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智文 故问学社

摘自：邝智文《民国乎？军国乎？：第二次中日战争前的民国知识军人、军学与军事变革》，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第339-346页。

编者按：
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之路起步甚早，从清末编练“新军”，到北洋政府时期各路军阀的大规模扩充武装，再到国民政府时期聘请外国顾问，进行有针对性的军队革新，历时既久且长。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抗战中间，中国军队抵抗日军侵略的作战，表现依然不尽如人意，往往是败多胜少，这是否说明军事现代化本身存在各种缺陷，还是由于其他更加深刻的因素造成的呢？
长期研究近代中国军事史的香港学者邝智文在《民国乎？军国乎？》一书中系统性地讨论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37年）中国的军人与军队如何致力于本国的军事变革，他认为军事革新或军事现代化并非简单的更换武器装备和转变战术，它牵扯到政治、经济、战略、文化背景、军事机构、军队编制等等复杂的问题，这些最终都会影响到中国军队在实战中的能力。
本文作者对民国军人的军学思想、对武器使用的认识，以及国军本身在军队组成和战术战略上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总结，指出，民国政局的长期动荡、军队整备的时机不佳、战略战术与日常训练的脱节以及无视本国情况引进大量外国装备，都是造成民国军队无法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原因。

1895-1937年间中国军学发展主要受德、日两国影响，在1920年代活跃的苏联顾问虽为国共两党带来装备，并在黄埔军校提供一定程度的训练，但对国军在1928年后在训练、教范、组织、装备，以至用兵思想的影响均极为有限。相反，自晚清以来一直从日本学习的北方知识军人，尤其是北京政府陆军部军学司和训练总监部的人员却为南京政府的军事教育体系打下基础。

▲创刊于1928年的《军事杂志》
可是，虽然民国知识军人在军学方面自一次大战以来一直紧跟外国发展，亦努力将这些学说付诸实行，但直至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国军似乎尚未准备好应付现代战争，即使花费大量资源集中培养的精锐部队亦然。国军在中日战争初期的表现差强人意，除了因为国军高层决定在国军完成现代化以前开战和作战层面的失误以外，亦因为民国军人眼中的“现代”战争模式未必适合当时民国的实际状况。
由于军事变革与军事成功/失败背后的原因是如此复杂多样，因此不能把国军在1930年代现代化成果差强人意归咎于单一原因或个别领袖。综观全书，以下原因均不可忽视：军事整备的时机、整体资源不足、内乱不断与派系斗争、顾问与中国军官意见分歧、国军战略与发展路线冲突、新武器和战术不适合民国实际情况、国军军人对利用军队改变社会过分期待等。
一、军事整备的时机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中期，大部分在二次大战期间起重要作用的兵器如战车与各种战斗飞机的技术均尚未成熟，而且使用这些兵器的理论亦处于萌芽状态，尚未经过实战考验，因此不少装备虽然价格不菲，但其实际效果却极为有限。这个情况在民国亦至为明显。国军在1930年代中期曾从意大利购买轻型战车、单引擎轰炸机、双引擎重型轰炸机等武器，但他们的性能与时人期待落差极大。可是，由于国民政府面临的内忧外患颇为严重，因此亦不难理解国府何以花上重金从外国购买装备。
与此相比，东北军在1928-1931年间主要发展其自1920年代已经逐步建立的炮兵实力，并集中资源与精力更新步兵战术并加强兵种协调，而非发展性能尚未展现但成本极高的新武器，取向较为实际。东北军虽然未有太多机会在对外战争中展示这些成果，但其知识军人在1930年代却加入了国军的教育体系（特别是炮兵和陆军战术教育体系），使这些成果未有因为东北沦陷而完全失去。

二、整体资源不足
国民政府北伐后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当时百废待举，国民政府实际控制的范围仍相当有限，加上连年内战，国府难以集中资源进行军事现代化和发展军事工业。缺乏工业力量使之难以发展重炮兵、装甲部队、战略空军，以及生化武器等。虽然中国的兵工人员在1930年代已设计适合中国战场使用的轻型野炮和榴弹炮，但中国始终要从德国进口重炮和牵引车，亦只能花费大笔经费从德国进口战车。
此外，国军亦缺乏资源培养足够的航空设计和生产人员，因此虽然中国军人自1920年代已不断提出要发展自行生产军事飞机的能力。而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航空工业无需庞大的工业基础（当时的飞机工业仍类似手工业，不像二次大战期间的流水线生产），但民国至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时仍只能依赖从外国输入军机。至于轻机枪、手榴弹，以及步兵炮等较为简单但对现代步兵战术至关重要的武器，民国虽然均已能自制，但始终未能生产足够数量以装备人数众多的国军，遑论支持大规模战争的消耗。
三、内乱不断与派系斗争
国民政府北伐后，经历中原大战、石友三叛乱、剿共、闽变、粤变，以及西安事变等变乱，本来的裁军计划不但未有施行，更被迫维持庞大的常备军和大量在对外战争中无用的地方部队，蒋氏亦要与手握重权的地方军阀妥协。因此，即使国府启动整编计划，而且中央军实力亦有所扩张，但距离原来的裁军目标仍极为遥远。
《步兵操典》推行后，不少中央军以外的部队尚在使用各式旧操典，可见统一进度缓慢对国军现代化和部队实际战斗力的影响。国军内部亦未能有效学习实战教训，例如一二八事变后各部自行研究教训，但广东部队在江西剿匪和上海事变的经验与教训却随着该军在1933年被瓦解而失去。

在炮兵和其他特殊武器方面，其他军系亦分散了珍贵的资源和经验。例如东北军的炮兵部队虽然是全国之冠，但1931年后却失去了基地，其后逐渐凋零。人员被分散到中央或东北军各部队或是教育机构内。同样，民国的空军当时亦分为东北军系、中央系、粤系等，至1936年粤变结束后才有相对统一的空军，但其时距离战争只有约一年时间。
即使蒋介石为不同兵科成立军校，校内与各校之间的派系斗争有时亦阻碍了军事现代化的过程。例如，步兵学校与中央军校就《步兵操典》的争论使新操典花上数年才得以完成，至中日战争前一年才开始使用。相反，以前北京政府陆军部和东北军人员为骨干的炮兵学校则相对稳定，亦有助国军统一整备中国仅有的炮兵，使之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初期发挥一定作用。内乱不断的最大后果，是国民政府未能在地方层面推行户籍整理和兵役制度，使之不能及时实行征兵制并建立其他总动员制度。
四、顾问与中国军官意见分歧
以往不少论者认为塞克特、法肯豪森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在1930年代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做出巨大贡献，并为第二次中日战争初期国军能有效抵抗打下基础。
可是，顾问团的影响不应被夸大。首先，德国在一次大战后出现了几个非常不同，几乎互相冲突的建军路线，从民兵制、征兵制、社会军事化，以至精兵主义，均在德国陆军中有其提倡者与支持者。塞克特虽然名震一时，但他所代表的路线，是根据他在大战时于东线战场的经验，并非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更非现代战争唯一的理解方式和战术问题的解决方法。

▲汉斯·冯·塞克特
德国顾问团所提倡的大部分建议，例如建立征兵制、整理军火工业、组织精锐的常备军、采用一次大战后的新步兵战术、加强陆军火力、完善步兵与其他兵种的协调、推行机械化、发展空军，以及加强军官质素等均已多次被民国知识军人提出。在1920年代初至1931年，东北军已大致按着这些路向发展。可是九一八事变使东北军的改革被迫中断。
早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军已对现代火力与一次大战后的步兵战术有实际认识，参战部队和总参谋部更思考了应对日军的作战方式，并写成报告或书籍以供全国参考。其中各部对步兵新战术的重视，与德国顾问的意见亦无多大分别。另一方面，虽然德国顾问在战术发展的意见与中国知识军人自一次大战以来的观察没有太大不同，但德国顾问与中国军人在训练、组织、装备，以及勤务均有不同意见，亦在文化上出现摩擦。
虽然蒋介石不时要求属下尊重德国顾问，他自己亦对德国顾问言听计从，但不少民国军人早已深受日本军事影响，亦希望建立民国自己的军学。
五、国军战略与战术装备及训练相冲突
国民政府的军事决策者，特别是蒋介石本人及其身边的主要将领如何应钦、陈诚等，自1930年代初均已认定对日战争无可避免，并因此推行先安内后攘外政策，逐一平定各地军事势力，特别是西南和西北地区，以整理国民政府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的大后方。在决策者眼中，这场对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的消耗战，需要动员民国所有力量在内陆与日军周旋，更要静候其他国家加入。

至于军火输入，以中国薄弱的工业基础，在1930年代集中发展重炮、战车等加强国军进攻能力的重兵器颇令人费解。它们不但杯水车薪，无补于大局，甚至使国军对这些武器有过多的期望，促成了1937年对上海日军阵地的盲目进攻。不但陆军如此，空军亦一样。另一方面，正如一二八事变和上海战役初期中国军人和德国顾问的观察，日军炮兵与海空支援在广大的中国战场并不特别有效，反映时人认定的“现代”战争模式与理论在中国战场实践时有一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