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普遍开展“审干”。7月15日，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宣称延安各机关“特务如麻”。

“审干”运动转为肃反运动，即“抢救失足者”运动，并迅速掀起高潮。“左”祸盛行，怀疑一切，残酷斗争，大批无辜的同志被无情打击为“特务”、“叛徒”和“敌探”，造成大批冤假错案。

1943年5月，中央青委响应号召，实施审干运动和抢救运动。蒋南翔承认自己一开始的思想认识，“我完全接受当时抢救运动中所流行的那种思想和作风”，“企图用各种方法强制被抢救的对方戴上自己所凭空预制的帽子”（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

抢救运动造成的紧张空气，无论机关或学校，相当普遍地存在，暴露出以下消极因素：“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们（他们在坦白分子中的百分比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到处发牢骚、更厉害的发展了自由主义”；有的“工作情绪更加消极、工作效率更为低落”；有的“神经受了刺激，弄得精神失常、语无伦次，以至在好长的时期内都不能恢复过来”；“有隔阂存在于‘抢’（引者注：指抢救）与‘被抢’的同志之间”。

如今官方、官媒对“一二·九”运动的定位，都是正能量的爱国学生运动，视为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救国的先声，也是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重要资历。作为此运动策源地的清华大学（另一策源地燕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已被撤销），年年纪念“一二·九”不遗余力，在全国高校中最为高调。

而在延安整风期间，“一二·九”运动却是灰头土脸，屡被打压，诬蔑为“红旗政策”（注：即打着红旗反红旗，详见韦君宜《思痛录：“抢救失足者”》解读）。

当时主持中央青委工作的蒋南翔“文革”后回忆，“一九四三年，在延安抢救运动中，一些因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同志也受到审查。”同住杨家岭的他想不通，找到曾任北方局书记的老领导刘少奇倾诉困惑：“怎么能把‘一二·九’运动看做‘红旗政策’呢？”刘说：“把‘一二·九’运动视为‘红旗政策’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不是中央的意见，‘一二·九’运动当然是革命爱国运动。”（吴代封、朱志良、成汉昌整理《一二·九运动中的北大》）

延安枣园后沟有座西北公学，培训保卫干部，隶属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成为康生肃反的试验田。在西北公学学习的学生张克勤被康生定为特务，他不仅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到处作报告，规劝特务分子不要执迷不悟，赶快坦白认罪，重新做人。这就是著名的“张克勤事件”。

张克勤原名樊大畏，19岁，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他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9年6月国民党怀疑他是共产党，中共驻甘肃代表林伯渠把他调回延安。父亲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妻子被捕后也随即叛变。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重庆李某给张克勤寄来的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西安三青团报纸刊登过共产党员自首名单，为首的便是张克勤。从鲁艺也转来了检举张克勤是特务的材料。

康生的逻辑是：如果张克勤不是特务，延安还有谁是特务？于是下令逮捕张克勤，开始昼夜不停地审讯他。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怎么到延安的？张克勤把到延安的经过说了一遍。第二个问题是：你到延安来干什么？张克勤说自己是兰州党组织派到延安来学习革命理论的。张克勤直到这时还保持镇静，以为不过是审查他的历史，这种情况他遇到不止一次了。但第三个问题完全把他问懵了：有人揭发你到延安是搞特务的。

审讯人员大喊大叫：“你狡辩！比你地位高、年龄大的人都交代了，你还敢抵赖？”康生下令对张克勤实行车轮战、突击战和神经战，三天三夜不让他睡觉，十九岁的张克勤终于支持不住了，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康生初战告捷，要利用胜利的东风制造舆论。有舆论才有压力，有压力才能震慑特务分子。几天后康生召开检举坦白大会，他在大会上说：“今天召开坦白、规劝大会，现在由张克勤交代自己的特务活动！”

脸色苍白的张克勤走上讲台，痛哭流涕地控诉国民党怎么把他拉下水，要求特务们猛醒，赶快交代问题。自己带头揭发，一口气交代了十几个特务。他还谈了自己的转变过程，衷心感谢党组织对自己的抢救，一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张克勤事件”掀起审干高潮，从整风变成审干，从审干变成抓特务。手段从人身侮辱、恫吓、车轮战等升级到用刑。

这样的一个出身于山东诸城的富贵人家的叛逆才子，一个在上海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理想主义者，最后竟然堕落到了一个集纳粹的希姆莱和戈培尔的诸多特点于一身的十分诡谲的人物，一个阳奉阴违、笑里藏刀的两面派，一个极其阴险狡诈且又深藏不漏的阴谋家，一个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面目狰狞、十足变态的迫害狂。造成这一切的根本性的驱动因素到底是什么？看来，还真是一个耐心寻味的大问题。

固然，“性格决定命运”，康生之所以呈现出了这样的乖戾人生，当然不能否定其性格等自身的因素，但是从一个更为宏大的视野来看，还是应该将康生置于整个中国专制文化的大历史和大时代的背景下，从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等方面看待他的所作所为，才能看出康生这个人背后所隐藏着的一些更加深刻的东西。

倘若做如是观，则我们可以说类似康生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绝非是“前无古人”，很有可能也不是“后无来者”。事实上，只要我们翻一下中国的历史，必定会发现像康生这样有才气、有水平的大奸巨滑历朝历代都不鲜见。比如北宋的秦桧、清朝的和珅等等，基本上都可以和康生列为同一类人。因之，将之上升为一种“康生现象”也不为过。

具体到康生而言，他亲身经历过无数次党内同志间的残酷政治斗争，其血雨腥风的程度，一点也不比对敌斗争逊色。在这样的类似于“丛林”的大环境里，很显然不打倒别人，无疑就等于要被别人打倒，聪敏的康生不可能不觉察到这一点。这种大环境不仅强化了他性格中残酷和好斗的一面，让他逐渐习惯并爱上了整人害人的事业，也让他慢慢地养成了“喜怒不见于色”、善于伪装、惯于从背后下毒手的阴谋家性格。

综上所述，康生在这样的一个大酱缸里，纵然是一块干净的白布，也会被逐渐同化和染黑。更何况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制造了无数罪恶的康生实际上也是一个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