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曾佑，在民国之前是一位思想活跃而又为不少名流看重的人物，浙路运动时，他和名满天下的汤寿潜号称“浙江双壁”。[1]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夏曾佑所撰《中国历史教科书》曾盛赞其学，在他去世后六日所写传记，开篇即说：“近十年来，社会上早已忘却有夏穗卿其人了”，“并将来打算做一篇关于穗卿的传记，把他的学术全部详细说明，但不知道我能不能。[2]”此亦谶言，他在忙碌两年后因故去世，终于没有能完成遗愿。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曾专论夏曾佑思想，但民国以后，归于平淡。

夏曾佑的名字，大多数人都是从《中国历史教科书》知道的。他很早活跃在思想文化界，是严复西学的崇拜者，梁启超小说革命的共同倡导者，商务印书馆早期教科书有影响力的作者。一部教科书也没写完。他是常驻编译所最早的人。也许，他和蔡元培一样，不能算是在册的成员，但身为翰林名笔的他，为商务贡献非凡，当然商务也造就了他。但当时各种传记仅言及其所撰《中国历史教科书》，竟未提及他驻馆编书之事，所幸，在他辞世近百年后，《夏曾佑集》得以编成出版。

其实，他一生参与维新变法，倡导诗界革命、小说革命，精擅佛学，民国初参与发起教育学会。在商务印书馆经历了近十年，期间，他和张元济一道，除馆务外，还一起参与浙江铁路运动。

辛亥革命前，张元济、夏曾佑、伍光建一直住在同一处——张家花园达十几年，可见俩人关系之近。今天所知的人很少，更不知道他是张元济不可或缺的朋友。更有另外一层，夏曾佑是张元济挚友汪康年的表兄，夏曾佑受学于汪康年之父汪慕云。今天，我们从他作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元老的生命一环去搜寻他的文化足迹，不仅仅是历史的考据癖在发作而已。

一、折服任弟

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号碎佛，笔名别士。浙江仁和(杭州人)。他少年时期即显示出禀性聪慧，又博及群书，无学不窥，不仅对乾嘉考据学和诗、文有相当的素养，也很早接触西方科学知识与思想。读过《谈天》《光论》、《声论》、《万国通论》、《泰西新史揽要》等西方科学知识与思想等译著。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二十六岁乡试中举,第二年恩科会试进士第一名，与文廷式、吴鲁、董康等同年。殿试后选馆入词林，改礼部主事。

1891年，比他更具英才卓识的夏曾佑结识了梁启超、谭嗣同等锐意改革之士。“壬辰在京师，广坐见吾子”，“自乎癸甲间，衡宇望尺咫”。[3]这一年即壬辰殿试，张元济也传胪中选，但张比夏小四岁，可谓更加意气风发。其时，梁启超时年十九岁。于是两个年少气盛的青年，经常在一起高谈阔论，上至军国大事，下至治学心得，反复切磋，往返辩难，彼此都觉得很投机，心高气傲。几乎天天见面，见面就争论，争论的结果，梁启超说，“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4]他们成了“讲学最契之友[5]”。夏曾佑的思想对梁启超影响相当大，梁启超甚至说“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6]

梁启超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说：“自不见足下以来，朋辈中玄妙之论久绝于耳。”又在另一处说：“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那个时候的书生们最喜欢的论政话题、论政方式，也是论政书生最高的理想，既显得有学问，又说明他有经世之才，符合人性潜意识里最基本的价值期待。
     1894年，甲午海战后，时在礼部的夏曾佑经常参加一些北京的新派知识界的政治与学术性沙龙活动，和张元济一道聆听康有为的演讲外，与杨锐、梁启超、汪大燮、沈曾桐、曾习经、吴德潇、吴樵、麦孺博、谭嗣同等人互有来往。他风流潇洒，思想活跃，积极进取，充满热情，成为当时的名流。尤其与梁启超、谭嗣同相契。尔后，夏曾佑基本保持了这一时期的锐气和声望。

1895年，他奔走到当时文教圣地张之洞处，与汪康年同时担任两湖教习，与一时名流相往返。曾与他相交的汪大燮说他：“落落才高，亦能为第一流事业之选也。”是“太聪明高视阔步之人。”期间，自然与同乡又同时居住在京城的京官的张元济相互往来。

1896年，他再度回京，等候外放知县，正逢同乡孙宝琦创育才馆，他放弃了候补知府外放南京之职。接受延聘，执教期间，常与吴敬恒过往，又与严复“衡宇相接，夜辄过谈，谈辄竟夜，微言妙旨，往往而遇”。严复成为他最钦佩的当代智者，通过与严复的交往，进一步了解“西学”；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他以后的社会、哲学思想的形成有很深的影响。终身以弟子事严复。

与此同时，夏曾佑、梁启超、谭嗣同和黄遵宪等人还开展了“新诗”运动，梁启超评价夏曾佑等人的“新诗”，说这些诗“善选新语，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 [7]宋恕曾对朋友说：“夏穗卿，天机清妙，最善谈佛，恕所见海内宗教家，惟湘人吴雁舟(嘉瑞)出其右耳。杭州新起学人，行谊识解当以孙仲屿(宝暄)为最；训诂词章当以章枚叔(炳麟)为最；宗教空理则以穗卿为最。若以刘宋四学月旦三君，则孙儒、章文而俱兼史，夏则玄也。之三君者，非但杭英，殆亦非浙西之英欤！” [8]“当时的一般新文学家，都喜欢研究佛典[9]”，他和他的朋友蒋智由、黄遵宪、梁启超无不如此。晚清以来，思想新锐的年轻仕子都不约而同地向佛教寻找思想资源，成为近代佛学兴起的先声，与和夏曾佑的朋辈们在一起研究佛学的人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沈曾植、文廷式、宋恕、孙宣瑄，而夏曾佑则因天姿英纵，“慈恩绪论，晨夕肆力”。[10]却又对严复《天演》《群学》有深刻体会和感叹的人。思想的深度决定他不是一个平常的人，所以他在诗界革命“小说革命”博得名声，更不期终于古史研究而扬名后代，他的才学当然也是张元济所能感受并认可的。

二、钦佩智者

在天津与严复相识后，夏曾佑曾发愿要把《天演论》“尽通其义，然后追想成书”，但终未如愿。严复翻译《原富》、《社会通诠》、《群学肄言》、《法意》等西方学术著作，夏曾佑读了这些著作，并且给其中一些书作序，写按语。直到晚年，他还赞扬严复“一旦出数卷，万怪始大呈”，对严氏翻译《天演论》赞不绝口。

1896年3月，汪康年在上海办《时务报》，曾劝说夏曾佑担任主笔。[11]汪康年办《时务报》风生水起之际，夏曾佑正在天津，先是负责《时务报》发行工作。

1897年10月26日，他和严复，既是同乡，又是庚寅同科进士的王修植一道办起了《国闻报》，略仿英国《泰晤士报》之例，日报之后，再出旬报。[12]”1897年10月26日，正式创刊即农历十月初一， “通上下中外之情，借采访、选择国内外重要之事。”宣传西方民主政治，抨击科举和旧教育制度。介绍西洋学术，声援戊戌变法。1半个月后又出旬刊，名《国闻汇编》。

《国闻报》按期发表严复译述的赫胥黎名著《天演论》，阐发保种保群、自强进化之公理，与汪康年一起办《时务报》南北呼应，声望甚高，这两份报纸都是维新变法时期广受欢迎的。他在办理《国闻报》期间，所撰文字仅居严复之亚，对时政的批评、文化政治的论断皆具卓见。

西学的流行不无泡沫，作为严复至交，夏曾佑曾直言道：“《原富》前月全书出版，昨已卖罄，然然解者绝少，不过案头置一编，以立慬于新学场也”[13]，当然，严复所择所译，曲高和寡，当期发酵固少，而“五四”所倡“民主”“科学”，其本质即严复所言“于学术黜伪而崇真（科学），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民主）”“必明乎已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繇之说乃可用耳”（自由）。他如以“自繇”而言“自由”，以名学计学而言逻辑、财政，古雅有余而素索解不禺，普及更难。

1899年冬，戊戌变法期间，夏曾佑关心变法活动。梁启超不断写信给夏曾佑，把变法进展的情况和对变法前途忧虑的心情告诉他。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避入日本领事馆，然后由日人伴送至塘沽，东渡去日本。夏曾佑听到消息后，立即追至塘沽，同梁启超话别。[14]   

《国闻报》是为维新变法与之呼应的重要力量，政变失败后，先名义上售与日本人。1898年3月正式售与日方，作为创办者都离开，夏曾佑也曾选为祁县知县而离开天津，严复则在奉旨进京，预备召见，期间，作为总理衙门章京的张元济也时刻关注着《国闻报》。

在与梁启超相争过程中，汪康年希望夏代替梁，但夏没有到任，当然后来是他本人已在办《国闻报》，也不愿与“任弟”相争。只是为其撰文而已。

1899年，《国闻报》停办后，又为天津育才馆解聘，夏曾佑生活工作无所着落，张元济为这位老友想方设法，找到汪康年在上海为之得职，曾给汪康年写信道：“前闻江南省学堂需聘教习，即以穗卿乞公推荐。穗卿天才至可爱，而处境又至可怜。省学教习，修脯谅不过菲，当可以赡其贫。后生之秀能得如穗卿者为之师，进益亦必较速。公可否即作一函，为之说项”。[15]但夏并没有接受，不久，赴黄山脚下当礼部知县去了，一干就是三年。

在戊戌变法中，夏曾佑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政治活动。所以，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出逃日本，六君子被杀，朋友张元济等人受到处分，他却未受任何牵连，1899年被任命为安徽祁门知县。

四、寄馆发声

1902年，夏曾佑祁门任满，回到上海，在汪康年和张元济等人开导下，同意出任《中外时报》主笔。严复在与熊季廉书中曾带着得意的口气写道：“《中外日报》近得巨手主笔，是以议论太抵谛当。弟欲知其人乎？则钱塘夏穗卿是也”。[16]其于夏曾佑推崇也如此。所以他所译《社会通论》就请夏曾佑作序，以社会进化，宗教与政治变革及宗法社会立论，并期以“蜕化有期”之说，其卓见纵横之论，甚悚。浸淫于西方政治学说有年之严复，故一读此序，严复曾对英敛之说：“此文当今之世能道及者，无二人也。”[17]并率先刊布于天津《大公报》，其后又在严复的鼓励下，夏曾佑还为严复所撰评点《老子》作序（1905）。如果比观前期他请吴汝纶为《天演论》撰序，则可知严复视夏曾佑之学与识甚高。

今幸存夏曾佑日记中就有1901年新年赴上海，与张元济的记录。[18]之后，他再赴安徽，当年又回上海，必与张元济相饮长谈，尤其是1903年居上海后，他和张元济、汪康年几乎每日相见共饮，并赁屋与张元济做起了长久邻居。张元济也有日至两次于其报馆的记录。

此时，陈玉苍奏保夏曾佑，令吏部带领引见。[19]朝廷正准备提拔他，他却因丁母忧而寓居沪上。适逢张元济创办编译所，第一个致信邀之的即是夏曾佑。4、5月间，夏从天津来到上海，正式加入编译所。

1897年夏曾佑在《国闻报》发表《国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与严复合著），主张利用小说，传播文明开化。“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今日人心之营构，即为他日人身之制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若因其虚而薄之，则古之号为经史者，岂尽实哉！”一反旧式学者鄙视“稗官小说”的传统，不仅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且为史书的艺术功能找到了客观依据，对传统史学观念是一种冲击，洋洋万余言，被阿英誉为“阐明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字”。

商务印书馆早在1902年即出版《说部丛书》和《绣像小说》，《绣像小说》所提倡的小说革命主张，这在中国出版史上开风气之先，其影响作用不亚于“五四”以后的白话文学，甚至更大，因为传统古文的形式加西方曲折生动的故事，不仅有极大的吸引力，且传统的表述手段为大众所接受。他曾参加编辑《绣像小说》，编辑《说部丛书》，在出版外国小说领域作出了创始性的成绩。这当然与夏曾佑入所有关，此时夏正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商务印书馆后来大量出版翻译小说，与他的提倡是分不开的。

梁启超早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借英国某君口说：“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伟哉，岂不伟哉”。[20]1902年11月，又创办《新小说》于横滨，1903年在上海发行。

就小说革命的发动，既有梁启超、夏曾佑，也有市场化需求，更有商业化操作。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征文。首次公布以千字计酬方式，随后商务印书馆也效仿为之。   1904年12月6日，在《申报》上刊登《上海商务印书馆征文》，以商业化手段操作包括小说在内的有偿征稿制度。这标志这商业文学的诞生，商务成为真正大家的商务。

《绣像小说》是商务印书馆自办的第一份刊物，1903年5月创刊。[21]有云：“支那建国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谬荒诞之言，即记污秽邪淫之事，求其稍裨于国，稍利于民者，几几乎百不获一。夫今乐而忘倦，人情皆同。说书唱歌，感化尤易。”“呜呼，庚子一段，近事堪稽，爱国君子，倘或引为同调，畅此宗风，则请以此编为之嚆矢，著者虽为执鞭，亦忻慕焉？”

夏曾佑在《绣像小说》1903创刊号发表了《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榑桑崛起，推波助澜。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硕彦。”“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赜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之积弊而痛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本馆有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远者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余韵，或手著，或译本，随时甄录，月出两期，籍思开化天下愚，遑计贻讥于大雅。”

连同1903年发表的《小说原理》，更是与梁启超所倡导的相呼应，成为小说革命论的雄文” [22]他也因之成为小说革命的代表性人物，与梁启超齐名。

梁启超在1903年《新小说》中发表《小说丛话》中极力推出此文：“余当时狂爱之后竟不能裒集，惟记其中两大段，谓人类之公性情，一曰英雄，二曰男女。故一切小说不能脱离此二性”。他同年所刊《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及创办《新小说》，掀起了小说革命，既是对严复、夏曾佑所倡导的光大，也为商务进军小说有着巨大的推动力，当然溯源当推之夏曾佑，《绣像小说》虽创办于《新小说》之前，因梁的登高一呼和夏在馆内的具体配合，《绣像小说》乃至当时晚清小说出版风行一时。这部由李伯元主编的小说刊物，正是夏曾佑推动和参与的结果。1906年因李伯元去世而停办，只存在了短短三年，共出七二期，所有小说未均出单行本。《绣像小说》的停刊，与夏曾佑离开商务印书馆也大有关系。

张元济在主持《说部丛书》的同时，还编译了不少小说类作品，《欧美名家小说》、《小本小说》，重点是《林译小说丛书》，这些丛书不无互相立体化利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在《说部丛书》中，还有一位重要的翻译家吴梼（丹初），他的特点是白话翻译并直译外国名作，与当时节译，意译大不相同，范围包括欧美、俄罗斯与日本，他的作品正与伍光健主持的《欧美名家小说》并行。

作为本社同仁，《东方杂志》早期创办和编辑，夏曾佑也是核心成员。创刊号上即撰有《论中日分合之关系》一文(署名别士)，（1903年3月），其间，连载《中外日报》所论甚多，达三十多篇，他应该是本社同仁之一，主要还是《中外日报》主笔，因为《中外日报》也是商务的产业之一。

在汪康年退款商务同时，张元济则让更具保守气质的孟森主持《东方杂志》，而《中外时报》则在汪康年的主持下，更加加大对时政关注、参与度，最终被官方所不容而接盘。杂志这段时间直接和间接谈立宪的文字举不胜举，可能跟这位被梁启超称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有关。

从《国闻报》到《东方杂志》，夏曾佑堪称世纪初一支劲笔，其数量及可波及范围，几乎无人可及，任弟当折节之，可视为当时海内外“言论双璧”。

1905年，夏曾佑股阕，仍回安徽候补，正在此年夏，张謇保举张元济、夏曾佑参加宪政考察团，张元济没有参与，严复在推荐夏曾佑考察宪政时说：“安徽候补知府夏曾佑，天资敏锐，达识通时，博稽载籍，能言数千年治乱盛衰之故。[23]”他自己曾在《中外日报》撰文《论出洋四大臣所调随员》（1905年8月7日），不期他自己却被选作随员去了。

1906年1月14日，夏曾佑则以安徽直隶州知州名义，作为随员，带着他的妻子、仆人、厨师一起加入立宪出洋考察了。他的目的地是日本、美国、英国等。在日本，他见到梁启超、蒋智由等旧友。他的儿子夏元瑮也从南洋公学毕业赴美留学。赴日考察回国后，他又去安徽任泗州知州、兼学部二等咨议官。常与严复、张元济、孙慕韩、高梦旦、郑孝胥等在一起饮酒会面、入宪政研究会。1908年，因广德州知州任满，放弃泗州职，留沪家居。

1910年10月商务成立师范讲习所，夏曾佑同列发起人。夏曾佑也曾与参与张元济的古书校刻工作，他在1911年致孙毓修中说：“翻印古书，前曾请夏穗卿先生代为选择。”[24]

五、名作传世

1902年，夏曾佑母亲去世，他丁忧家居上海。至1904年底他写完《中国历史教科书》，[25] “昕夕不皇”[26]地写作，也仅编至唐代,是一部他未写完的半成品,但行销了二十年，是其一生代表著作。1933年，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该书并更名为《中国古代史》，由中学教科书升格为“大学丛书”之一种。

夏曾佑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序》中说：“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也。是必有一书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他把中国今文经学的历史进化思想因素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关于历史进化因果论结合起来，夏曾佑在书中还说：“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国朝诸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世运说”是贯串《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基本观点，夏曾佑就是用这一基本观点对历史过程的变化进行具体地分析的。
　   他用章节体裁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全书分编、章、节，在各册正文之前有《序》、《凡例》或按语。这种章节编纂形式，成为二十世纪以后学者写史著采用的主要体裁。　夏曾佑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把整个历史分为三大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

《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一部全新的通史本著作，之所以广为人知，而且历久弥新，是他与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受严复的影响，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论观点，较早地形成了他全新的历史进化论思想，并努力将这种理念运用到历史研究当中去，因而产生了这部划时代意义的现代史学著作。在夏曾佑写出这部书之前，国内就已经有人新史学的观点写出新式的中国通史了，但就其影响来说，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

严复对夏曾佑史书十分推崇，曾说：“此为旷世之作，为各国群籍之所无踵”。“窃冀足下踵武全史，不朽盛业，不徒有禆读史之后学，使据往事以推来者，即于政界方今烧点问题，所谓变法立宪者，亦有无穷之补助”。[27]作为中国第一部新式历史教科书，这部书在当时是最好的，超过了刘师培、柳诒徵、京师大学堂诸教师等人的本子。但更为有意义的是，书一出版，就为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所认可，醉心于中国学术文化的内藤湖南几乎接受了他的古史分期说，并通过他随后开创的京都学派而广为传播。

宋朝宰相赵普：被誉为“半部论语治天下”，千载传颂，不期近百年之中，也有因半部书而名扬天下者，一位是胡适，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上卷；另一个则是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只编到唐代，他们自己都终生不满意上卷书，也没有读写完，但流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誉满天下，倒也是一桩趣事。见过夏曾佑的胡适晚年说：“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有许多新颖的见解。”“他是老辈，在老辈中是有见解的。”[28]

    从1906年到夏曾佑去世，间隔18年，他有充足的时间与精力写完该书，却未续写，其原因何在？ 不得而知。夏曾佑的学问趋向是缺少了学问和政治怀抱的。夏曾佑也等待着有一天能成就“开物成务之事业”。但他后来变得消极了：“中国之事万不能作。” 所以，他与沈曾植、张尔田等人谈佛，昕夕不倦，所以才自号为碎佛。1908年10月他到南京祗垣精舍与苏曼殊谈佛学，让曼殊也深感佩服。“奇才老去例逃禅”[29]，其自况也。

四、北上掌馆

1912年5月，应蔡元培之邀，年满五十的夏曾佑到教育部任社会司司长，他从此居于北京，他儿子也学成归来，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理科长，父子同居一城，从此没有再回南方。1913年，接管京师图书馆务，1915年筹备改组。八月，期间，梁启超创办《庸言》杂志，即请严复、林纾、夏曾佑为撰述，之后又参与发起孔教会，申言孔教为国教，守旧的意识更加明显。

1916年，改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17年离开，在此期间，负责接收了文津阁《四库全书》。现存的《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四册,即为夏曾佑校理编定的。此后，京师图书馆事忙完离开后，张元济两次催其续完《中国历史教科书》，1918年，他重回教育部，任编纂处编纂，张元济看到此书销售不佳，又劝其缓行。加之他后期趋于保守，又耽于内典，“束书不观，只字不写，盖已读遍群书，最后喜究内典，尝自谓无书可读，无事可谈，惟沉湎于酒。”[30]所以最终没有续成全书。1927年，任北大国学门导师，也曾被蔡元培挖去参加过国学门会议，其他活动则罕闻。   

夏曾佑晚年贫病交攻，“杜门以诗酒作遣”。对于求教的人，他“莫不殷殷诱导”。他“平生不喜谀附，作官无所干求，升沉听之。”夏曾佑流传下来的唯一著作是《中国历史教科书》，另有诗作二百多首,去世前几天，夏氏“尚以平生所学，未能有著作流传后世为憾。”[31]1924年4月18日夏曾佑病逝，年仅六十岁。

马叙伦作了挽诗：“先生是郑渔仲一流，乃以贫而死乎；后世有杨子云复生，必能读其书矣。”自谓颇称夏曾佑生平。

也许是个性及生活方式，高才博学的夏曾佑一生的交往圈子并不大，主体在浙江人之间，另外就是严复和梁启超群体，而且由于越来越归心向佛，对事业与著述的追求归于平淡，与早年办报，倡导小说革命之气雄才绝完全相反，这其实也代表了近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心理变化和志趣选择，即从激荡社会时代潮流到放弃当下。和徐珂、孟森、陆尔逵、夏敬观一样，都是商务印书馆早年旧学精湛而又去世很早的人，所以他们的事迹大多隐而未彰。其实，他们都是张元济早年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核心团队和真心朋友，而且大多兼为真才实学之辈，这也是商务印书馆早期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证。

参考文献

夏曾佑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

民国人物传（四）   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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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22页。

[2]   《亡友夏穗卿先生》《夏曾佑集》附录，页1149页

[3]   《亡友夏穗卿先生》《夏曾佑集》附录，1149页

[4]   《亡友夏穗卿先生》《夏曾佑集》附录，1149页。

[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

[6]　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页1149）。

[7]　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

[8]《宋恕集》《致王六谭书》 1897.2/11日，上册，567页

[9]《金川影楼回忆录》之《游译书处》，   页246页

[10]《汪康年朋友书札》， 1325页。

[11] 1898年6月王国维致许默斋：“现拟请夏穗卿为（时务报）主笔，未来第六十三期《论近代政教之原》即夏作也。”

[12] 《国闻报》缘起，《严复年谱》，831页

[13] 《严复年谱》，1903）

[14]　张元济：《追述戊戌政变杂咏》（《戊戌变法》（四）第３５３页）。

[15]   1899年1月16日

[16]   《严复合集》，31页。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夏曾佑已于1902年底即在《中外时报》上刊有《论袁慰帅诋京师大学堂事》，1903年则大量刊发。今可查明者自1903至1906年初，凡数十篇，期间也为《新民丛报》《外交报》撰文。

[17]   《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779页

[18]   《夏曾佑日记》，《夏曾佑集》， 页740页。

[19] 《郑孝胥日记》1902年3月7日。

[20]《清议报》第一册（1898）

[21]半月刊，小线装每期80页，“横滨《新小说》骤停，闻系卓如赴美，无人接手，商务印书馆现求助于繁华报主人李伯元，其笔墨亦平。”

[22]《绣像小说》第三期（1903年6月25日）。

[23]   《严复集》，册三， 595-596页。

[24]《张元济全集》第一卷，540页

[25]第一册初版是光绪三十年（1904），光绪三十二年（1906）发行六版。第二册初版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宣统元年（1909）发行了五版。第三册初版也是1906年，宣统元年第五版发行。

[26]   《夏曾佑集》，773页。

[27]   《严复年谱》1906年， 233页。

[28]《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57页。。

[29]《夏曾佑集》《赠新会梁卓如孝廉》之六， 419页。

[30]叶景葵语。

[31]1924年4月18日《夏浮筠元墂给梁启超信》（《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0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