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龚军辉

长沙的商贸很早就有名，盛唐时期栖居长沙的杜甫这样描述当时的盛况：“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位于长沙市城市中心地段的坡子街，商业文化悠久，可考证的历史有1200多年，清代时有“四时恒满金银气，一室常凝珠宝气”的说法。而三街在商贸经营方面又各有不同，引领湖湘潮流。

在民国时，上坡子街的店铺主要是银行、金号(不只经营首饰，主要是从事黄金买卖)和钱庄，尤其以钱庄为最多，如中央银行、大陆银行、聚兴城银行、实业银行、金城银行、长沙最大的李文玉金号、余太华金号、恒和钱庄都在这里。据载，1934年坡子街上登记注册的钱庄就有14家。因此，说上坡子街是长沙市的金融中心，一点也不为其过。

据《长沙工商业及救济事业沿革》记载：余太华金号创建于1840年，店主余芬芳是江西鄂城新湖街人，二十岁时学艺已成，离开江西来到湖南开店，开始以小手工为主，多做多得，少做少得，不甚发达。到了咸丰年间，太平军起义失败，曾国藩攻克南京，湘军携大量金银财物而归，长沙市面出现了大量的金银换进换出，便促使了金银首饰店的发展。

余芬芳雇用一名帮工、一名学徒，自己每日上炉操作，业务日渐兴旺。他的结发妻子从江西来长沙后不久病逝，便娶沅江贺氏为偏房，料理日常家务。贺氏为人善良，常给贫苦人施棺材、施药、施衣物，为慈善事业捐款。她生有二子，名孛陔、介卿，待母亲极孝顺，均随父从事金银首饰行业。

余芬芳后来在常德、湘潭均设余太华分店。他把常德分店交余孛陔负责，湘潭分店交由堂侄余仲肃、余叔仁兄弟经营，自己在长沙经营总店。为造就人才，他规定三店各自经营，自谋发展，十余年就积蓄了十九万银圆。

余芬芳逝世后，长沙总店归余介卿管理。余介卿年富力强，更善于经营企业。首先，他改变经营内容，将过去以银饰为主转向以金饰为主，并精炼纯金，讲究质量。其次，增加品种花样，纯金出售有条块、锭、叶，首饰有项链、戒指、手链、耳环、胸花等，品种达300种。再次，提高职工的工资待遇，作坊工人吃烟、剃头、伙食全由店里开支，一般手艺工人每月可拿8至14银元，最高时可达30元，带作师傅（相当于领班）每月可拿银元35元。

但金融的走势，从来是和政局紧密相连的。到1904年，长沙开辟商埠，余太华金号店事日渐衰落。辛亥革命之后，湖南省银行发行纸币，余太华兼开永康福盐号，不久改为新康福，曾大获盈利，但盐生意收归为国有后，情势重回谷底。余介卿死后，企业由其子余承白经营。余承白在上海、汉口等处做投机买卖，与官绅交往，开支甚大，店铺资金日渐减少。

长沙解放前夕，余承白携带黄金五百两逃往香港，余太华金号倒闭。但其金银首饰店的生产工艺，至今仍在流传。1949年解放后，当年的“金融街”不复存在。中央银行改为商业厅的职工医院，恒和钱庄改为航务局的幼儿园，余太华金号改为长沙市百货公司，李文玉金号改为湖南省茶叶公司……

下坡子街的店铺主要是药材行和疋头号。药材行，经营中药材的批发，多为江西人所开。不过闻名遐迩、实力雄厚、以生产中成药为主的劳九芝堂，却在上坡子街，创建于1650年。疋头号，经营棉布和棉纱的批发，如浏阳的夏布、平江的青布，皆以这里为集散地。位于街西端湘江边的小西门码头是一个药材、布匹等诸多货物的重要泊口。

横坡子街是生产和销售时髦木器的地方，如风行一时的宁波床，就只有在这里才有买。解放后，它改变了经营方向，多制造和销售普通家具。因为这个行业是手工业和商业的结合体，规模又小，所以存在了一个较长的时间。

1904年7月，长沙开埠，长沙沿江地段“准各轮商指明租用”。开埠不久，就有日、英、德、意等国商人在坡子街小西门至大西门一带开设洋行17家。到民国初年，位处小西门的洋行有日本盐川、大石、小岭、金泉洋行，德国谦信、多福洋行以及意大利义信洋行等十多家。

日本驻长沙领事清水八百一在1924年完成的《日本驻长沙领事馆辖区报告》中讲到“长沙商业及市场”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

市区商业中心在红牌楼与南门内的约十几条街。黄道街、西坡子街约呈丁字口处，是长沙的第一商业区。当地人的衣料、食品、家具、机械等大店铺相连接，大绸布店、鞋靴商店等都有，日夜人流拥挤。黄兴门街及新坡子街，从小西门外至红牌楼纵约45条之间，钱庄、洋货店、贵金属店、丝绸商店，还有其他各种商业机构大店铺都集中在此，和红牌楼一起成为长沙的商业中心区。

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中国问题专家神田正雄（1879—1961年）在1936年东京海外社发行的《湖南省综览》一书中讲到长沙商务时这么说：

长沙市中心的商业以金属（金银铜铁锡等）、绢布、洋货杂货、烟草、酒食产品、药材等等最为繁盛。外国洋商中，日本、德国、英国的洋行商社约有70多家。其中大多数都集中在小西门、灵官渡、大西门一带。长沙市内商业繁华的地区包括红牌楼、司门口、八角亭一带，还有坡子街、南正街、中山马路及北正街等地。近年来，由于农村经济不振，金融衰退，工商业俱废。

但是无论如何，长沙仍旧是湖南省的中央都会。加之，长沙市还是开埠城市，每年的人口均有增加。比起其他城市来，其贸易可谓相当繁盛。

民国时期，设在坡子街的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发生了一件被当时媒体称为“乱世黄金案”的案子。故事是这样的：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迫切希望发展经济，重建祖国，但由于“法币”不断贬值，旦夕数变，使得工商业无法经营。这时，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取代法币，以高于黑市的价格收兑黄金、白银，仅两个月内，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就兑入黄金数万两，银元数十万元。时任湖南省主席的程潜决定以这批金银作为湖南稳定物价的基础。

然而，此时的中央银行负责人却置湖南人民利益于不顾，意欲运走这批金银。省工业会、省商业联合会、省农会、省总工会和长沙市商会、长沙市总工会“六团体”第一次联合起来，推举省商联代理理事长林端生、省总工会理事长林醒民、省农会理事长周鼐古、市商会理事长崔伯鸿、市总工会理事长张福云和湖南省工业会理事长陈云章为领队，率“留长省参议员座谈会”的全体与会人员齐赴坡子街包围中央银行，制止金银外运，声称“如不达到目的；则商人罢市，工人罢工”。中央银行长沙分行经理辛蘅若、副经理陈忠范摄于声势，当即电话邀请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前来调处。

经三方协商后，“六团体”会同中央银行将金库黄金33150两、白银22万余两、银元839000枚、美金840元、港币146元封存，任何一方不得私自启封，由辛蘅若承诺电请中央总行缓运。如必要运时，由他通知省政府。

邓介松也向“六团体”负责人保证，省府得到运走消息时，一定通知他们。可是政商的承诺并不值得相信。1949年元旦假期的一天午夜，陈云章突然接到中央银行长沙分行一职员的电话，说黄金已全部运走，白银亦定当晚起运。陈云章即告邓介松，并亲赴金库清点，发现二万多两黄金确已不翼而飞。

根据《名人与长沙风景》一书的记载，偷运黄金的行动即由家住潮宗街九如里的辛蘅若直接指挥。他们的行动极为诡秘，先将黄金伪装成镍币20余箱，然后在1949年1月4日凌晨由一位副经理押运，用汽车运往衡阳，再转火车，于1月7日运抵广州。偷运黄金的消息传出后，湖南舆论大哗，金银黑市价格猛涨。辛蘅若自知难逃罪责，连夜从九如里公馆潜逃，企图乘浙赣线火车逃往上海。程潜电令南昌方面在火车上将辛蘅若截留，押回软禁于湘雅医院。

当时，湖南省政府要求国民党行政院将黄金运回，作为释放辛蘅若的交换条件，而中央银行总行始终未允。“六团体”也打电话给财政部，声明如不将运走金银退回，则湖南停止缴税。长沙和南京政府之间一度形成对立之局。1949年白崇禧来长沙后，辛蘅若被释放，去了香港，此案最终不了了之。

来 源 | 指尖岳麓、岳麓区档案馆，作者 | 龚军辉。转载编辑 | 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