严复即指陈教育之方法及选择：“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着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沉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意，能破旧学之拘挛，则其于图新也寀，则真中国之幸福矣。[16]”

1905年，严复在伦敦和孙中山见面时，所说尤为值得关注，也表现了严、孙两人思想上的分野，他对孙中山先生说：“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17]”他尤其强调“中国今日自救之术，固当以实业、教育为最急之务”。[18]。

1906年，清廷颁布第一次审定教科书，他当时是学部丞参，负责名词馆，参与教科书审定，倡导建立教科书审书制度。严复发表《论小学教科书亟宜审定》一文，认为教科书审定，是力效西方、注重基础教育的惯例。尤其提出：“教科书于智育不必有，于德育则不可无”[19]。

1909年，严复主持学部编订名词馆，负责编订名词并担任总纂前后三年，作为西学第一人，不仅得其人选，且严复也发挥所长，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而张元济几年前就为《原富》一书做了译人名、地名及物名。之后，商务印书馆为了促进西学，着手出版外语辞典。在1908年就曾出版了《物理学语汇》、《化学语汇》这样的学术语标准化审定工作汇编专题，所从事的名词统一规范工作，比严复先行一步，当然也给严复开展全社会译名统一标准工作以巨大的启示。严复任职期间，主持编订了系列规范名词，包括植物、数学、心理学、伦理学、外国地名、辩学、算术各门。而物理和化学类规范名词，则因商务印书馆已有专书而未另起炉灶。名词统一工作对西学的传播发挥了权威的作用，使西学从此真正迈入坦途，商务印书馆不仅扮演了发行者的角色，更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严复对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支持十分尽力，甚至到具体而微的地步，如商务印书馆有《商务印书馆华英韵字典集成》预约，曾受夏瑞芳之请，由严复作序。1908年出版由颜惠庆主编《英华大辞典》，此书严复作序，并以手写稿的方式置于卷首，可见对严复地位的尊重。此外，严复尚撰有商务多书出版序，如《万国通史》（1909年）、《涵芬楼古今文钞》（吴曾祺1910年）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元济对产品的宣传与推广的重要手段，就是请名流巨匠为馆内出版写序。数十年间，他为商务群书呕心沥血。从早期应夏瑞芳之请，由严复为《英华字典》作序到晚年最后一本部集，由顾廷龙代笔。他再版《中华民族的人格》时，特请胡适补笔。其中最成功典型的是《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前冠有序言有数篇之多，集中、日名宦显要于一书，为这本类时政、实用的巨著形成巨大的冲击力。

自古以来，先贤们十分重视书籍的序跋，构成了学术与出版的一个传统，跨入现代出版的张元济也把这个光荣传统发挥到极致。张元济就是这样为出版物用心究力。当然，以事联谊，通过不断邀集各界名专家为商务作品写序作跋，也为商务不断开发积累文化资源，扩大品牌影响力。自然，以张元济太史之尊和文化身份，大家也无不应允或乐从之。遗憾的是，这一重要文化景观及丰富的资源尚没有得到研究馆史乃至出版史的关注和重视。

严复和张元济两人作为作者和出版者有如此深的关系，一方面是两人之间思想上的认同性，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促成作用。张元济把握到了严译为时代、为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和作用，所以不断为之努力。

严复的一生是极为困顿、坎坷的一生，这与他所经历的时代急剧变化有关，更与他恃才傲物，口笔不拘有关。但他一生中值得快慰的，也是很最重要的一点，当是与张元济的交往和合作，使他取得非凡成就并巩固了他西学“圣人”的地位。1901年，严复曾致张元济信：“以交情言，则公与复为最相爱。”可谓道出了他与张元济的真情表白！

严复曾说：“好学笃义，余情恳恻，吾敬张菊生。知类通达，闻善必迁，吾敬汪穰卿[20]。”严复虽一生居天津三十年，但他真正的事业应该说得益于商务印书馆的同仁朋友居多。商务印书馆福建帮中无不个个友善，这种亲近的关系让一生困顿不安且不甚顺心的严复深感快慰，难怪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上海租屋而居，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后期的生活均十分依赖张元济，更佐以同乡、朋友编译所主事者高梦旦的帮助。张元济不仅是严复探寻西学的空谷足音，也是他一生走向辉煌的推动者，更是严复晚年生存的保障者。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严复出任北大校长，说明他在教育与文化界的显赫地位，但后来因他参与袁世凯帝制复辟，担任筹安会发起人，而名节全失，声价一落千丈，1918年，他落寞无事，继续翻译他的译作《名学》后半部，终未得成，于是他以批校古书疗病养心。1920年8月为避寒，严复返回老家居住，行前他把有关股票及家产交由张元济处置，可见对张之信赖。严复去世之前，本想来上海定居，要张元济为之觅屋，并请张元济照顾其在沪求学之子。几天后，严复因哮喘加重，于1921年10月底在福州去世。

严复以“著述满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试其长，此至可哀也。”[21]但庆幸的是，严复在民国以前就入股商务印书馆。他也十分依赖于商务印书馆股息，晚年曾对女子说：“吾以老病余生，世事浮云过眼，所欲急急为计者，求一眠食稍安有余不败之地以终余年，他非所计，儿婚女嫁。香严以下尚有六人，邀天之福，将即以商务印书馆每年进款了之。不识有蹉砣耳。[22]”据《张元济日记》，1911年即有得5476元股息记录。[23]1914年，他以3200元购400股。[24]晚年，主要靠商务印书馆股息生活。1919年又以所得版税购买了收益极高的商务印书馆股，成了商务印书馆发展的一个受益者。到1921年已有股金50000元，一次分得红利8500元。[25]这些应都与张元济有关。

张元济事业和道路的选择，所受最主要的、最早、也是最大的当数严复。当时，张元济正值青壮年，又刚进入文化出版业，因此，张元济思想和事业价值方向和选择，无疑主要来自严复及所译学说。严复的思想、学说，尤其是在如何选择西学方面，常与张元济讨论，并把译书作为“自强保种”、“救亡图存”的事业。他这种对西方学术精深的了解和从严、精准的译述原则，深深地影响了张元济，也获得张元济的理解与认同。可以说，张元济是受严复影响最早、最深的人之一，尤其是对西方学说的重视、国富民强的追求、自由平等独立的推动，成为了张元济一生的精神内核和事业基础。这也说明，如果没有深刻的思想和高超的见识，是不可能干成大事的。

四、西学启蒙先导

中国现代化的发生，实际上是在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欺凌瓜分和内部世界惊醒的双重困境下学习西方、追求进步的必然过程，并形成了盛极一时的“西学”。从洋务运动着重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器物的引进，到“戊戌变法”强调体制的变更，但并没有进入到思想、观念的改变、人才的培养等方面，而这些才是真正现代化的根本。从科学与工业引进到思想观念、民主制度建设，十九世纪后二十年带给了国人太多太急的课题与任务，但是，更现实的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缺乏真正了解西方现代化的人才队伍。

当时的中国社会在追求近代化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方案，严复所提出的方案价值就是真正关注社会民众，而不是上层建设和国家战略，开发民智、加强教育是他关注的核心，而通西学、启智慧是实现这一切的重要路径。他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启蒙主义的先驱者，一个观念变革和思想传播的贡献者。

从开启民智到引进哲学，让本来就具备智识的中国人从此真正得以登堂入室，得以窥见西方学者思想之堂奥，尤其一扫当时空想、比附或自我贬低之风，让东西文化学说实居于同一传播平台之中。严复从思想启蒙的角度，一方面评论旧文化，一方面引进新学术，颇以除旧布新，力挽狂澜于既倒自居。介绍西学而不忘发挥国故，尤与张元济同调。张元济一生则在昌明教育，译介西学之路上，他亲眼目睹了“睹乔木而思故乡，考本献而爱旧邦”，所行所为，至为正淳，没有落入偏激、保守、变化的一般套路中。张并没有固守严说，也不认同严复后期保守的观念，而是以开放、博取，最终成为大家。严复晚年的颓废、保守，则可以看作是一个纯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态度与反映，张元济并没有受此影响。

严复译书，重点在翻译西方学术，张元济则更切实际，倡导并实施让普通大众有一定的文化水准，才是他真正投身书林，致力教育的动因和力量。严复强调的是影响、教育精英分子，这也是他后期落入保皇党人的必然结果。

一般认为严复懂海军技术，其实，他因郭嵩焘的赏识及照顾，在国外更多的是研究西方学典的，成为了一个地道的懂洋学的书生而不是海军技术专家，加之他本身旧学功夫基础好，因此，学理与学术上养成超过当时人，至于真正的海军，实干技术反不如其他同学，回国后直接为北洋水师学堂的主事者，而不是一个严格的军事人才。不然他怎么会染上吸鸦片这种现代军事所禁忌的恶习，而且他终身吸之呢？他自然只能在半百之年离开北洋，投身于他所擅长的舞文弄墨，所以，如果归咎清政府对他的抛弃或冷落，那也是不公平的。严复长期寖淫于西学经典，身份又处在社会和时局前所未有的变局中，他在古今中外及时局的变动中选择将中华所不同智慧的，而且是急需西方经典引入，并以所擅长的而且迎合当时士大夫口味的典雅文笔译出，还能阐幽抉玄地加以译学案断，也是建立了旷世之功，古有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之说，立言之事，对他而言臻于完善。

1898年前的严复的思想趋于超前，1906年后的严复的思想又回归保守。回归的严复表现出一个开拓者、启蒙者的反思与沉沦。他从一个中国社会精英大众思想灵魂道路的启示者，不复往矣，但他的启发作用则成为激荡潮流的发酵剂，在很长时间内被强化到极致，也影响到极致。他跳出了仰视西方、迷恋西方的束缚，将人们的思考立足于自身，而又放眼于世界，表现出了他大智慧和思想价值。

严复的作品之所以在当时广为流行并发生巨大的影响力，与张元济这位有志于西学的朋友和商务印书馆这个平台的密切关系相关。现代工业化产品的传播手段，使他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位平生亲眼看到作用力的人，这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思想家的遭遇大不一样。远的不说，清朝早期王夫之的学说不能说不深刻，但他逝世后很长时间才被人们挖掘出来。乾嘉时期的史学家章学诚，因为胡适等人的整理和宣传才让世人知晓其思想。所以说，现代出版的作用并非一般工业现代化产品作用和价值能与之比拟。

幸运的是，他为国人所引入的西学理论与思想之译作，恰逢汲汲于求西学的张元济所全部接盘，并化为产品并助之以摇旗呐喊，与天地共震，这也奠定了张元济为商务拓展中西文化沟通树立起了标高，尽管五四前后一大批生吞活剥的西方作品在白话文时尚手段的包装下流行于中华大地，但张元济始终坚持引入经典，成为后来继承者打造世界汉译学术名著之魂。不过，因时代的进步和白话文的成熟，汉译名著成为百年的中西学桥梁，而严复之译作在发挥其应有作用后，归于思想史和翻译史中去了。今天的普通读者不再捧读乃是常情常理。

张元济不仅有力推广传播了严复的译著及思想学说，也直接支持了严复的翻译事业，同时通过对严译事业的出版运作，真正开启了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出版产业。从严译开始，张元济开启西学引入之路，将古今的重要西方思想成果快速地引进并传播开来，在传统的东方思想学术之外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天地。东学西理，文心攸同，商务印书馆不仅由严复发其端，且立其业。正是通过张元济的努力，西方启蒙思想被引进到近代中国，不仅使商务印书馆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传播西方文明先行者的重要角色，也奠定了商务印书馆以开启民智、传播智慧、昌明教育的出版方针。这场思想文化界的革命，虽然没有康、梁“戊戌变法”那么轰轰烈烈，但其作用力是巨大的、是成功的，就是到了今天，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商务印书馆对西方经典传播的道路由此开启，至今已走过百年历史。

百余年来，硕果累累，从切入译介西方名著到成为核心板块，而且几乎从未间断过对西方学术智慧思想的引进与传播，超越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对外来思想、文化领域的引进和消化，在世界文明史上也罕有其匹，如此积一家而持续至今者亦无第二家。今天，虽然西方学术大昌，但其最根本、基础之处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阵地之中，无有逾其右者。近几十年来，积累超越而成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已经成为了介绍西方思想、学术、文化的经典。这些所获得的成就与发展，几乎可以上溯到严复对西方的引进，以及对西方翻译名著时所制定的方针，即译文的“信、雅、达”三个特点的价值与权威性。今天，严译中所闪现的智慧与价值，仍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参考资料

盗火者严复传    马勇   东方出版社　2015年6月

中西通融通——严复论集　郭卫东　牛大勇主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9

严复书评　伍杰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年

严复年谱　孙应祥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年

---

[1]致四弟书，《严复集》第一册

[2]《严复集》第一册，5-15页

[3]《国闻报》馆仿《泰晤士报》之例，月报之外又出《国闻汇编》旬刊，10月出版第一号。每期都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是译著，一个部分是译报。

[4]即后来的《群学肆言》一部分。

[5]原名《进化与伦理》1896年10月译成。1898年6月由沔阳卢弼用木刻方式正式出版。

[6]《严复集》第三册，524页

[7]《严复集》第三册，    页

[8]《严复集》第三册，536页

[9]《张元济年谱长编》，93页。

[10]《严复年谱》，174页。

[11]《严复集》，册3，539页

[12]《致熊季廉书》1904年8月。

[13]《严复集》册三， 555页

[14]严复1902年译《群学肆言》，由于张元济当时正处于不稳定期，无法接手。1903年，《群学肆言》由文明译书局印行。

[15]严复为了生计和儿子留学费用，应金粟斋译书处邀请，1902年3月译成《穆勒名学》前半部。

[16]《严复集》第三册，565页

[17]《严复年谱》，233页

[18]《严复年谱》，278页。

[19]《东方杂志》第三卷（1906年4月号），又见《中外日报》

[20]《致章太炎书》，《严复年谱》，146页

[21]林纾《告严几道文》《畏庐文集》，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

[22]《严复集》，第三册，783页。

[23]《严复年谱》，371页引。

[24]《严复年谱》，437页。

[25]《严复集》，第三册，7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