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6日，上百军警持枪闯入苏联大使馆，并对大使馆西处的俄国旧兵营大肆搜捕，将李大钊等革命志士抓捕。

之后，许多军阀官员纷纷声称李大钊是“赤党祸根”，并请求尽快处死李大钊。

4月28日，李大钊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于当日下午牺牲就义，当人们得知施刑时间长达40分钟时，不禁感到愤懑不已，他们不明白，明明都被判处死刑了，施刑时间为何还会这么长？而这个真相，直到24年后才被调查清楚。

那么，李大钊为何会被施刑那么长时间？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为何会被处以死刑？

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入侵，许多爱国人士高举着“反帝反军阀的大旗”投身到了革命中，这其中便有共产党的主要创办人——李大钊。

此时，我国正处于军阀政府的统治之下，对于与自己执政理念相悖的共产党，军阀政府自然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也因此，身为共产党领袖之一的李大钊上了军阀政府的黑名单。

1926年3月，日本军舰掩护张作霖的奉军前往天津大沽口炮台，炮击国民军，国民军被迫还击，将日本军舰驱逐出了大沽口。在这之后，日本联合英法美等国，对北洋军阀政府发出“违反《辛丑条约》，立即撤除大沽口炮台防务”的通告。

李大钊得知这个消息后气愤不已，因为大沽口的炮台防务一旦撤除，就等于说中国敞开了大门让帝国侵略，毫无尊严可言。

为此，李大钊在这年的3月18日，领导着北京的数万学生群众，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前对帝国主义的行径抗议。

面对人民群众的抗议，段祺瑞政府不仅不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还在日本的教唆下，命政府军用刺刀等武器攻击抗议的人民群众，段祺瑞的做法引起了全国的民愤，在人民群众的口诛笔伐下，段祺瑞被迫下野，而奉系军阀张作霖则抓住了这个时机，在日本的帮助下进驻到北京。

自张作霖入京后，便和日军勾结到了一起，开始无故的屠杀国共两党的革命志士，一时之间，整个京城都陷入到了“白色恐怖”中，其中，李大钊也因为领导游行的事，上了张作霖奉系军阀的通缉名单。

对于上通缉名单的事，李大钊很是乐观的说道：“又不是第一次被通缉了，我有什么好怕的，干革命的不怕被通缉！”

此时的李大钊已经将党的领导机关迁入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的旧俄兵营。

张作霖一派的奉系军阀，为了能够逮捕李大钊，特意派人前去与英、美、日大使馆拜访，并与他们勾结到了一起，达成了“同意政府军警进入大使馆区域，搜查苏联大使馆旁的旧俄兵营”的协议。

此外，张作霖为了行动的万无一失，还派卧底打入了我党内部刺探情报，并根据情报内容逮捕了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李渤海，在重刑的威逼下，李渤海供出了李大钊在旧俄兵营的房号。

1927年4月6日，做好万全准备的张作霖，让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带着数百名持枪宪兵，冲入了外国使馆领事区。

这天，苏联大使馆的大门紧紧关闭着，吴郁文见敲门无人应答后大手一挥，只见数十名彪形大汉抱在一起，像柱子撞钟般，强行将苏联大使馆的门给撞开了。

对于奉系军阀的行为，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大声斥责，声称张作霖违反了《辛丑条约》中的“中国军警不得进入外国使馆领馆区”的规定。

对于苏联人的指责，这些宪兵神情淡定，未有任何的慌张，因为他早就和其他领事馆串通好了，根本就不会有人追究他的责任。

吴郁文在进入大使馆后，命人控制住了这些外国人，并用手指了指西园的俄国旧兵营，示意他们去抓李大钊。

由于之前掌握了李大钊的确切房间号，所以，宪兵直接包围了李大钊的房间，不给李大钊一丝一毫逃跑的机会。那时，伏案写字的李大钊，在听见了外面嘈杂的动静后立即停下了笔，他面不改色的看着门口，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忽的，门外传来了一句吼声：“不要放走任何一个人！”

话落后，持枪宪兵蜂拥而入包围了李大钊，随后，吴郁文走进房门，张狂的说道：“敝人警察厅侦缉处处长，特来请李大钊先生去警察署喝茶！”

之后，吴郁文打了个手势，几名宪兵上前将李大钊绑了起来，吴郁文见此场景满意的点了点头，并下令道：“撤！”

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势力，在此次行动中，逮捕了李大钊等30多名革命党人，除此之外，他们还抓捕了15名阻拦搜查的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可谓是狂妄至极。

在这之后，李大钊被关押到了草街子胡同监狱，在监狱中，敌人为了从李大钊的口中获得情报，对李大钊实行了严酷的刑罚折磨。

刚开始，他们用竹签钉在李大钊的指甲缝里，李大钊忍着痛一言不发，始终不向敌人屈服。敌人见这招没效果，于是便慢慢的将李大钊的指甲剥去，试图用更大的肉体痛苦使他屈服，但就算是这样，李大钊也未曾低头。

敌人见他态度坚决，不怕酷刑，于是便换了一招“软”的。

某天，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来监狱中探望李大钊，他提着好酒好菜阔步走到李大钊面前，并说道：“今日，我来找李先生谈心。”

李大钊整理了一下衣袍，开门见山的问他：“说吧，你们又打的什么鬼主意。”

杨宇霆说：“你我都是河北同乡人，我见先生如此境遇，于心不忍，想要拉你一把。”

李大钊瞬间便听出了杨宇霆话中的意思，他一双怒目瞪着杨宇霆，毫不留情的批判杨宇霆道：“大丈夫生于世间，就应保持民族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向卖国的军阀屈服！”

后来，奉系军阀派了许多人前来劝说李大钊归顺，但他们都被李大钊给赶走了，李大钊软硬不吃的态度让军阀政府头疼不已，因为，他们既不能从李大钊嘴中套不出任何有用的情报，又无法将他收为己用。

一些军阀认为，李大钊对他们已经无任何用处了，留着反而会激生更大的民怨，倒不如早点将其处死为好，在这样的想法下，许多军阀官员声称李大钊是“赤党祸根”纷纷请示张作霖，让他尽快处死李大钊。

1927年4月28日上午10时，身穿长袍的李大钊，从容不迫的站在敌人的特别法庭上，静静地等待着命运的审判，当他听到“宣告死刑”的判决后，他依旧面不改色的站在那里，彰显出了一个共产党领袖的风范。

之后，李大钊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全国的民愤，面对民怨，张作霖一派的奉系军阀依旧我行我素，固执的要将李大钊处死。

中午12时30分，李大钊等革命志士被6辆警厅汽车分载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为了防止共产党的营救，在押解前，张作霖下了一道命令“将押送的马路断绝交通，派警卫把守押送要道”。

李大钊被押送到刑场后，挺直身躯对军法会的监刑官说：“你们今天绞死了一个李大钊，以后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李大钊，你们杀的完么？共产主义必将在中国得到光荣的胜利！”在说完这句话后，李大钊大笑了几声。

而监刑官则气的脸色铁青，他下令让狱卒前去制止，不让李大钊继续发言，随后，狱卒一个健步冲上前，将李大钊一拳击倒在地。

根据史料《处决李大钊等琐闻》记载，在李大钊被送往绞刑台前时，李大钊曾言：“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

但执刑者却拒绝了李大钊的遗嘱请求，他言道：“此时已晚，由不得汝矣。”

李大钊听完执行者的话后，从容不迫的走上绞刑台，绞刑架上来的时候，他也未曾改变神色，直至执刑者将绳索套入他脖子时，李大钊依旧笔挺的站在那里，不见丝毫害怕之色。

次日，李大钊牺牲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中国，当革命志士听说李大钊受刑时间长达40分钟时，不仅感到悲愤不已，他们不明白，为何要对李大钊实刑四十分钟之久？而这个答案，直到24年后才浮出水面。

1951年6月，我国将抓捕、杀害李大钊的吴郁文等人抓捕归案，通过他们的口述，我们可以对李大钊施刑的过程窥见一斑。

在当时，军阀政府禁用砍头法执行死刑，所以便改用了西式的绞刑，奉系军阀的人为了折磨李大钊，对李大钊实行了古时候最残酷的绞刑手法，即“三绞处决法”，再加上李大钊是第一个被执行绞刑的人，所以，用时自然便比较长。

当李大钊脖子上的绳索第一次收紧时，他已经闭上了双眼，等待着死亡的到临，很快，他便被刽子手绞昏了过去，在李大钊昏过去的那刻，刽子手忙松了绳索，等待着李大钊的苏醒。

李大钊醒来后，痛苦的咳嗽了几声，在意识到自己没死成时，他便已经清楚了敌人的意图。之后，刽子手再次将绳索套到了李大钊的脖子上，并问他：“后悔么？如果你承认你‘悔过’了，我就给你一个痛快。”

李大钊轻蔑一笑，愤恨地说道：“你们休想让我屈服，我虽死犹荣！”

在场的奉系军阀听完李大钊的话后，纷纷脸色铁青，刽子手则再次将李大钊脖子上的绳索收紧，李大钊瞬间便被勒的面色发红，没过多长时间，刽子手再次松开了绳索，并再次劝李大钊“悔过”。

李大钊压下身体的痛苦，用沙哑的声音说道：“我有何过可悔？你们也不必多费口舌了，我李大钊，不怕死，力求速办！”之后，刽子手第三次对李大钊实行绞刑，而李大钊也在这次漫长的绞刑中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