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肯定都知道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发表那篇著名的抗战宣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不过，这篇宣言可不是蒋介石自己写的，真正的作者是陈布雷。

陈布雷的身份是蒋介石的第一秘书，被誉为“领袖文胆”、“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蒋介石发表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由他执笔的，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那些鼓舞人心的宣言、文章，也都是出自他的笔下。

陈布雷自1927年被蒋介石三顾茅庐请出来，到1948年自杀身亡，辅佐蒋介石长达21年的时间，一直都是蒋介石身边的第一秘书、第一心腹。

谁能想得到，这样的人在自杀前，竟然把自己的子女托付给了“敌方阵营”的周恩来。

那是1947年3月初的一天傍晚，陈布雷叫上副官居亦侨，乘车秘密来到了周恩来在南京的驻地梅园新村17号。到了楼下后，陈布雷对居亦侨说：“你在楼下会客室等着。”然后自己一个人上了楼。

陈布雷虽然久闻周恩来的大名，但接触的时间并不长，直到1945年重庆谈判时，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才与周恩来有了一些接触，并迅速被他的巨大魅力所折服。

而周恩来也对他闻名已久，尊敬有加，因为陈布雷生性正直，清廉自守，虽然久在国民党阵营，却出淤泥而不染，从不以权谋私，深得国共两党的尊敬。（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老蒋还是很有可取之处的，他很喜欢清廉正直的人，除了陈布雷，还有陈诚、张治中，都被赏识并重用。）

在谈判中，周恩来曾托人转告他说：“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

因此，两个人其实是互相尊重的。这次陈布雷在国共和谈已破裂、剑拔弩张的时刻，突然来登门拜访周恩来，自然有着非常重要的目的。

据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侍从副官居亦侨回忆，陈布雷在楼上跟周恩来谈了两个多小时，下楼后，两人又走到花园里，坐了很长时间。

两人出来后，临上车前，陈布雷又跟周恩来紧紧地握了一下手，周恩来说：“你的事我去办，你放心。”

陈布雷也说：“希望周先生再来，再来南京。”

居亦侨出于谨慎，没有问陈布雷此行的目的，但陈布雷早已看出了他的心思，淡淡地说：“此行我为私，而非为公。”

直到很多年后，居亦侨才知道，原来陈布雷此行，是在向周恩来托孤。因为陈布雷最小的儿子陈砾、最小的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都秘密加入了共产党，陈布雷深知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影响力，自己的孩子投奔到共产党的阵营，难免会受到一些牵连，所以才来请求周恩来对他们多加照顾。

1948年11月13日，已无牵挂的陈布雷在家中服用了大量安眠药，再也没有醒过来。

他的小女儿陈琏在建国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少儿部部长，然而在那个政治运动不断的疯狂岁月，她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牵连和冲击。

1957年，曾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第一书记、换届后还是党委常委的袁永熙(陈琏的丈夫），突然被宣布为“右派分子”，并被当作“右派分子进攻党的内应”进行批斗,还上了《人民日报》。陈琏迫于组织压力与其离婚。1962年8月陈琏离京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教处处长。

1966年陈琏陷入了空前的迷惘。全党大乱，全国大乱。

她的感情，她的良知，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么狂暴的政治动乱；可是，这一切都是党的决议，是领袖的号召；她一向自觉恪守的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性，迫使她不得不逆来顺受，去努力领会上级意图，使自己不致在新的革命运动中掉队。

这时，陈琏得到偶然的机会去了一趟北京。她把自己满肚子疑问向老战友倾诉，寻求解答，可是，谁也说不清楚，谁的心里都闷着一大堆问题。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团中央大院。变了，完全变了。绑在槐树上的高音喇叭尖叫着，原先整洁的杏黄色墙上，糊满了大字报，院子里人头攒动，胡耀邦、胡克实、王伟……一大串人挂着黑牌子，从窗户里像抓小鸡似的被红卫兵提出来，强按下头，在请罪示众……熟悉的楼房，熟悉的院子，熟悉的人，她曾在这儿生活了十年，可是，眼前的大院一切都变得非常陌生了，她好像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她闭上眼睛不愿多看，含着眼泪急匆匆离开这里，也离开了同样乱哄哄的北京。

上海，是风暴的发难之地，华东局机关又是这场风暴的重灾区，运动初期，几位领导人一个个先后都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反动文人……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一天安排好几场，机关礼堂的利用率从来没有这样高过。这个二三百人的机关，运动中自杀死亡的即有十余人。几乎所有在地下秘密组织中活动过的党员干部，都受到隔离审查，几乎所有坐过国民党监牢的人，都被打成为“叛徒”。

厄运，难以逃避的厄运，已经悄悄向陈琏袭来……

1967年4月，华东局机关便将陈琏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并派出专人去外地调查她的历史。9月，又一批人员出差为她的问题外出取证。陈琏还蒙在鼓里，对此竟无察觉。社会上一个个叛徒被揪了出来，她对自己的问题处之泰然。她的姐姐担心地问她：“这回，他们会查你被捕的问题吗？”她说：“我的被捕早有结论，出狱时什么手续也没有办。小袁这回可能要遇到麻烦了。我没有事儿！”

陈琏说得不错。在她的档案里，有中央青委组织部1949年6月24日的正式结论，明明白白写着：“陈琏被捕后由家庭保释，狱中没有暴露组织，出狱时未办手续，出狱后积极寻找组织，来北平后积极工作——同意恢复她的党籍。”

白纸黑字红印，一切清清楚楚。

但是，非常时期的掌权者们，对此不屑一顾，他们千方百计去获取罪证，不惜逼供和歪曲事实。对陈琏的审查和外调，渐渐在机关里传了开来，必泓（陈琏的女儿）听到流言，问了妈妈，母女间有过一次痛苦的交谈，此后，本来沉默寡言的她，便更加忧郁沉闷了。她不能不为此做一些思想准备，儿子已经16岁了，也与他谈谈吧。她找到必大，问他：

“你听说妈妈的什么事了吗？”

必大茫然，不知所措地摇摇头，心中一阵恐慌。又有什么祸事要临头了！

“你姐姐已经问过我了……”她深情地望了儿子一眼，“你不想知道吗？”

“是不是关于陈布雷？”必大嗫嚅着，很不情愿地问了妈妈一句。

“唉——”陈琏长叹一声。她原以为儿子会一句句问下去，谁料到他却竭力躲闪。他没有打算向妈妈提问，触动她的伤心处；倒是他像在被审问似的。

儿子不愿多说话，又过了好一阵子，妈妈终于把心事告诉了自己的儿子：

“我被捕前后的表现，1949年组织上早已审查过，都做了结论。这次文化大革命还要再审查，我们应该愉快接受……你要相信妈妈会老老实实地把问题讲清楚，你也要相信妈妈是对得起党，是问心无愧的……”说到这里，她激动得说不下去了，待稍定了定神，又字斟句酌地对儿子说，“要记住，万一有人说妈妈有什么问题，你们也要有思想准备，要相信组织上最终会把问题搞清楚。有一条你们不能动摇：不管妈妈有没有问题，有什么样的问题，你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

陈琏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神态亲切又平静，口气和缓而深沉。她在思考，自己的事谁知道将来会有个什么样的说法呢？得让孩子事先有个思想准备。

妈妈的话，使儿子不寒而栗，似乎预感到了一场灾难即将来临。

这期间，有人从图书馆的旧报纸堆里翻出陈布雷逝世时的报导，发现了蒋介石接见陈布雷家属的消息，找到了陈琏戴孝的照片……

这些，都成了能置她于死地的“重磅炸弹”，当时的报刊都一再这么宣扬，说“文革”是共产党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那么，曾经身受蒋介石恩泽的人，竟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这场运动中，不把这种人揪出来，更待何时？

目标准确，弹药齐备。1967年11月17日，终于正式揭开了批斗陈琏的序幕，专门为她召开了宣传部的全体大会，勒令她当众交代：是怎样向反动老子屈膝投降，变节自首的？受到蒋介石接见时，他对你下过什么指示？为什么在这之后仅一个多月，你就匆忙进入解放区？到底是如何混进革命队伍的……

冠冕堂皇的言词掩盖着卑鄙肮脏的阴谋，妖雾弥漫，大难临头……

因不堪斗争折磨，也为了自证清白，她于1967年11月19日跳楼自杀，年仅48岁。

周恩来得知陈琏自杀身亡的消息后，少见地发了火，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沉痛地说：“我对不起朋友！”但是他也只能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火，当时他的处境也是自身难保了。

附录：

陈琏(1919.10.13-1967.11.19)，陈布雷最小的女儿。陈琏年轻时很激进，她不顾父亲的反对考入杭州高等学堂。由于她对国民党政策不满逐渐接触共产党。1939年7月陈琏加入共产党。同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大，1942年赴重庆中央大学。1946年陈琏毕业赴北平贝满中学作教师。1947年8月10日与袁永熙结婚，同年9月24日两人因涉嫌为共产党间谍被捕，解赴南京。在她父亲陈布雷的疏通下，蒋介石准予特赦。

新中国成立后，陈琏任青年团中央委员，但陈琏的丈夫袁永熙却屡遭打击。1956年袁永熙被错划为右派。妻子陈琏迫于组织压力与其离婚。1962年8月陈琏离京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教处处长。1967年，陈琏在文革风暴中自杀身亡。1979年3月21日，中共上海市委为陈琏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胡耀邦称其为”家庭叛逆，女中英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