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天生是个读书人，他17岁中秀才，21岁中举人，24岁考取进士，他是读书人当中的奇人。他后来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校长，成为教育家。同时他也是革命家。他还创办了暗杀团，杀人如麻。后来，北京大学方面计划将蔡元培的骨灰迁移至他心系着的燕园，但他的孙女却代表家人出面拒绝了。

历史的标签

在中国现代历史之中，对于蔡元培先生的评价褒贬不一。不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性是十分复杂的，对于一个人人生的评价标准本身就没有角度的限制；更何况是在复杂多变的历史环境之中。

正如同“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般，不同时代的人们到底如何跨越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差距，来统一的评价一代历史人物的形象？

咱们现代给蔡元培蔡先生冠以“教育家”、“五四幕后的推手”“北京大学之父”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概括蔡先生人生的简易标签。但其实蔡元培蔡先生的一生，哪里是简单的几个标签就可以概括形容的呢。

蔡元培仅仅一介文人墨客， 本无意于走上后来的革命之路。但后来因为许许多多的转折因素层层叠合，蔡元培将步伐迈入了革命者的路途之上。

即使如此，蔡元培打骨子里其实还是一介文人，本意无心于“革命”。时代的潮流不允许他这般随心所欲，命运为他设下巧妙的枷锁束缚于他。他终将成为“时代潮流的弄潮儿”，他摆脱不了这宿命。

我们都知道那个时代下，锋利的笔杆子可以唤醒多少沉睡的国人。这其中的优秀“笔杆子”代表就有鲁迅、秋瑾、蔡元培等中国历史上的知名人物。他们都以笔为武器，写出有“爆炸”性的，能够引起巨大反响的文章。在那个时代，以自己的方式“呼喊”出自己的声音。

天生的学习能力

与鲁迅、秋瑾等人不同的是，他们之所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能够如此有思想有远见，可以写出这样的带有锋芒的文章，是因为他们的原生家庭就是世世代代的文职宦官的家庭。

而蔡元培的原生家庭可是从事商业的，蔡元培的祖父经营的当铺、蔡元培的父亲则经营的是钱庄。要知道，在那个时代背景之下，商人是一种不受社会所认可的一项职业。虽然家境比较优渥，但还是不如文人墨客那般受众人的尊重赞赏。

正是因为没有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蔡元培后来能够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大家都认为不可思议。

蔡元培小时候家里有三个孩子，在这三个孩子之中，蔡元培是成绩最好、求知欲最旺盛的一个孩子。正是因为发现了蔡元培的学习才能，蔡元培的父亲就希望蔡元培可以走读书这条人生道路，考取功名、光宗耀祖。

在父亲的支持与鼓励之下，小蔡元培年仅5岁就进入了私塾学习；由于蔡元培在学习方面惊人的天赋，蔡元培12岁就学习了八股文。

家庭变故，自立自强

可以好景不长，那个时代的医疗水平有限。蔡元培的父亲由于一场重病，很快就撒手人间。家中的“顶梁柱”没了，这个家庭迅速地呈鸟兽之散，很快家中生计无以维持。没有了经济来源，家庭生活变得十分艰难，更别提蔡元培的学业。

但是年仅11岁的蔡元培并不认命，他开始利用课余时间打工，将劳动所得的钱财用来维持艰难的学习生涯。在陪读富人家的孩子的同时，他丝毫没有让自己停止努力停止读书。他深知自己的处境，所以更加珍惜现有的学习机会，也更加认真刻苦。

在这样的情况下，蔡元培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17岁就中了秀才，随即没过几年，21岁就中了举人、24岁考上了进士。在此之后，更是以不同于常人的进步速度，很快的加入了翰林院。就此实现了父亲的遗愿：读好书、光宗耀祖。

可能大家对蔡元培的24岁考上进士的事迹没有什么概念。可以这么说，据古籍记载，那个年代的进士平均年龄为33岁，在30岁之前的少之又少，更何况是24岁就考上进士。这样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蔡元培惊人的学习能力和出色的才能。

蔡元培在考试制度上的成绩，可谓是“别人家的孩子”。蔡元培的年轻有为，就好像咱们现代突然爆出一条“年仅10岁就考上某某某知名大学”的新闻一样让人惊叹不已。正是由于如此的年轻有为，蔡元培的名声逐渐的扩张开来，人尽皆知这个优秀的年轻人——蔡元培。

新时代的弄潮儿

后来蔡元培在经历过一段特殊的国内变革，他内心深知：清朝迟早要消亡，这个朝代无药可救。随之替代的一定是国家的新面貌。 蔡元培脱掉了象征身份的长褂，剪掉了留了半辈子的长辫子。正由于他在清朝政府任职，所以他为民间的“革命”行了许多便利。

但骨子里的文人气质，使蔡元培逐渐的深恶的厌倦了“革命”，于是他跑到国外留学，想要回归自己的“读书人”的人生之中，他想要单纯的从事教育类的工作。

正因如此，蔡元培后来受到当时政府的诚挚邀请，任职北京大学的校长。他不得推辞，只好上任。

在如此“刀光剑影”的利刃时代里，蔡元培并不能如愿安心于文化方面的工作与生活。身为万万中国人的一份子，蔡元培终究是走入了时代的乱局。

“在其位谋其政”，走入“革命”队伍的蔡元培仿佛换了一种性格一种心性一般。与温文尔雅的读书人的形象截然相反，蔡元培组织了“光复会”这个暗杀团体，采用一切措施专注于暗杀组织的行动。

正因如此，蔡元培虽然没做过什么大错事，但是手中染了多少鲜血、多少人命。更何况这其中难免有无辜之人。所以，蔡元培的这一面血腥而又残忍。在那一场场滥杀无辜之人的“清理”行动之中，就连自己的身边人也不放过：得意门生柳亚子、老友的长子陈延年……都被划在了“清理”的名册之中。

这样的“革命举措”简直直接将蔡元培的“为人师表”的文人形象直接的放在了对立面，让人审视。

正因如此，那一年北京大学方面计划将蔡元培的骨灰迁移至他心系着的燕园。但他的孙女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代表家人出面拒绝了这一举措。

不可否认的是，蔡元培对于中国教育界做出的杰出贡献。他的“精神遗产”，影响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他的精神之火生生不息，我们后人将永远的记住他。

附录：蔡元培在“四一二”事变中充当了什么角色

1927年3月21日，张静江自江西蒋介石行营到达杭州。当晚，蔡元培与邵元冲即往张所住的新新旅馆拜访，张静江向他们介绍了有关蒋介石正在策划的“反共清党计划”，说:“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共商应付”。

3月28日，蔡元培任会议主席，吴稚晖，李石曾，古应芬参加，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吴稚晖在会上报告了他在3月6日与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谈话经过，当时吴问陈，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须若干年?陈答20年。以此为理由，吴认为“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认为“应予纠察”，提议对共产党进行弹劾。

蔡元培立即附议，并补充建议“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在蔡元培主持下，吴稚晖的反共提案获得通过，并由吴拟具监察委员全体会议决议草案。这次会议上把蒋介石将要进行的“清党”活动定名为“护党救国运动”。

4月2日，再次召开国民党监察会议，当时参加国民党监察会议的代表是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八人。国民党全体监察委员共有20人，以区区8位代表开会，而称为全体会议，蔡元培再任主席。

会议通过了吴稚晖草拟“请查办共产党呈文”，呈文称去年双十节湖北共产党敬告同志宣言认为“一:十年内中国国民党灭亡，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等，均引为共产党人“罪证”，所以“特将亡党卖国之逆谋十分急迫提呈本会，伏祈予公决，得咨交中央委员会非共产党委员及未附逆委员临时会讨论，可否出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

蔡元培则继之提出了两个报告，共罗列了共产党“阻止入(国民)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四项内容，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也作“罪证”附后。

4月8日，由蒋介石指派吴稚晖、何应钦、陈果夫等组织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蔡元培为委员之一。该会规定“得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主权，并指导当地党务”。

当时蔡元培是蒋介石最忠实的盟友。在当年夏天，蒋介石被迫“下野”和其后复出的过程中，蔡元培都是最坚定地站在蒋介石身边的支持者，甚至和蒋介石一起“下野”，在同年12月1日，蒋介石婚礼上担任证婚人。

4月12日，由上海开始的“清党”活动，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进步群众五千余人，一时血雨腥风，席卷全国。知识界为之哗然。

北京的周作人则连发“怎么说才好”，“功臣”等文，抨击“清党”中的残暴行径，并指出:“最奇怪的是知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且也是知识阶级的蔡(蔡元培)、胡(适)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南方之事全败于清党”，而“吴蔡诸元老”难却其责。

蔡元培在“清党”中曾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态度。孙常炜在“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称蔡元培“与张人杰 (静江)、吴敬恒(稚晖)、李煜瀛(石曾)等朝夕与蒋总司令中正讨论清党大计”。而一向十分尊重蔡元培的学生柳亚子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就提到蔡元培“清党”的态度曾给他极大的震动。他说:“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一些火气，参加了‘清党’运动。一张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大受其影响。”

柳亚子所说的“影响”，其实很委婉，如果说直白一点，那就是蔡元培在密谋“清党”之时，将柳亚子也列入了黑名单。

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从容就义。“四一二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重大失败。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全国出现3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

此外，一般都说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清党”只针对中共，给中共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另一事实也不容忽略:国民党“清党”不但是杀害中共党员，还屠杀了约43万对蒋、汪持反对意见，忠实于孙中山、拥护和执行三大政策的中下层国民党党员。

(摘自《炎黄世界》 文/山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