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社会中，我看我的父亲是个“清高的”、“纯洁的”好人。解放后，有批评他的地方，自己就有反感：周总理到北大讲话说：“胡适之根本不认识什么是帝国主义”，心中反感已极。以为以我父亲的渊博，竟不知什么是帝国主义，宁非侮辱。在华大时，仍以为父亲“作恶无多”。学社会发展史以后，想法稍有转变。经过学代选举前两次检讨会，使我了解在这问题上自己仍是站在反动的臭虫立场。结合社会发展史、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简史的学习，邓拓、何干之等同志的著作，自己斗争的结果，试行分析一下我父亲在历史上作用。

我父亲出身没落的官僚士绅之家，在一九〇四年到一九一〇年时，他还是一个学生，一九一〇年去美国(年二十岁)，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来的人迅速的被征服，他的长期的教育环境使他的立场逐渐转移到资产阶级。在国外所写的文章如“文学改良刍议”等，当时在中国名噪一时，是因为他在反封建(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一点上，和当时人民的要求相符合；在反对死文学、旧礼教和守法观念上，他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一九一七年回国时，正是袁、段窃国的时期，他眼望着横暴的政权，不知是否容许自己“置喙”，於是抱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在思想文艺中，整理国故中逃避政治，“五四”时代，自己不能再逃避政治了，他发表了“问题与主义”，用庸俗的点滴改良主义对抗中国新兴的社会学说，以为只有在不“根本解决”的基础上，中国社会才有进步，说明一个中国无比软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对着惊天动地的“五四”、“六三”运动的必然看法，他所反对的“根本解决”，也就是打碎军阀官僚地主买办国家机器的革命，也就是震撼他本阶级利益的革命。

一九一九年以后，日益走入歧途，提倡易卜生主义，以充实他的“问题论”；介绍实验主义来抗唯物主义。自己彷徨於统治者之间，期望着在段祺瑞政府的基础上进行“改良主义”，他参加了“善后会议”。在革命低潮中，他以教育为第一性，政治经济是第二性，幻想在蒋政权下办好一个学校——中国公学。以为在教育办好了时，造就了人材，社会就好了(一九二七 三0)，但在南京反动政府的威胁下，他的迷梦被击破，被迫离开中公。无比软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敢反抗既有的“正统政府”的，他和当时他的阶级一样。在反动政权面前低了头，转过来要求蒋光头的政府中实践他的改良主义，在被迫走的那年，自愿的就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职。在这个位置上，他明确的奠定了他的文化政治统治者的基础，一方面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利益进行密切的给合，如罗氏基金、中美文化基金董事会、庚款委員会中，他都是重要的支柱；展开“全盘西化”的口号，甘心做帝国主义的工具。一方面创办“独立评论”，望着南京政府的眼色行事，用委婉的口气说“抗战不易”。

更反动的是在围剿苏区时，他高呼“好人政府”，翁文灏、蒋廷黻等在他的鼓励下，一一迈进仕途，使一般小资产阶级在不能忍受政府的强暴的时节，忽然看见“开明”的教授们“脱却了蓝衫换紫袍”，以为中国前途有望，反动政府的国家机器有了这批“好人”、“新能吏”，也更能发挥他的压迫人民的作用。至于我的父亲这时所以拒绝了蒋的邀请做教育部长，是既维持自己的“清高”，又在“举国诸贤”以后，可以在国外发生更大的作用，何乐而不为。他当时要求过“学术独立”，也反对“法西斯”，那不过是他认为学术的依附，会使匪帮政府“好景不长”，而他的“改良路线”则是他认为的“万世之业”的打算。

但是，一九三七年日寇侵略到华东华南，深入到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心脏，英美派大资产阶级被迫不得不战时，在他的阶级利益受到了威胁，他的阶级代表蒋政权威信低落时，他在一九三八年终於做蒋政权驻美大使，做了一个蒋政权得力的官史。他在任中签定了种种的商约，使美帝可以继续取得“四大家族”从人民手中掠夺来的“专卖品”，签定多次借款，这些借款可以使蒋政权增强“威信”，可以购买武器弹药来防共灭共，也可以使四大家族又多一笔资本，在更广的范围内盘剥人民的血汗，他严谨不苟地为他的老板服务着。

一九四六年，全国人民要求解放，统治阶级受了全面的威胁，他觉得是他的神圣的责任，他就回国为阶级效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巩固蒋帮政府，尽量争取落后的、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人民。他回来以后，一方面在北京大学执行反动政府的命令，一方面技巧的维持学校当局和学生的矛盾，时常发表中间言论，蒙蔽着人民，他在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上发挥了最大的力量混淆是非，多少人给“世界学者”蒙蔽了。

他对反动者的赤胆忠心，终於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命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做了“白华”，他还盛赞“白俄居留异土精神之可佩”。

今天，受了党的教育，我再不怕那座历史的“大山”，敢於认识它，也敢於推倒它，也敢於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天秤来衡量他对人民的作用；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从一九一九年“问题与主义”发表以后，他彷徨於改良的路上，和他软弱的资产阶级一样，摸索了十一年，在一九三0年，做北大文学院长以后，更积极地参加巩固加强蒋匪帮的工作，始终在蒙蔽人民，使人民不能早日认识蒋匪帮的黑幕，不能早日发现美帝狠毒的真相；并替蒋匪帮在美国筹計借款，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巩固蒋匪帮政府。这次出走，并在美国进行第三党活动，替美国国务院掌管维持中国留学生的巨款(四百万美金，收受这笔的人大都是反动分子，民士个人主义者的资助和养成费)，甘心为美国服务。这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状和他的有限的(动机在於在中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不足道。

我以前受了长期奴化教育，对於人民政策不了解，又未学辩证法，了解人也不是从发展的、变化的观点出发，所以在学习一个多月以后，一个朋友从香港来北京公干，回港时问我：“你对你父亲将来取如何态度 ”我错误的回答：“他恐怕永远不会赞成集体主义，还是住在美国罢。”今天了解政府的宽大政策，对於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人，只要他们承认白己的错误，向人民低头，回到人民怀抱里来，人民是会原谅他的错误，并给以自新之路的，我的想法因此有了转变。

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我以为在思想上大致划分了敌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许多不能明确割开的地方，除了自己随时警惕这种感情的危害性以外，我并要求自己树立起工农大众的感情来，在了解工农的伟大，自己胜利的参加土改后，我想一定会诀绝消极狭隘的、非无产阶级的个性感情的。

作者：胡思杜

附录：

1948年12月，胡思杜坚决不跟家人一同前往台湾，他偏要留在北京。

母亲拗他不过，为保他日后生活，给胡思杜留下一箱金银细软，如果在北京遇到了合适的人家，就用这个作为聘礼娶妻生子。没想到，这一别竟是一生。

胡思杜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部进行改造学习。他极力想要融入这个新的社会，但是他是胡适的儿子，这是一项洗刷不去的事实。

为表忠心，他先是按照规定上交了母亲留给他的一箱金银细软，接着写出了一篇令人难以想象的批判亲父的公开性文章，文中用了极其辛辣的字眼，狠决地割裂开父子亲情，誓要与胡适划清界限。

远在台湾的胡适，得知这一消息以后，并不惊讶，他坚定地认为这是儿子为了自保无奈之下做出的违心之举。

1957年，胡思杜因为对教学改革意见的提出，而被打成”右派”。

胡思杜在经历完一场大批斗后，自感生存压力巨大，终于选择自杀，时年36岁。他留下一封遗书，是写给表兄胡思孟的，因为自己身边无父亲母亲，也未娶妻生子，只剩这一个亲人。遗书内容大意为：

“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