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1878年－1933年），字竞存，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人，民国初期一位雄踞一方叱咤风云的地方实力派，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

在人们的印象中，陈炯明是背叛孙中山先生的反动派，其罪证就是1922年“六一六炮轰总统府”事件，逼得孙中山最后化装逃往上海，于是，在后来的教科书上描述陈炯明都以“逆党”、“叛军”、“乱臣贼子”称之。

甚至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陈炯明是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运动的，他怎么敢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呢？

那么，当年那段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陈炯明为何会与孙中山决裂呢？

将近一百年过去了，随着史料的发现，以及意识形态的松动，陈炯明对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他与孙中山的恩怨是非，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人们才发现，这是又一位被湮没的辛亥元勋！

与近代其他大人物不同的是，陈炯明并未出过国留过学，1899年，19岁的陈炯明中秀才。1905年，慈禧太后终止科举考试后，陈炯明于次年到广州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1908以优等成绩毕业。

1909年11月加入同盟会。1911年4月，参加在广州举行的黄花岗起义，为敢死队第四队队长。武昌起义后，陈炯明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11月9日广东“和平光复”后不久，任广东副都督，不久为代理都督。

陈炯明与孙中山因护法运动而开始合作，这里的法指的是孙中山于1912年3月11日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当年的孙中山对陈炯明的品德一直很欣赏，他曾夸赞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最初被外界知晓的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分歧是一次选举，那是在1921年4月，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在孙中山坚持实行记名投票的要求下，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大纲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等均由大总统一人独断，孙中山被选举为非常大总统。

但是，此举遭到陈炯明的坚决反对，他认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应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要达到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总统选举，而此时参会的议员只有200多人，而且还要实行记名投票，这简直是在自毁法律！

陈炯明质疑道：“这和之前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

在北方出席“伪政府”的情况下，在南方又“建立”一个“伪政府”，用一个不符合法理的“伪政府”去反对另一个同样不合法理的“伪政府”，这样的结局只有南北之间再次陷入战争状态。

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的任职，并拒绝参加就职典礼。自从，两人的政见分歧开始明朗化。

实际上，秀才出身、个性温和的陈炯明虽然加入激进的同盟会，但是他与众多革命党人不同的是，他的政治抱负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手段，期望以“南北妥协”的和平手段来谋求中国的统一。

既然在当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南北内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之后再实行联省自治。陈炯明主张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建立与欧美民主国家相仿的联邦政制，逐步走向全国和平统一，这个主张，史称“联省自治”。

而孙中山不同意陈炯明的主张，他主张“中央集权”，要以武力“北伐”这种暴力来颠覆北洋政府而统一中国，以便自己夺取政权。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还有另一个分歧原因，那就是对刚刚成立的苏联态度，1920年，列宁特使波特波夫，曾经专门拜访当时在中国南部军事实力最强的陈炯明，表示愿意支持他统一全国，但条件是放弃外蒙，承认外蒙的独立，此举遭到陈炯明的严词拒绝。

而孙中山一直与苏联保持密切联络，陈炯明对此，从来不赞成，他认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不在强权而在公理，不在抗争或报复，而是诉诸国际之间同情及其相互之利益。”

1921年6月，坚持武力一统的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其部下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

但陈炯明认为此刻国民甚苦，不易再发动战争，依然主张先定省宪，再议国宪，因而他消极避战，两人摩擦不断升级，以致孙中山愤然表面：“我已立誓不与竞存共事。”竞存是陈炯明的字。

1922年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身亡。在这关键时刻，究竟谁是刺客呢？当时，一说是桂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所为，以警告陈炯明而下的毒手。

邓铿之死，对孙中山、陈炯明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

4月9日，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

陈炯明表示无法接受孙中山的条件，遂被孙中山免去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内务总长职务，仅保留陆军总长一职。

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北伐行动箭在弦上，他委任陈炯明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试图以高官诱惑分化陈家军。然而，叶举并不领情，在10天后率领60营粤军开入省城，成为广州的实际控制者。

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是南北两个政府对持，孙中山为表明自己“天下为公”的心迹，多次对外界放出话来，只要“独裁”的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下台，他也将同时下野。

6月2日，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

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但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孙中山竟然拒绝履行承诺、拒绝辞职下野。顿时，社会各界大失所望。孙中山之前的“护法”革命口号，也因此而露馅，大失民心。

北洋巨头段祺瑞对曹汝霖说：“以前，孙文以临时约法被蹂躏为旗号，闹革命，可是，现在临时约法已经恢复，孙文却还要坚持造反，从今以后，就变成是他不对了。”

陈炯明也对孙中山表示不满，说：“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武力驱逐孙中山下台。

陈炯明听闻后，立即派出秘书带着他的亲笔信劝叶举他们千万别轻举妄动，信中大意为：如果孙中山出兵北伐大获全胜，大家都会有好处；如果失败了，我还可以以陆军部长的身份将部队调返东江，收拾残局。

但叶举却当着陈炯明秘书的面将信抛落地上，说陈炯明是书生之见，不知军事，并让转告陈炯明，事情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据说陈炯明收到回复后，一怒之下摔了杯子。

第二天，“六一六炮轰总统府”事件爆发，实际上，粤军将领并不想置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中山赶出广东，所以在开炮前通知了孙中山，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

孙中山离府后，粤军围攻总统府，要求守军投降不遂，而开土炮“三响吓之”。但是，就这，也表明了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公开决裂。

近年来，多位历史学家研究，“六一六事件”发生之时，陈炯明绝对不是主谋，当孙中山逃到永丰舰（即后来的中山舰）后，用舰载炮轰广州城后，陈炯明还禁止部下组织大规模反击，最终让孙中山安全离粤，实际上，也是保全了孙中山的性命。

后来，由于国民党北伐成功，统一了全中国，因此，陈炯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视为叛逆者，以至于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陈炯明是依靠孙中山起家的，陈炯明赶跑孙中山确实不地道。

实际上，在辛亥革命前，陈炯明就是广东省咨议局议员，其同盟会身份是秘密的，谈不上跟随孙中山闹革命。并且，孙中山是海外革命家，自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组织“广州起义”失败后，即逃亡海外，直到辛亥年12月才回国，时间长达16年未在国内发展，没出过国的陈炯明如何跟随？

辛亥革命之后，陈炯明组织粤军，成为广东都督实至名归，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合作实际上是孙依附于陈，而非陈依附于孙，或者说两人结成联盟互相依附更为准确。

如果孙陈二人生前有一出“将相和”，那段历史绝对是后代史书大写特书的欢喜事，近代中国的历史也许会重写。

1925年，孙中山逝世，陈炯明曾手撰一副挽联：“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

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还有一个意外的结果，那就是客观上造成了蒋介石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他在事件发生后不久，辗转登上孙中山所在的永丰舰，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得到迅速上升，奠定了日后他在国民革命中的政治地位。

来源：史家之韵

本文参考自：《北洋大时代：大师们的理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