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秦淮河畔是一个聚集了科举文化、青楼文化与民间文艺的独特空间。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南京，曾轰轰烈烈地进行过一场旨在“树全国政治之宏模，动友邦人士之观听”的废除娼妓运动。

秦淮河分内、外河，内河位于南京城中，其中夫子庙一带（即通济门至水西关一段），是十里秦淮最繁华之地。

随着商业繁荣与政权嬗递，秦淮空间的文化内蕴逐步得到建构。秦淮两岸一直是世家大族的聚居地，人烟稠密，金粉楼台，十分繁华，秦淮河畔成为“富贵地、温柔乡”，构成南京城所为人称道的“六朝金粉”形象。

早在东晋，秦淮河畔已设有太学，南宋时又立县府学考场，明初为乡试与会试考场，永乐年间，又扩建江南贡院，成为南方最大的科举考场，是南方士子步入科举仕途的必到之处。南宋时，河北岸建夫子庙，秦淮河畔成为崇拜正统文化、士子云集之地，官学文化与名士风流交融格局代代延续。

生活在富有文化气息与灵性的秦淮河畔，即便歌女也是才华横溢，柳如是、董小宛、马湘兰、李香君……秦淮八艳永远是世人津津乐道、历久弥新的故事主题。

但关注才子佳人的时候，不能忘记秦淮河畔也是大众消费、休闲、娱乐的空间。正月初一至十五的灯市，初五的迎财神，端五节的赛龙舟，六月初四的荷花生放河灯，秦淮河畔热闹非凡……最为独特的是六月十一老郎会，妓女祭祀管仲，举办佛会，入夜竞放灯火，“妓者预招游客，置酒燕饮”。

夫子庙是书坊云集的地方，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教授们都到这一带购书，满街的古玩、字画更平添了几份文雅气息。秦淮河畔也是戏曲的乐园，文人也到清唱馆（又称戏茶厅）听戏，著名作家张恨水经常穿梭其间，并收飞龙阁台柱为女弟子，一时传为佳话，引得新闻界、文人及社会名流至飞龙阁听唱。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一场轰轰烈烈的废娼运动，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模范首都建设运动的发轫而拉开了序幕。

不少精英认为，娼妓存在“是人类的奇耻大辱，是社会上的病态现象，不是文明国家所应有状态”，娼妓“对于女子解放的前途，尤为莫大之障碍”。所以，禁止娼妓“是最严重而急于解决的问题”，必须“用政治力量，由政府颁布禁娼命令，严行取缔”。

当时的南京充斥着各色妓女，政府对其抽捐，实行公娼制度。据1927年南京市政府社会调查处统计，纳捐的妓女人数为735人，而私娼人数更多。面对众多娼妓存在的问题，1928年4月，民间慈善组织济生会在南京市卫生会议上首次提议废除娼妓。

刘纪文刚一上任南京市长就明确提出废娼办法和时间表：“本市娼妓定于九月一日禁绝，限期以前，应由公安局劝其改业或投之妇女救济院习艺、择配。如逾期仍有未改业或投院之娼妓，应即驱逐出境。至财政局所征之妓捐、妓馆捐由市府令自八月一日起停止征收。”

据南京社会处的调查显示，1928年上半年此两项税捐月均分别为2341.0元和216.0元，而同期的税捐月均为35896.6元，在市政府的税捐收入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停止征收妓捐和妓馆捐两项，对于南京特别市政府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损失，而政府为废娼宁愿舍弃这份收入，足以显示政府禁娼之决心。

但是，刚刚新生的政府基础尚未稳固，社会控制能力极其有限，许多公娼闻风逃至镇江、苏州及上海等地。同时，政府缺乏足够的财力、物力与收容场所来完成这项工作。

1934年以前，南京仅一所收容所——南京市救济院妇女教养总所（隶属社会处），能够收容娼妓、歌女、童养媳等青年妇女的人数最多为74人。而1933年警察局一次送至该所的妓女、歌女及其他女性就达99名。这样的条件，远远无法收容众多的娼妓与歌女。

此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警察常借禁娼“无故侵入人民住宅、或旅馆房间”，甚至借机敲诈良家妇女，而对真正妓女则“罚款了结”。因此，禁娼不仅没有成效，反而成为扰民的举措，助长了贪污腐败，难怪连积极主张禁娼者都说：这样禁娼不如不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主张驰禁也”。

在公娼被禁之后，许多人转为私娼以歌女的身份在茶社、旅舍继续卖淫。这种情形从开始禁娼时就存在，并且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由于禁娼，秦淮两岸商业变得萧条，商家纷纷呼吁开放娼禁。开禁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讨论在舆论界广泛开展。

南京市政府面对困局，曾多次考虑开禁，市长、社会局局长都曾发表讲话，谈论开放娼禁问题，并于1933年11月拟定于次年开始实施《禁娼救济办法》，规定夫子庙、秦淮河以南钓鱼巷等区域为娼妓营业区，同时限制娼妓年龄，试图有限度地开放娼禁。但女界对此反应强烈，社会舆论压力使此事不了了之。

国民政府认为“首都乃全国政治中心，现北伐完成，训政开始之际，首都应努力建设，树全国政治之宏模，动友邦人士之观听。”更何况“南京为总理指定的首都”，因此，南京特别市政府始终将建立革命的、高尚的、艺术化的首都作为执政后的首要任务，官方的舆论导向也注重借此宣传“革命”和阐述首都的模范作用。

这场运动始终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本府以革命的市民，绝不应有腐化的赌博行为”；“本府以娼妓名词在训政时期事实上万无存在之理”，而卜筮星相“此种职业存在，最为革命首都之污点”，因此，都需以革命的手段加以禁绝。

这里反映出的是国家权力对于自身所掌控的行政资源的极度自信和企图控制一切的强烈愿望。然而，事实是强大的国家政权却并没有征服“柔弱”的秦淮空间。秦淮娼妓从未有一日真正被禁绝过，歌女全然不顾市府决议，依然佩着带有人格侮辱的身份标志——梅花胸牌出入于茶社旅馆之间，表明政府无力征服秦淮空间，而只能以妥协来终结这场改造运动。

尽管秦淮空间因国家权力的干预而出现了衰落，但大众文化自有其内蕴的力量，面对外在的权力干预，她不是通过正面的对抗，而是通过迂回的、暗中的反抗来化解国家权力并对其进行反改造。从前的娼妓可以变为歌女继续在这里操业，而当1934年政府禁娼有所松懈时，秦淮空间又出现了画舫迤逦、歌声震荡的繁荣香艳景象。

秦淮空间依然保留着大众娱乐、休闲、消费空间的特质，政府所决意革除的东西依然生机盎然，南京市警察厅无可奈何：“至秦淮画舫，由来已久，游者为数甚多，而鬻歌卖唱之流，亦乘时兴起，因是游人既种，良莠难齐，不肖之徒，辄有妨害公安于风化之举动。”显然，秦淮空间与大众文化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发展。

在控制人的活动方面，民间文化的“软力量”显然胜过了国家权力的“硬力量”。国家权力在渗透和改造中遇到了民俗文化的有效抵抗，它无法完成其原初的目标，禁娼运动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