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勋

清末民初的北方金融界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试图救民强国，却不得不和列强的银行、洋行虚与委蛇；他们想保持金融界独立的专业尊严和人格尊严，却仍然困于政治圈，不得不围着权贵打转。

而这一切，似乎就是当时中国所有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内心痛苦的写照，似乎也是整个中国经济百年来不能摆脱政治阴影的痛苦的写照。

要说到清末以来中国的金融业，其实有个门类，营业点分布之广，对百姓生活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一般的银行、票号、钱庄，那就是典当行。

典当行其实就是以物品直接质押为主的借贷机构，急需现金的人拿着值钱的物品做抵押，去当铺换取借贷，一般而言，还钱乃赎回物品的期限是十八个月，过了这个期限，就是“死当”，这是当铺老板和典当者都不愿看到的，因为当铺的主营业务毕竟不是旧货买卖，而是靠着贷款利息赢利。

在大部分情况下，当铺的顾客都是急需周转的普通百姓，拿来典当的物品也不过是稍微值钱点的皮袄和普通首饰。

但当铺还有一批“高端客户”，那就是大宅门中的阔太太、娇小姐们，她们由于某些隐秘的原因急需要用钱，一时窘迫，只能拿着自己的金银细软出来典当借钱。这就需要典当行伙计有着非常高超的眼光，能够在短时间就判断出来这些珠宝的价格，以免万一客人不来赎回当铺再转卖出去时，还不及收购价。

1921年，著名的“辫帅”张勋因为帮助溥仪复辟失败，正在津门隐居，突然传出他家里有好多珍贵的衣物首饰失窃的消息。奇怪的是，张勋也没有报官，只是命令手下人好生查访。

张勋自己也开了间当铺，叫“松寿当”，掌柜就嘱咐学徒王子寿去天津其他当铺明察暗访，终于陆续找到很多金银器物和貂皮大衣，其中最值钱的是一幅“珍珠蝴蝶锁”，用大珍珠串成的蝴蝶型大怀锁。收进这个首饰的当铺老板说，这是个南方女人典当的，只拿了四百元就走了，好像很匆忙。

其实这个首饰是张勋在任长江巡阅使纳第四个小妾王克琴的时候，长江流域五位督军凑钱五万元定制的贺礼。当然，这个拿去典当的“南方女人”就是王克琴本人，她被张勋的副官拐带出逃时，匆忙之间就带了些最值钱的东西，这个蝴蝶锁就是其中之一。

其他衣服金器张勋还不入眼，而这个蝴蝶锁张勋非常喜欢，因此一定要追查下落。王子寿是宁波镇海人，小时候就投身典当业，这次立了大功被张勋赏识，没几年就从学徒晋升为掌柜。

金融界这么诡秘突兀的传奇实在太少了。写非虚构类文本的时候，应该尽量使故事更生动和趣味一些。但众所周知，金融业原就以刻板严谨为本色，实在很难有那么多奇峰突起的传奇来表述。

不过，也不尽然。

清末以后的中国有三大金融中心，分别是上海、天津和汉口。毋庸讳言，中国的现代金融事业有赖于外资银行和洋行的资金来源、业务支持、人才训练，而上述三个城市又是列强租界之规模最大者，外国人开办的银行、洋行大多汇集于此，因此也成为了中国现代金融业发育、养成和腾飞的基地。当然，每个城市都有其特性，天津也不例外。

我们印象中，清末以来的华北地区无论工业、农业还是商业都非常的落后萧条，其实这是一种普遍的误解。

自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华北的农业就开始欣欣向荣，无论品种还是产量都逐步和南方接近。尤其是太平天国的兴起，兵火糜烂湖湘和江南，北方却很少受到波及，即便日后的捻军也是在江淮间鏖战，华北所受影响并不大。

检验一个地区农业的进步程度，需要考察其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整个农业生产面积中的比重。据调查，到三十年代初期，整个华北农村，差不多有7—10%的农田种植棉花，26—47%的农田种植花生，20—40%的农田种植烟叶。

大量经济作物的种植标志着农业产品商品化的转型，也为华北地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物质保证和资金保证。

南方（尤其是江南）小城镇形成源于自然自发的商业聚落，与其不同的是，华北城市的发展偏重于商路的交汇，而天津作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海口贸易中心，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也使其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经济中心。

天津的外国租界也使得当时清政府和北洋政权的下野官僚安全地居住于此，最大程度地避免人身骚扰。而天津距离首都北京又非常之近，能够非常迅速的获取政治信息和人际沟通。

因此天津“进可攻退可守”，方便于这些下野官僚的再起，也使得他们在政治上落魄的时候还能享受到精致的生活消费，并能通过投资赚取不菲的利润，为自己在做官时候掠夺到的财富保值增值。

正是如上这些因素，尤其是最后一个因素使得天津成为了1949年以前七八十年的北方金融中心，进入民国以后，许多民营商业银行纷纷开设于此，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北四行”。

中华民国的建立和一次大战的爆发导致国内的多元化历程加快和列强无暇在亚洲加大经济压迫，这两个原因从内从外刺激了中国民间金融业的现代化改造，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纷纷诞生，最著名的有所谓的“南三行”，即上海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也有所谓的“北四行”，也就是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大银行。

“北四行”的主要根据地即是天津，本文的主旨，就是向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些银行的兴起，以及他们背后那些金融家的故事。

盐业银行：张镇芳和吴鼎昌

章诒和女士曾以亲历者的身份写下了生动而细腻的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其中的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尤其对收藏家张伯驹的描述，简直有血有肉，呼之欲出。

在书中，她将张伯驹描写成一个不谙世事的贵公子，一个任性而骄傲的“精神贵族”。看这本书的人如果足够的细心，必定会发问：张氏作为一位著名的收藏家，除了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疯狂的兴趣爱好，必然有充沛的财力支持，因为文物字画收藏是最费钱的营生，必定要以强大的财富积累为后盾。

张伯驹自然有这个后盾，因为他本人就是盐业银行的董事，而该银行的创办者和董事长，就是其父张镇芳。

张镇芳出生于1863年，进士出身，但他真正发迹，靠的是袁世凯。张镇芳是河南项城人，袁氏同乡，而他的姐姐嫁给了袁世凯的大哥袁世昌，以姻亲关系，一向和袁家关系很好。

袁世凯做了直隶总督以后，就调张镇芳任天津道，并实授长芦盐运使。盐运使的品级并不高，却是个肥缺，掌管着整个华北地区的食盐生产和专卖，是袁世凯的“钱袋子”。

张镇芳是个忠于清廷的君宪主义者，民国建立后他对当了大总统的袁世凯就没有以前那么贴心了，而且对袁氏之称帝行为更加反感，袁世凯也察觉到这一点，于是两人开始关系疏远。

张镇芳为此想及早退出官场，因此想为自己在财经界找一条出路。中国当时有官办的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作为国家级中央银行而存在，但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有鉴于此，张镇芳向袁世凯建议，自己可以办一个官商合股银行，由于自己曾担任过长芦盐运使熟悉盐务运作，可以把盐税纳入这个银行的收款体系，因此起名为“盐业银行”。

该银行于1915年5月举办，但袁政府的财政总长周学熙考虑到，当时中国的政府收入以盐税为大宗，一旦由银行控制，那么财政部就名存实亡了，于是表面答应袁世凯用盐税支持银行，实则一直抵制不办，到袁世凯死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因此所谓“盐业”，只是个虚名而已，银行开办以来基本上和盐务就没有发生过关系。银行也以商股（也就是私人出资）为主，最大的股东分别为以下三人：张镇芳本人四十万元，张勋十万元，安徽军阀倪嗣冲十万元。张镇芳自任“总理”。

1917年张镇芳参与了张勋复辟被判无期徒刑，后虽然保外就医，但银行的管理权落到了当权者段祺瑞所信任的银行家吴鼎昌手中。

1921年4月，张伯驹将自家股份五万元向张作霖行贿，要求张作霖出面为张镇芳争权利。吴鼎昌其人精通世故，当时正逢张作霖的鼎盛时期，自不便与他对抗，于是遵照张作霖的吩咐给了张镇芳一个“董事长”的虚衔，也算了照顾了人情，但盐业银行的管理权还是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吴鼎昌在每个领域都是事业成功者。在金融业，他领导的盐业银行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商业银行之一；在经济学，他是出色的财经评论员；在新闻业，他把《大公报》办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独立新闻媒体，至今无人超越；在政治上，自1935年担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开始就官运亨通，直到1948年成为总统府秘书长。

1928年，吴鼎昌为盐业银行花了一百二十万银元修建的总部大楼至今仍在天津赤峰道12号矗立，作为“东方华尔街”的地标性建筑，还在接受着游人敬仰和赞许的眼光。

金城银行：周作民

如果说吴鼎昌是个全才的话，那么金城银行的创立者周作民就是个专才。除了金融行业，周作民一辈子几乎没有做过其他的职业，却白手起家，将一盘金融事业做得有声有色。在民国时期，他是唯一能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立者陈光甫比肩的最著名的民营银行家。

周作民早年留学日本，专攻经济学和法学。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他担任财政部库藏司科长。

政府北迁至北京后，由于遭到政治上不公正待遇，他以辞职来抗议。后虽得以留任并升迁至库藏司司长，却因此得罪了财政总长周学熙。

等到周学熙第二度担任财政总长时，周作民知道财政部亦非久留之地，为怕周学熙报复，于是辞职去了交通银行，在1915年就任该行总经理、副总经理以下最有实权的三名主任之一。

袁世凯死后的北洋政权分崩离析，各地军阀尾大不掉，名义上服从北京政府的军令和政令，事实上隐然割据而成了土皇帝。

交通银行作为国家银行，甚至不能自主在各地开设分支机构。中国银行在安徽已有分行，但交通银行想去设立分行，遭到了安徽督军倪嗣冲的拒绝。

当时皖南的茶叶贸易产生的贷款和押回业务利润丰厚，交行为此仍然打算在芜湖开设分行，但如何获得倪嗣冲批准，真是费尽心机。

某日晚上，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偶然在一个家庭宴会上遇到周作民，商谈下来，觉得无论能力、口才还是履历，周可能都是个游说倪嗣冲的好人选。

当即命令交行北京分行经理胡笔江先汇款两万元到中国银行蚌埠分行做此行的交际费，再亲自写介绍信给倪嗣冲说明派员前来的意图，希望倪能够接见。于是周作民便去了安徽督军府的所在地蚌埠。

周一见到倪，就声明此次代表交通银行前来并非中央觊觎安徽省的财政收入，反而是要加大对皖南的茶叶生产和贸易的贷款，以增加产量和贸易额，最终还是安徽省当局的财政收入会同步增加。当时倪嗣冲没有表态，宴庆周作民后，按惯例一起打麻将。

一夜之间周作民便输了五千元。当时百姓的平均月薪还不足二十元，五千元已经抵得上普通人二十年的收入，周作民却面不改色，使得倪嗣冲暗中惊讶和佩服，倒也增加了进一步了解周作民的兴趣。

就这样，周二十天内一直在蚌埠的督军府内陪着倪嗣冲吃饭、喝酒、打麻将，而他们的话题也越来越深入和广泛。事后倪感慨地对自己的财政主管说：“周作民甚有才干，将来中国金融界中有其地位。”

但这二十天中，周对交行来安徽设立分行的事情始终只字未提，到临走才似乎是很不经意地在倪嗣冲面前随口说起。倪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但向交通银行官方提了个意见——开设分行没问题，不过管理者一定要周作民本人。

交行总经理梁士诒当然十分高兴地答应了要求。周作民也不负众望，在设立芜湖分行的同时在蚌埠也设立了分行，这样，整个安徽省财政都交予交通银行主理，交行成了安徽省政府的金库，而周作民本人也愈发被倪嗣冲看重，成了他最重要的金融业幕僚。

由于之前在财政部不愉快的经历，使得周作民身处官办交通银行也充满着不安全感。他的目标就是想设立一家属于自己的银行。就这样，在他的运筹下，1917年5月，金城银行于天津成立，在首批股本招募中，倪嗣冲和他的财政主管的出资就占了54%之多。

目前金城银行在天津的旧址为解放北路108号。

大陆银行：谈荔孙

民国时期的金融家之间总能找到一些千丝万缕的私人联系。比如大陆银行的创始者谈荔孙和吴鼎昌便是留日同学，并且是同宿舍好友；他和周作民更是同乡兼远亲，据说还是周的婚姻介绍人。

谈荔孙在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即回国接受南通状元张謇的聘任，担任南京高等和中等商业学校的教务长兼银行学教习，这是中国现代银行界人才训练的开始。由于他的业绩优秀，被朝廷选拔为度支部（即财政部）主事。但他秉承祖训，不愿在清廷为官，自愿调职去了日后改组为中国银行的大清银行，从此正式成为中国著名的金融家。

1915年，中国银行派他筹建南京分行并担任行长，在他手中于长江中下游建立了十个支行。他所任用的基层工作人员大多是出自苏州东山和镇江扬中的钱庄学徒，但会计以上的管理层人员都是从前毕业于南京高等和中等商业学校银行科的学生，也就是说，这些中高层干部都和他有师生之谊。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以上是鲁迅在杂文《灯下漫笔》中的描述，说的就是1916年5月北京、天津两地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生的挤兑风潮。当时北洋政府应付不当，竟然发布停兑命令，使得普通储户饱受损失，而且中交两行在北方的信誉一落千丈。

这股风潮也蔓延到了南方，身为中国银行南京分行行长的谈荔孙自然首当其冲。他当即同督理江苏军务的宣武上将军冯国璋商量。冯氏同意以江苏全省财力支持银行无限制支付。

如此，在长江中下游的挤兑风潮没几天就平息了，冯国璋、谈荔孙以及南京中行的信用得到了整个金融界、政治界和普通百姓的认可。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顺理成章地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翌年春天，他请谈荔孙担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行长。但此时的谈荔孙已经心生倦意，决定自立门户，创立属于自己的商业银行。

当年中秋节，他和自己的好友聊天，当好友知道谈荔孙正在帮助周作民规划金城银行的内部组织与人员架构的时候，就批评他说：

“你自己不是常说，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基础是不牢固的？你先前在南京高中等商业学校培养了那么多银行科学生，又担任中国银行高层那么多年，要找一批办银行的干部，哪有那么困难的？！”

这位好友因是冯国璋的亲信，承诺次日就去征得冯的同意。

当时的北洋军阀都想有一个金融机关为自己在政治上服务，冯国璋当然也不例外，何况谈荔孙也是冯信任的人。半个月之内，谈就凑齐了三十八万元股本，其中冯国璋占二十万元，有趣的是，梅兰芳也投资了一万元。由于代总统是大股东，所以银行的设立批复非常容易。1919年4月，大陆银行正式成立。

中南银行：黄奕柱和胡笔江

我们刚才提到了1916年京津地区的中交行挤兑风潮，银行和普通存户都是受害者，但也有些金融从业者上下其手，利用汇率的起伏而从中炒作获利，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胡笔江便是其中之一。

胡笔江为江苏江都人，也是民国时期著名金融家中唯一既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更没有留洋经历的特殊例子。他出身于普通钱庄，然后在考入交通银行担任普通职员。

据说某一天下班以后，交行总经理梁士诒有事回银行，发现偌大的营业厅中只有一个人还在加班，一问之下，此人名叫胡笔江，而且对答之下，此人头头是道，很有见识。

于是梁士诒大为欣赏，悉心栽培，胡笔江在两年之内由职员升为副经理，然后成为北京交行的经理。

1916年挤兑风潮时，胡笔江对交通银行的前途充满了忧虑，但是他认为，交通银行既然是国家银行，政府迟早要出来收拾局面，重整旗鼓的，因此不完全悲观。

于是与行内几位高级职员和外面几个银号业者一起，趁低购进一大笔交行的钞票。果然八个月以后，原外交次长曹汝霖担任了交行总经理，向日本银行借款以弥补政府的财政空缺，并使得交通银行钞票得以兑现。

这么一来交通银行的信誉又振奋起来了，钞票也值钱了，胡笔江等人在这时将原先低价购入的钞票抛出，由此发了一笔财，也在同行中引起不同的反响，有人认为他是投机，交行的部分股东尤其对其不满。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受战争影响，交通、中国银行的钞票再次暴跌。胡笔江故技重演，趁京钞走低就大笔购入，待恢复正常时再行抛出。

果真，金融市场真正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政府又出场了，北洋财政部决定发行六千万短期公债以收回两行京钞，京钞的地位自然又被抬起来了，胡笔江等人再一次因看准了行情而获利匪浅。

然而没有赚到钱的交行股东们对他们大加指责。胡笔江索性写了辞呈，收拾行装南下回家。

又是巧遇，在南行的列车上，他结识了华侨富商黄奕柱。

黄奕柱是福建泉州人，剃头匠出身，只身赴印尼闯世界时，随身只有五元钱和一把剃刀。稍有积累后，他便在爪哇市的美商花旗银行门口摆摊卖饮料。

黄是个勤奋讨巧的人，每天都把花旗银行的台阶过道清扫得干干净净，得到了银行高层的好感。正在此时，花旗银行有一批当做质押物品的咖啡即将过期，经理便将这些咖啡以极低的价格批发给黄奕柱，而黄得以用零售价卖出，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黄奕柱当时判断，蔗糖价格会上升，于是将所有资本都购进蔗糖，然后用货物向银行质押换取现金囤积更多蔗糖。

这种“滚雪球”式的投机方式非常危险，而黄奕柱终究是幸运的，当时一次大战爆发，蔗糖价格暴涨，这项囤积使他赚得了两千万银元的雄厚资本。于是，他决定回国开设银行，正在寻觅人才的当口，正好在京沪线上遇到了辞职南下的胡笔江。

两人相谈甚欢，黄奕柱当场决定投资一千万元开设所谓中国和南洋华侨联办的“中南银行”，自任董事长，聘请胡笔江为总经理。1921年6月，中南银行正式设立，而且经胡笔江在北洋政权的运作，银行拥有钞票发行权。

上述四大银行中，金城、大陆银行总部设于天津，盐业银行总部设于北京，但业务重心还是专注于天津。只有中南银行的总部在上海，但出于历史原因，胡笔江同样重视北方的业务。他在如今解放北路88号设立中南银行天津分行，总管包括天津、北京在内的所有华北地区的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