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创刊于上海的综合型文化月刊，曾几何时风靡全国，其影响力所及，延续了一个世纪，成为一座文化坐标。它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所开启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彻底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推动着时代巨变的步伐。

这个杂志就是创刊于1915年9月的《新青年》……

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由陈独秀创刊于上海，这是一份综合性文化月刊，每号约100页，六号为一卷。后因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上海青年杂志》同名而改名为《新青年》，自此一直沿用到终刊。

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寄语青年：“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杂志所涉主题广泛，有鼓吹法兰西文明，称其象征有三：人权、生物进化和社会主义。有论述民本主义，称“国家者，乃人民集会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全体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近世“民主的国家”，才是“真国家”；专制的国家是“民奴的国家”，是“伪国家”。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称“人类之进化，竞争与互助，二者不可缺一”，“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遁苟安之余地”。杂志还明确其批判的锋芒，是儒家的“三纲”及封建的伦理道德，认为这些说教“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东方讲纲常名教，西方讲自由平等独立，国人缺乏的这种“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1915年9月17日，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胡适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他在写给安徽同乡好友梅光迪的诗中云：“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文学革命”的口号由此提出。

这一口号的提出，引发了陈独秀的强烈共鸣，他认为“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有意改良文学或曰文学革命。1916年2月3日，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8月13日，陈独秀复信胡适：“尊论改造新文学意见，甚佩甚佩。足下功课之暇，尚求为《青年》多译短篇名著若《决斗》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一个要“造新文学”，另一个要“改良文学”，他们都心有灵犀，共同感觉到革故鼎新的文化使命。

《青年杂志》出版第一卷后，因故停刊6个月。1916年9月复刊后的杂志自二卷一号始，更名为《新青年》，封面开始醒目地印有“陈独秀主撰”。

10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发表胡适于8月21日给陈独秀的信，说：“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攀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陈独秀接信后很快作答：“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项，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又说：“海内外讲求改革中国文学诸君子，倘能发为宏议，以资公同讨论，敢不洗耳静听。”10月5日，陈独秀又致信胡适，对文学革命更寄以真切的企盼，信中说：“文学革命，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并让胡适“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

到了11月，为亚东图书馆招股扩大书局的事，陈独秀和汪孟邹于月底来到北京。恰逢此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正为聘用文科学长事犯愁，有沈尹默、汤尔和的极力推荐加上蔡元培早就熟知陈独秀，有意聘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新青年》就此因陈独秀而迁至北京。

同人刊物与文学革命

1917年9月，由美国回国的胡适来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时年26岁，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次年1月，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努力下，《新青年》从四卷一号开始改为北大同事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共有三卷十八期。第四卷的轮值编辑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时间为1918年1月至6月；第五卷的轮值编辑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陶孟和，时间为1918年7月至12月；第六卷的轮值编辑是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高一涵、李大钊替换的是将要出国的陶孟和、刘半农。

继白话新诗出现之后，鲁迅也发表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可谓是文学界的爆炸性事件。这篇小说刊载在《新青年》1918年四卷五号上。散文、文学批评和戏剧的新作品，也一一在《新青年》亮相。

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又合作创办了《每周评论》，以周刊补充月刊。接着，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又创办《新潮》杂志，这个杂志给文学革命增添了泼辣活跃的生力军，除傅斯年、罗家伦外，还有杨振声、孙伏园、顾颉刚、郭绍虞、汪敬熙、叶绍钧、俞平伯、康白情、朱自清、潘家恂、毛子水等，他们日后都成了文坛健将。文学革命因《新潮》的诞生，因一批新生力量的加入，变得更加虎虎有生气。

白话文能否成为主流话语，文学革命能否取得胜利，那个时代的一些先贤对此并不怀疑，只是觉得还需费些时日。谁曾想《新青年》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催生出五四运动，民主潮和期刊热因之而一时走红全国，文学革命在此推动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取得了胜利。胡适是如此肯定地分析五四运动给文学革命所起的关键性的作用。他说：

“这一年（一九一九）之中，至少出现了四百种白话报，内中如上海的《星期评论》，如《建设》，如《解放与改造》（现名《改造》），如《少年中国》，都有很好的贡献。一年以后，日报也渐渐改了样子了。从前报的附张往往记载戏子妓女的新闻，现在多改登白话的论文译著小说新诗歌。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民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在这三年之中，可算是三个最重要的白话文机关。时势所趋，就是政客军人办的报也不能不寻几个学生来包办一个白话文附张了。民国九年以后，国内的几个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也都渐渐的白话化了。”

陈独秀体面地下台了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的批判，激起守旧派的愤恨，林纾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他杜撰影射小说《荆生》和《妖梦》，攻击、漫骂陈独秀、胡适和钱玄同。

紧随其后，北大学生兼《神州日报》记者张厚载发表通信说：陈独秀、胡适等人，因思想激进而受政府干涉，陈独秀消沉隐退，已去天津。并且煞有介事地说：“北大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返蔡校长，询及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由此，造成陈独秀将要离开北大的舆论。

在攻击陈独秀的诸多言论中，当算诋毁其私德不检的言论最具杀伤力。因为，作为北大进德会创立者的蔡元培，在维护北大形象、树立道德楷模的前提下，不能熟视无睹。3月26日夜，蔡元培召集校中相关人员在汤尔和家开会。汤尔和极力渲染陈独秀“私德太坏”，又有多人附和，蔡元培动摇了。4月8日，校方提前发布消息，马寅初为教务长，主管文理两科，陈独秀体面地下台了。

多少年来，胡适一直认为陈独秀“离去北大”，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他看来：“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乃至晚年，胡适仍然坚持己见，他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

就在陈独秀到上海时，“这一年，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了”。

陈独秀在上海的这批“搞政治的朋友”，就是：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等。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

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除李汉俊、李达分别是湖北、湖南人外，多是年龄相当的浙江同乡，而又几乎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他们大多早已认识，且是故交、朋友，又都是在日本接触的马克思主义。陈望道回忆：“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确切地说是建立一个像苏俄那样的政党。

《新青年》何去何从？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也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而被捕。经多方营救和舆论声援，他被捕98天后获释。出狱后，陈独秀收回《新青年》编辑权。1920年1月29日，已被北大排挤出校的陈独秀又回到上海，《新青年》也随之迁回上海。4月26日，陈独秀致信李大钊、胡适、张申府、钱玄同、陶孟和等，就《新青年》何去何从的编辑方针，提出意见：“（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

此时，陈独秀正在筹组共产党，《新青年》也因之而染有党派政治色彩。8月2日，他在编完八卷一号的《新青年》后，给胡适去信，希望在二号（即下期）上，胡适“做一篇精彩的文章才好”。他仍想借重北大同人的笔力和社会影响力，扩大《新青年》的知名度，可这又谈何容易。

1920年12月，陈独秀去广州前，又先后给北京同人李大钊、钱玄同、胡适、陶孟和、高一涵、张慰慈、鲁迅、周作人、王星拱等人去信。前封信告知《新青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3人。”这4人都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信中还期待“一涵、孟和、玄同诸兄能有文章寄来（因为你们3位久无文章来了）”在后一封信里，陈独秀也说：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又少，也是重大的原因，请二兄（指高一涵、胡适———引者注）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前封信在9人中传阅后，陶孟和建议：“《新青年》既然不准寄，就此停版如何？最好日内开会讨论一番，再定如何进行。”胡适当然清楚，《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已是既成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他即致信陈独秀，提出解决问题的三个办法：“1.听(任)《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2.将《新青年》九卷一号移到北京，并发表一个宣言，内容是“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3.“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

很快，周氏兄弟便表示了意见，周作人同意第二种办法。鲁迅也以为第二种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宣言不谈政治，则认为大可不必了。陶孟和也给胡适来信，坚持第三种办法，并在信中说：“我很希望你们两人别为了这误会而伤了几年来朋友底感情。”这些意见，胡适很快便致信陈独秀，以征求他的看法。陈独秀看完信后，立即给他们9人回信，答复他们：不赞成《新青年》停刊，也不赞成宣言不谈政治，仍然表示：“弟甚希望诸君中仍有几位能继续为《新青年》做点文章。”

陈独秀太天真，已经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报的《新青年》，怎么可能会得到信奉自由主义的北京同人的支持。正在组党的陈独秀自然也不会放弃《新青年》，在得知北京同人的意见后，自知难以再说服北京同人，故在致胡适信中说：“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太少，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功夫帮助文章。”至此，同人编辑已成昨日黄花，《新青年》终成为中共的机关刊物。

1923年6月，《新青年》由月刊改为季刊。1926年7月，《新青年》出版第五期后停刊，停刊也即终刊，一段颇为辉煌的历史结束了。

原文/张家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