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告诉我们，1924年初，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改造了国民党，并且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事实上，这是苏联人搞的一场“拉郎配”政治婚姻。当时，孙中山需要苏俄的卢布和组织经验；中共则必须听命于其上级组织：共产国际。”党内合作”模式正是共产国际”包办”的结果，多么奇怪的事物：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这场国共两党间的“包办婚姻”，始作俑者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共是个”早产儿”，很显然，这是他后来一直坚持中共必须与其他成熟政党进行”党内合作”的主要原因。

这种”党内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既不被国民党人所接受，也得不到中共党人的认可。国民党人张继希望”两党合并”(实际上等于国民党兼并中共)，坚决反对”党内合作”。共产党方面，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上所设想的，是与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据陈独秀回忆，当时中共的五个委员，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以及陈独秀自己，都一致反对”党内合作”，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

但因为共产国际的高压，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最终勉强接受了”党内合作”这一联姻模式。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矛盾，注定这场”包办婚姻”难有好的结局。

矛盾(一): 国民党拒绝被中共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

共产党员们坚定地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则坚定地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资产阶级性质”。这种矛盾，给国共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两种: 其一，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通过宣传国民党的落后和本党的进步，将国民党内的进步青年大量吸收到共产党阵营中来; 其二，共产党人不能认同国民党为革命所划定的范围和界限，在包办工、农运动的时候，屡屡突破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底线。

矛盾(二): 国民党党员大量流入共产党

国民党本身具有明显的”左倾”性质，其社会主义政党的特征非常明显; 孙中山作为党的精神领袖，从1900年代开始，阐扬社会主义不遗余力，联俄容共之后，更喊出了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这使得许多国民党员产生了一种三民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的错觉，甚至觉得共产党的信仰要比国民党的信仰更高级。

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大批被吸纳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国民党人感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 一方面，中共训令其新党员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 而另一方面，国民党青年却不断涌入共产党。“本党容纳共产党的政策，仿佛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的政策了!’”到国共合作后期，这种慨叹在国民党内几乎成了一种共鸣。

矛盾(三): 中共控制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

“党内合作”带给国民党的另一重困扰，是最高权力机构的失守。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共都不讳言。譬如: 维经斯基在1926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 “至于说到国民党，应该说，在国民党中有我们共产党。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我们党处于国民党之中，对国民武装力量，即国民军实行着自己的政策。”

矛盾(四): 中共在国民党内秘密行动，令国民党人非常不安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对秘密党团活动有明确要求: “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

这种秘密性，让许多国民党人产生了一种”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务，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 的危机感。中共对国民党的家底一目了然; 国民党却对自己组织里有多少共产党员完全没有概念，更无从知晓自己哪些基层党组织乃至中高层党组织已经完全被中共控制。这种秘密性，既是后来”清党”运动最终严重扩大化的缘故; 也是中共日后在秘密战线上完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矛盾(五):两党在革命路径上存在严重分歧

既然中共坚持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政党，而国民党又坚持认为自己代表全民利益，这种革命路径的分歧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国民党希望彻底北伐，推翻军阀，建立党国，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暂时与”帝国主义”达成和平妥协; 中共则秉承共产国际”坚决反帝”的指示，宁可中止北伐，也不能中止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其结果就是: 作为军事领袖的蒋介石，希望暂时以北伐为重，不要激化与英、美等国之间的关系; 包办群众运动的中共，则持续不断地组织群众冲击外国使馆、冲击租界，乃至组织群众暴动武力收回租界。

2、国民党不认为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必须暴力革命的地步，所以希望将工、农运动保持在一个适可而止的限度; 中共则根据其阶级斗争理念，在工农运动中特别强调激烈革命。

究其结果，国共反目是必然结局

任何正常的社会，都存在着明显的左派和明显的右派。所不同的是，文人社会用选票解决政争，武人社会用拳头解决政争。所有矛盾汇聚成了1927年4月12日爆发的流血政变。蒋介石开启了肉体消灭反对派的恶劣先例、也开启了国内同胞之间的仇恨循环。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是倾向于同情共产党的鲁迅在1927年9月所写下的一段文字。

“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产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共产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糊里糊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这是倾向于同情国民党的梁启超在1927年5月写下的一段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