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是治事之能吏，也是共和理念的执着践行者，却是被污名化最厉害的民国先贤。原因就在于他与革命党老大孙中山的矛盾。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陈炯明是个军阀，而且背叛革命，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是革命的叛徒。然而，只要我们进入历史，走近那个真实的陈炯明，却会看到他实在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不该被遗忘的人物。

陈炯明毕业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在清末新政时期曾经当选广东议员，经历过立宪运动的洗礼，的确不同于拿了菜刀或梭镖起家的武夫。

他在黄花岗起义中充当过敢死队第四队的队长，辛亥革命爆发后策划了广东起义和独立，是革命元勋。

后来主政广东，推行地方自治，实现了民选县长，在政治改革方面卓有成效。

他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一心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模范省。

即使在1918年率粤军入驻福建漳州期间，也成功地建设闽南护法区，赢得了“模范小中国”的美誉。

这一切，在当时可谓有口皆碑，就连比孙中山们更激进的左派也不得不承认。

比如，郑超麟就说过：“他一到漳州，立即造马路，设公园，开运动会，出版日报。马路上不许走人力车;公园里竖了一个四方石碑，刻着‘自由’、‘平等’、‘博爱’、‘互助’。”

这样的一个将军，在历史上没有流芳百世，反而“遗臭百年”，原因是他与孙中山的关系。

一、陈与孙的根本分歧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分歧是明显的，而且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最根本的分歧在于：陈炯明致力于联省自治;而孙中山却热衷于全国统一。

陈炯明的追求并非孤立的。面对当时中国的局势，一些人深感统一无望，因而选择了联省自治。这个模式并非没有先例，它的榜样就是美国。

独立战争之后，美国经过十多年的各州自治，进而建立了“联邦”。正因为这样，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南方各省纷纷实行，北方各省也跃跃欲试。

在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广东和湖南。陈炯明是真诚的。他深爱广东，一心在广东保境安民，大办教育，发展经济，实行民治。

孙中山虽然身在广东，却只是把广东当成革命根据地，借广东的人力和物力进行北伐，进而打下全中国。

当时的孙中山几乎一无所有，军事上要依靠广东军队，经济上也依靠广东财政，所以，面对陈炯明的主张，不好贸然反对，甚至直到当选非常大总统，仍然表示：“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

然而，事实是他对于武力统一早已急不可耐，一旦他认为条件成熟，立即就要北伐。

为别人提供根据地是不容易的，不但要出人出钱付出巨大牺牲，而且自身也很危险。伟大的革命家无论多么伟大，都不曾从家里背了银子来建立革命根据地。

养政府，养军队，供革命家衣食住行，都是当地民众的血汗。所以，地方势力与外来的革命家，矛盾必然要发生。如果革命家有足够的力量，一般会鸠占鹊巢，消灭地方势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是无法避免的。除非陈炯明很无能，很老实，没有任何主张，对一切完全顺从。就这样，也要让人相信不是装出来的，否则仍然很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炯明还算幸运，他毕竟保住了性命。

二、分歧的最后结果

孙中山以护法的名义割据南方，许多做法都使陈炯明不能认同。

首先是召开“特别国会”。按照总统选举法，总统要由两院选出，出席议员须全部议员的三分之二以上。按照当时的两院议员的人数，需要有580人参加投票。

当时在广州的议员只有200余人，如何选举?但孙中山一定要当总统，于是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召开，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这个大纲不规定总统的任期，也不设置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总统说了算。

投票的方式更有意思：声称为了“以示负责”，采取记名投票。也就是说，谁赞成谁反对，总统可以一目了然。

其次，就任大总统之后，孙中山首先要做的就是讨伐北京政府。为了实现武力统一，他联合东北的张作霖，要对北京南北夹攻。但张作霖的部队只打了几天就大败而逃，这时从南方出兵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孙中山却执意出兵。

这样的战略，让陈炯明无法佩服。他开始是消极抵抗，后来是公开抗命，最后是辞职不干。

就在陈炯明下野之后，他的部下把孙中山赶出了广州。关于这件事，有几个细节值得注意：

1、面对陈炯明的消极抵抗，孙中山在1921年10月就曾发誓：“我已立誓不与竞存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 并且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

2、邓铿死亡之谜。1922年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邓铿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一直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但也有一种说法是：“陈炯明不愿全力支援孙中山北伐，孙中山为解兵马粮饷之忧，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以杀陈手下的第一大将，以收杀鸡骇猴之效。”如果这样，陈炯明的部下没有理由不反叛。

而且，所谓反叛，只是要让孙中山下台。炮轰总统府，也并没想伤害他，而只是想吓跑他。考察当时的情况，要孙中山下台的，并非只是陈炯明的部下，而是包括许多人。

原因是在此之前孙中山曾一再发表宣言，说只要徐世昌下台，他将同时下台。结果徐世昌于6月2日宣布辞职之后，他却拒绝下台。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200多位名流于6月3日联名致电孙中山，要求他实践诺言。

由此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人心所向。因为孙中山拒绝下台，陈氏的部下就决定把他赶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他们只是要把这个“大总统”吓跑。向总统府开炮，在开炮之前打电话让他得到消息，一下子就吓跑了。

看当年这些材料，真佩服粤军弟兄的仁义和智慧。但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却使陈炯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三、对民主共和的执著守护

对于孙中山提出的建国纲领，陈炯明根本不赞成。

他曾批评说：“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

因此，所谓陈炯明的背叛，便具有了保卫民主共和的意义。其实，陈炯明最让人感动的就是他对民主共和的执著。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从不以攻城掠地打天下为目标。

1927年，陈炯明出版《中国统一刍议》。从这本书，可以看到他的政治主张。他说：“现在南北两政府，已成对峙之局……北之军治，南之党治，皆违反共和原则。压抑全民公意，殊与民主立国，根本不得相容。”

他说：“民国主权，在民而不在军，尤不在党，此理甚明，何以南北当局，死而不悟，非缺乏政治常识，即属倒行逆施。故北方现状(民国以来皆然)成为军权无限下的官僚政治。南方现状(此次重加彩色)成为党权无限下的暴民政治，一丘之貉，无所轩轾。现状如斯，安能忍而与之终古也。吾人为国努力，唯有根据约法之精神，希望以自由代替压制，以秩序代替紊乱，以公平代替强暴，建设民权无限下的良民政治，乃为可久而可通也!”

在共和国受到最后的威胁时，出现过各种卫士，陈炯明也是一个。

国民党人说陈炯明是反革命，此话不错。他曾经是革命者，最后却成了真正的反革命。

因为他要守护辛亥革命的成果，守护民主共和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