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的两位主将，一位陈独秀，一位胡适之。

都在北大开坛讲学，桃李满天下；他们一同创办《新青年》，当时发行量将近两万份，北京城里能识文断字的人几乎无人不读，可谓一纸风行，洛阳纸贵。

　　有人曾说，陈独秀和胡适之间的友谊不能用常人的眼光看待，因为二人性格迥异，还经常摆出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面孔，可在大事大非面前，二人又能瞬间化干戈为玉帛。

与人打交道，陈独秀总是剑拔弩张，胡适则待人温厚平和。但即便是争论得再激烈，二人也都严格遵循一个原则——“君子绝交不出恶声”，这是陈独秀的主张，亦是胡适的观点，因此两人即便矛盾再大，也会“很客气地辞别”。

陈独秀的字实在是漂亮，字如其人，“一身诗意千寻源”，金岳霖表扬林徽因的话用到陈独秀身上也是十分贴切的。

一个“独”字可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新文化运动，独树一帜；五四运动，独领风骚；缔造中共，独占鳌头；大革命失败，独走江湖。

蒋介石让他当教育部部长，他断然拒绝，毛泽东邀请他回延安，他婉言谢绝，两头不买账；

在狱中，老婆来送饭，不忘温存一下，狱卒要制止，他大怒：我身体有罪，性欲无罪。

一介狂人，只因处在一个疯狂才能生存的时代。

　　胡适与陈独秀因《新青年》结缘，也因《新青年》分手，然而二人始终未在公众场合表达过对对方的不满。

直到30年后，胡适回忆起这段历史还明确地表示，他和陈独秀之间的矛盾并非个人矛盾，而有关主义。

陈独秀是秀才一枚，造反不是他的长项，不是谁想跨界就能跨界成功的，瞿秋白也和他一样，投错了行，最后才有了《多余的话》。

鲁迅则很有自知之明，专心写自己的文章，做中国的巴尔扎克和马克·吐温，文字也一样是投枪和匕首，一样可以让敌人发抖，干自己擅长的事情就是成功。
　　

1942年，陈独秀于贫病交加中客死于四川江津，没能看到抗战胜利。若是他活到抗战胜利后，他还能“一枝独秀”吗？恐怕难。

不过话说这个繁体的“獨”字，还真是有点意思，左边是反犬旁，右边是蜀，有一个成语曰“蜀犬吠日”，可见他临终时是多么的孤独。

　　胡适在美国取得洋博士学位，师从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可谓少年得志，27岁便被北大聘为教授，一时成为师生皆艳羡的人物，时人莫不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为荣。

胡适一直秉承“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属于温和的改良派，与陈独秀热衷于激进的共产主义学说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从北洋政府到民国政府，胡适基本上顺风顺雨四平八稳，他鼓吹民主，要求行宪，与国共两党都保持着距离，也是两头不买账，但两头也都没有为难他，他没坐过牢，也没颠沛流离过，一直与执政层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进退自如。

晚年的陈独秀选择偏居在四川江津的一个小县城，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此后，陈独秀与胡适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然而在陈独秀最后的日子里，乃至他去世以后，两人在思想上的共鸣依旧没有中断。也许胡适也没有想到，二人最后的共鸣，竟是在陈独秀过世之后产生的。

他将老友的遗著重新编辑出版，定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他还为这本书撰写了一篇序言，由衷赞美老友在“最后见解”中发掘出民主真谛的意义。

他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

　　有人说，晚年的胡适变得无所畏惧，这与当年的陈独秀颇有几分相似。

抗战胜利后，他一度还有以无党派人士参选民国总统的机会，虽是被蒋介石利用了一把，但之前他也得了个驻美大使当当，也算是部级干部了，可以说是文坛政坛皆春风得意，晚年旅居美国，也没遭受党锢迫害。

从个人角度而言，胡适的毎一次选择都是最佳的选择，有锋芒但不毕露，有性格但不任性，可谓实现了个人利益最大化，不愧是实用主义大师的门徒，以今日之视角观之，无可厚非，只要不侵害第三方，趋利避害乃人之本性。
　　

胡适本名叫嗣穈，很晦涩的一个名字，后来以笔名为姓名，字适之。这可见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他一辈子都在践行“适之”，适者而生存。

1962年，他因心脏病去世，蒋介石送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可谓备极哀荣，实至名归，评价超酷。

都说性格决定命运，看来名字也决定命运，起名字绝不能马虎啊！陈独秀的“独”和胡适之的“适”，就是民国最亮的风景。

原文：朱亚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