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大学教育的人，可能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本世纪初，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大多是一批传统的士子，比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大学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以及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如果仅仅是个别人，也许还是特例，但现代大学教育史向我们显示，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不仅如此，这些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者，同时又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比如蔡元培，是留德学生，而蒋梦麟是留美学生。而且，从一开始，他们就居于教育的主导地位，像蔡元培、蒋梦麟都是做过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的人。现代大学的萌芽时期，最需有好的设计者，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中国早期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们，可以说都是具有这样品格的人。有了这样品格的人，才奠定了好的大学制度，最终才出现了像北大、清华、复旦等一些向当时国际一流大学看齐的大学。

　　除此之外，1929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还明文规定，除国立大学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尤其重要的是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国人和教会可以在中国办大学，这是一种开放的世界眼光。在中国教会大学任教多年的芳威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早期由于缺少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任何新事物都难免是舶来品，新式大学显然是外国输入，严格区别于中国的传统教育。”

　　当时国立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曾说过：“从全国范围来评论，有些教会大学已处于中国最好与最有效率的大学之列。而且，由于他们兴办得较早，所以他们就有更大的影响与更多的优势。”

　　对于这些大学，教育部一视同仁。而且对于办得好的私立大学，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拨款补助，或者由教育部转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补助。在待遇上各种形式的大学地位是平等的。《大学组织法》还明文规定：大学校长不得由官员兼任。“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在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者的理念中，教育独立的观念可以说深入人心。

　　1937年，胡适在庐山谈话中也多次强调，官员不能兼任公私立学校校长或董事长。1945年，蒋梦麟做了行政院秘书长后，他的北大朋友就劝他必须辞掉北大校长一职，他们认为，大学校长决不能由官员兼任。此外，当时十分强调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的平等地位，事实上做没做到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办大学的人应有这样的理念。中国是一个具有非常优良教育传统的国家，从古代的私人讲学到现代的私立大学，都可以举出无数的实例。从私立大学到民间教育家，本来就有一脉相承的传统，只是后来中断了，不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办好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等，在当年都是堪与国立大学比肩的私立大学，其校长张伯苓、林文庆、马相伯、张寿镛，个个称得上一代教育宗师。

　　胡适在《谈谈大学》的演讲中曾说过：“记得二十余年前，中日战事没有发生时，从北平到广东，从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学，当时每一个大学的师生都在埋头研究，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敢说我国在今日世界的学术境域中，一定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过去的一点传统现在全毁了。”

　　对今天的人来说，那个年代已成历史。我们只能回望，从前辈学人留下的点滴文字中，感受那个年代的大学，以及那个年代的教授。

自由流动的教授

　　过去的教授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所谓自由流动，是指大学校长有聘任教授的自主性，而教授也有自己选择大学的自由。自由流动其实就是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的具体化。由于过去的教授社会地位较高，经济上相对也有保障，这使自由流动成为教授生活的一种常态，就是说，过去的教授一般不会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大学里混下去，特别是年轻教授，他们的流动性是很大的。

　　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机制，教授在选大学，大学也在选教授，教授最终固定下来的大学，通常就是他们比较满意的大学。这种自由流动的机制，对于展示一个人的才华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对教授保持学术活力有促进作用。

　　1932年，杨树达在清华执教，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是刘文典，因为有人说了杨树达的闲话，他就决定离开清华。杨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件事：“十一日。书与系主任刘叔雅（文典），告以下年不愿受清华之聘。廿二日。文学院院长冯芝生（友兰）来，言见余与叔雅书，有辞职之说，务请打消此意云云。余答言：‘闻学校有人与余为难，故有彼信，免使学校为难。余学问佳否，姑可不论，即凭余之努力，学校不应因诸先生无知之言而对余不满。’芝生唯唯而去。二十三日。在清华，刘叔雅来信：学校局面已定，不许余辞职，休假不成问题。此次当教授皆续聘三年，希望假满后仍回学校任教云云。”

　　像这样的情况在过去的大学里是常见的，是真教授就不愁没有去处。当年鲁迅在中山大学，后因傅斯年又聘了顾颉刚来中大，而鲁迅和顾颉刚有积怨，不愿待在一个学校，所以很快就离开了。由于有自由流动的机制，大学里教授之间的矛盾一般能够减至较低程度。

　　说痛快话的教授

　　张东荪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早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当时学校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对此很反感，有一次忍不住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

　　西南联大时，国民党当局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罢脱口说道：“扯淡，我就不入。”

　　过去的大学里，教授对于党派活动一般是比较反感的，这种态度源自西方的大学理念，还不仅是对某一具体党派好坏的评价，而是从根本上反对在大学里进行党派活动，无论是什么样的党派活动，教授们都不赞成。王瑶在《念朱自清先生》一文中说：“他平日并不过问政治，1942年昆明学生发生倒孔运动后，国民党大批拉拢大学教授入党，在1943年5月9日的日记中，曾记载闻一多先生和他商量一同加入国民党，因了他的拒绝，才没有加入。”

　　张奚若是中国知名的政治学教授，抗战期间，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高兴，打断了张奚若的话。张盛怒之下拂袖离开会场，返回昆明。下次参政会开会时，张奚若收到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1946年初，在旧政协开会前夕，张奚若应西南联大学生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开讲之前，他就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

讲课自由的教授

　　讲课自由是学术自由在大学的一种表现形式。所谓讲课自由，是指大学教授在讲台上有自由传播自己学术观点的权利，也有自由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权利。旧大学里对前一点体现得较好，而对后一点限制颇多。

　　旧大学从体制上说有一长处，就是在课程设计上留给教授很大的空间，简单说就是那时没有统编教材，在课程设置好大体范围之后，教授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学术专长选择教材。在旧大学里，教授的讲义通常就是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多年积累之后，多数都要出版。旧大学教授的学术成果许多就是由讲义而来的，有些学生记下的课堂笔记，多年以后出版，人们也会当作学术成果看，这是旧大学里的一种传统。由于没有统编教材，教授就必须学有专长，如果随便找一本专著来做自己的讲义，那样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不但同行会看不起，学生也不买账。

　　没有统编教材，也就没有统一考试，所以旧大学里教授的权力是很大的。比如说，当年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有一次招生出的考试题就是对对子，他出了上联“孙行者”，请考生对出下联。据说当年对出下联“胡适之”的只有一人，即后来成为古汉语专家的周祖谟先生。

　　史学家李埏回忆，当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开宗明义：“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这虽然是大师的风格，常人难以企及，但这也从另一面说明，自由授课在当时的大学里是很受推崇的。

　　教授保护学生

　　在旧大学里，教授和学生平时也许并不那么亲密，但在遇到大事的时候，学生对教授的态度则是充分信任，而教授对学生也可以说是爱生如子。对于学生的政治兴趣和政治选择，教授一般是有一个态度的，有时教授也会劝劝学生，希望学生能够听他们的话。教授有苦口婆心的时候，也有和学生起冲突的时候，但教授和学生彼此之间的信任，一到关键时刻，便会体现出来。

　　冯友兰回忆录中，就表达了他很珍惜当年和学生之间的这种情谊。有一次，清华接到当局的一份学生名单，要学校把这些学生交出来。梅贻琦校长立刻召集校务会议，商讨应对办法，决定由教务处通知这些学生，叫他们小心谨慎，尽可能隐蔽起来。当局派部队围住了清华，要逮捕这些学生。刚吃罢晚饭，梅贻琦打电话叫冯友兰去他家开会。冯刚要出门，有两个学生要进来，他就说：“好吧，请进来吧。”

　　到了梅家以后，才知道大部分学生聚在体育馆内，军警正准备攻打体育馆。梅贻琦说：“看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大事，校务会议的人都不要走，等着随时应付。”

　　然后梅贻琦就往城里打电话，请求援助。后来找到当时的市长秦德纯，他过去是宋哲元的幕僚，秦找了宋哲元后，军警才撤离了清华。

　　等冯友兰回到家里，那两个学生也走了。冯后来回忆说：“任载坤（冯夫人）对我说，那两个学生坐在客厅里，在沙发上睡着了，发出很大的鼾声。她听见门外常有人来来往往，怕出危险就把他们叫起来藏在后院厨房里。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学生是谁。”

　　当年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从梅校长家出来，已将天黑，大家就按校长的话，设法躲避。我自己是躲在叶公超教授家里，像姚依林当时躲在冯友兰教授家里……从这一件事看来，梅校长当时作为国民党政府特任的国立大学校长，能冒着一定风险，如此保护学生，应该说是十分难得的。”

校长保护教授

　　大学校长以爱护学生和教授为天职，这也是现代大学的理念之一。对旧大学的校长来说，他们决策什么事情，往往先会在思想情感方面和教授学生进行沟通，全然不把大学校长当做一个官员来做。所以每当教授和学生出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责怪教授和学生，而是先去解脱他们，使他们免于任何迫害。

　　那时的大学校长似乎有一种自觉，凡是教授和学生遇到什么事情时，他们总是把教授和学生放在第一位，这是过去做大学校长的基本行事原则。

　　当年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都是进步教授，“七七”事变前，他们被捕后，成为当时北平轰动一时的大事。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文学院院长是胡适，谁都知道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与这些进步教授的看法根本不同，可以说不是一路人。但在他们出事以后，蒋梦麟和胡适却多方奔走，设法营救，直至最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三位教授。

　　史学家张芝联回忆，他当年在上海光华教书时，有一段时间还兼任校长朱经农的英文秘书。1948年3月，有一封南京教育部给朱经农校长的密件，恰好落到张芝联的手中，原文是这样的：“上海光华大学朱经农校长密鉴：据有关机关报称，该校秘书张芝联，秘密领导左倾学生酝酿成立自治会，并借授课时间分析时局，攻击本党且煽动学生退出本党等情，希查明具报为要。”

　　张芝联看完后大吃一惊，立即去找朱校长。朱经农看完密件后安慰张芝联说：“不要紧，我去南京向部里说明，不必担心。”

　　教授帮学生翻译论文

　　费孝通晚年常常念及他当年在西南联大和几个学生一起做研究的情形，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研究群体：魁阁。

　　那时费孝通是这个集体中的领导，他的几个学生如史国衡、张子毅、胡庆均等人，在费先生的领导下，都非常努力，做出了许多学术成果，如史国衡的《China Enters her Machine Age》，以及张子毅的《Earth bound China》（与费孝通合著）。这些学术成果在当时很有影响。

　　1943年，费孝通到美国后，亲自将自己学生的研究成果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当时费先生也只不过30出头，做这样的事当然是需要一点胸怀和境界的。

王淦昌先生回忆他当年在清华的学生生活时，也说到过这样一件事：“1930年我考进德国柏林大学做研究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我上面说的那篇论文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在清华大学论文集第一期上，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使我非常惊讶，十分感激。吴教授对他学生做的事就像他自己做的事那样认真，竟亲自翻译并送去发表。它又是一股无形的动力，激励着我在柏林大学认真做研究。”

　　王淦昌提到的教授，便是当时清华物理系的吴有训先生。

　　教授学生都犯上

　　“五四”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当年的“五四”人物，虽然最终的结局不同，但作为个人，他们的人生都是充实的。“五四”不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事件，对那一代人来说，她是一个精神事件，因为从此以后，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过去的知识分子多数是有“五四”情结的，因为这个运动影响他们太深了。闻一多就曾说过：“《中国之命运》（蒋介石著）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那时傅斯年还在北大读书，他们想办一个刊物，就去和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说，陈独秀很爽快地答应了，并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新潮》就这样办起来了。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上，傅斯年就写文章批评了当时北大文科的教授马叙伦。

　　当时北京大学出版部刚出版了马叙伦的《庄子札记》，傅斯年在他的文章一开始就说：“泛览一周，始觉失望。”然后一一辩驳，毫不留情，在文章的最后说：“先生书中有自居创获之见者，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并指出马叙伦抄袭了胡适的观点。

　　傅斯年说：“胡先生此讲义印于去冬，马先生《庄子札记》刊于今夏，同教一堂不得云未见。见而不云所自来，似为贤者所不取也。”

　　紧接这篇文章之后，还是傅斯年，又做了一篇批评文字，这回是批评蒋维乔译的一本书《伦理学讲义》。

　　傅斯年说蒋维乔译的这本书：“是部无感觉无意义无理性的书。”“我写到这里，忽然觉得错了。他本是自日本陈书里翻译来的，我为何安在他身上！不仍旧是拿‘著作者’待他吗？”

　　当年《新潮》社出了那么多人物，与那样的时代精神是分不开的。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谢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