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6年10月，远在大洋彼岸留学的胡适，致信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八条主张。陈独秀大为赞赏，立即编发在他所创办的《新青年》上，并专门撰写跋文曰：“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界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当见其成，则大幸也。”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翻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页。

      其实，陈独秀也早有文学革命的主张，与胡适不谋而合。为了给胡适之文大壮声势，他亲自撰写了《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吾友胡适”。

      不久，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力邀下，留美7年的胡适，回到国内，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二人联手努力下，新文化运动得以轰轰烈烈的展开，二人也成为思想界的执牛耳者。

      然而在新文化运动后期，陈独秀与胡适政治、思想上的分歧日渐凸显。陈独秀放弃了创办《新青年》之初“不谈政治”的宗旨，对政治的热情日益高涨，这引起了有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胡适的不快。

      同样，陈独秀对胡适不谈政治的做法也不以为然。陈独秀笃信社会主义后，将《新青年》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坛，崇尚思想自由的胡适更是无法认同。

      1919年初，陈独秀离开北大后，在上海“又交上了那批有志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和胡适等“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

      此后，陈独秀将精力转移到筹备建党的革命事业上，而胡适仍然坚守文化和思想启蒙的立场。陈、胡二人都曾竭力弥合彼此的分歧，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二人在不同的思想道路上渐行渐远，但两人的私交并未断绝。

      1922年8月9日，陈独秀被法租界逮捕，一些知名人物及社会团体对其开展了营救行动。胡适给外交总长顾维钧写信，为陈独秀“乞援”。

      在胡适等人的积极营救下，陈独秀获释出狱。出狱后的陈独秀，经济拮据，胡适又与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等人署名发表为陈独秀募集讼费的启事，为老朋友的生计奔走。

      1925年冬，胡适到上海，借住在亚东图书馆。陈独秀经常悄悄地来看望胡适，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

      这样的争吵在两位老友之间简直是家常便饭。但两人不仅经常见面、闲谈、会餐，还一起对亚东图书馆进行业务指导，一起参与很多社会活动。

      国共合作破裂后，陈独秀为躲避缉捕，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这样，他在很长时间里都与胡适没有了来往。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胡适积极参与对陈独秀的营救活动，他不仅致电蔡元培，请他就近营救陈独秀，而且致电蒋介石：“请将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

      对于各界的营救电报，蒋介石不予复电，但在回复胡适的电文时，他明确同意将陈独秀案移交法院公开审判。

      10月30日，胡适在北大作了《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演讲，他称颂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有三大贡献：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无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胡适此时公开演讲，自然是想引起整个社会对陈独秀的怀念和关注，从而增加营救他的力量；他还在自己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刊出傅斯年为陈独秀辩护的《陈独秀案》一文。陈独秀则在狱中写信给胡适，感谢他和一班朋友为他奔走。

      陈独秀被审判入狱后，胡适多次到狱中探望老友。不过1933年11月初，胡适这一次路过南京时，因行程安排较满，无暇探望陈独秀。陈独秀知道后大为“不爽”。 此后胡适途经南京，他总是挤出时间探望这位老友，不时给他带去一些书籍，陈独秀也就不计较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8月，陈独秀提前获释出狱。远在美国做外交官的胡适，不忘替老朋友的生计着想，为他联系了一家美国图书公司，希望他到美国完成自传的写作。

      但陈独秀却拒绝了，他选择偏居在四川江津的一个小县城，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此后，陈独秀与胡适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陈独秀的晚年十分孤独、凄凉，但思想更趋成熟。他对自己五四时期所崇拜的苏联道路和斯大林的“领袖独裁”进行了深刻反思，对自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却被这个组织开除、对大众民主和党内民主、尤其对“党内反对派”的价值等问题有了一系列新思考，集结为《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

      1949年，在国共内战的轰隆炮火声中，胡适黯然神伤地登上了离开大陆的轮船，告别了他为之奋斗的祖国。当轮船航行在茫茫无际的太平洋上时，他读到了《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

      胡适很兴奋，他将老友的遗著重新编辑出版，定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他还为这本书撰写了一篇序言。

      在序言中，胡适由衷赞佩老友在“最后见解”中发掘出民主真谛的意义。他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他的“最后见解”“是独秀自己独立思想的结论，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

      两个老朋友，在经历了多年的分歧、争论后，最终在对民主的见解上达成了共识。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的远见卓识，弥足珍贵，虽然他生前没有实践的机会，但在他去世之后都得到了验证。

      1942年5月27日，64岁的陈独秀不幸死于食物中毒，临终时身边仅有少数几个亲友为他送别。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主持一个酒会时心脏病猝发倒地而亡，终年72岁，台湾有30万民众自发参加为胡适送葬，景况极为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