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原指出卖汉族利益的败类，后引申为背叛中国投敌罪无可赦之人，不只限于汉族。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出现了大量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伪军。

大多情况下泛指背叛中华民族，投靠侵略者，充当其走狗，出卖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败类，也即通敌或叛国的中国人。《辞海》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或引诱外国入侵中国，出卖祖国利益的人”。

在一场战争中，凶残的敌人固然可恨，但叛徒的可恨程度犹在敌人之上。自古以来，汉奸都是最遭国人痛恨的一群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便能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安全，便能残害自己的同胞，吴三桂为了一己之私，放满清入关，差点让汉族灭族，秦桧为了自己的地位，残害精忠岳飞，死后被人做成跪像，跪在岳飞祠前千年不起。一人汉奸，全家蒙羞，不论是国法还是道德约束，都不允许汉奸的存在，然而每到了关键时刻，还是会涌现出大批汉奸。

抗日时期，中国汉奸的数量达到了一个顶峰，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汉奸们不以卖国行为为耻，反以为荣。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除了伪满洲国之外被缴械的伪军大约是118.6万人，伪满洲国的军警和伪蒙古军加在一起有40多万人，再加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地方武装，光是日本投降后，就有200多万汉奸被缴械，这还没加上战争期间被剿灭打败的伪军部队，总共加在一起，人数超过300万人。这可真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要知道，中国战场上的日军数量也才不过120多万人。

数量这么庞大的伪军，在抗日战争期间，尽干一些欺负同胞的坏事，有时候汉奸比一些日军还要无耻凶残，比如抗日胜利后第一个被击毙的大汉奸缪斌，此人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然而学业有成后，此人不学好，为了权势和地位跟着汪精卫混，出任伪政府的宣传专员，整天在报纸上鼓吹当汉奸的好处，还美化侵华日军。最为可恨的人，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行动的时候，缪斌还费尽心机为日军收集资料，替日军分析战略形势。

战争期间，不管哪个国家都会有叛徒，这不奇怪，毕竟贪生怕死、追名逐利的人哪里都有，然而让人奇怪的是，为何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依旧会产生数量如此之多的汉奸呢？如果再次发生战争，中国还会出现这么多的汉奸吗？我们又该如何防备这些害群之马呢？

有奶便是娘，这是汉奸的特点，畏死且贪慕名利，这种人就是当汉奸的料。抗日战争时期诞生了如此多的汉奸和晚清的愚民政策有关，满清政府根本不将自己的子民当成子民，子民自然也不会发自内心的拥戴自己的国家。八国联军入侵中华时，北京的老百姓自告奋勇为八国联军带路，甚至还出借梯子等工程器物，侵入者攻入故宫的时候，老百姓围成一圈看戏，还有叫好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的时候，老百姓不害怕还很欢迎他们，反观慈禧太后这些皇亲国戚反而怕得要死。

有些汉奸可以拯救，有些汉奸不可同化，只能消灭。抗日时期的汉奸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汪精卫、缪斌这样的精致卖国贼，他们有组织有规模，而且目的明确，专职出卖国家利益，对国家的危害最大。第二类是本性就坏的流氓地痞，这些人心中只有利益，内心没有原则也没有底线，钱财地位就是一切，这类汉奸对人民的危害最大，残害同胞、为害乡里的缺德事就是这些人干得。第三类汉奸是不知有国不知有名的愚民，这类人对事情没有自己的看法，也没有大的坏心，战争时期只想混口饭吃活下去，懵懵懂懂中就成了伪军汉奸。

附录：汉奸的典故

“汉奸”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专用词，应不迟于元代胡震编纂的《周易衍义》，指汉朝的奸臣。《周易衍义》卷六云:”李固欲去汉奸而反遭羣小之毒吝也，然志在去奸，于义何咎?葛亮欲殄汉贼而反遭街亭之毒吝也，然志在殄贼，于义何咎?”汉奸与汉贼为对称。

其后，在明朝末年平定西南土司的叛乱中，朝臣在奏疏中用汉奸指称不法的人。《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八十八载”顾臣尤有说焉，夷地深险，步步羊肠，犬羊之性，一日数变。汉奸揆之，其狡百出，势不得不需兵力一面合力版筑，一面剿除顽梗，庶可建威消萌，计垂长久，黔省俭瘠，百务掣肘，一切经画事宜，尚有疏所未尽者，容臣会同按臣陆续具请”(朱燮元《水西夷汉各目投诚措置事宜疏》)。

据吴密《汉奸考辩》:”朱燮元卒于崇祯十一年春(1638)，杨嗣昌殁于崇祯十四年(1641)，其时明朝日薄西山，已近衰亡，明末对西南地区的战事和经营没有得到巩固。”汉奸”一词自明崇祯十年出现后，一直没有流行开来。” “康熙年间，田雯的《黔书》沿用了明代”汉奸”一词的含义。康熙年间，贵州提督张文焕《奏陈遍历黔疆目击要地情形折》中两次使用了汉奸一词:”附近古州，八万苗地，其各寨之中又有汉奸指使生事，况通省苗彝所有器具，不过弩弓标枪之类，鸟枪间或有之。”

到乾隆年间依然沿用这样的含义，但已经出现了某些变化，开始用在汉族之外。《清史稿》卷307有以下一节，”(乾隆)十二年，授云贵总督。疏言:’苗、裸种类虽殊，皆具人心。如果抚驭得宜，自不至激成事变。臣严饬苗疆文武，毋许私收滥派，并禁胥役滋扰。至苗民为乱，往往由汉奸勾结。臣饬有司稽察捕治。’又疏言:’贵州思州诸府与湖南相接，今有辰、沅饥民百余入贵州境采蕨而食。臣已饬贵州布政使、粮驿道以公使银赈济。如有续至，一体散给安置。'”阿桂《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四十六:”上谕军机大臣曰:温福等奏攻得布朗郭宗底木达等寨僧，格桑之父泽旺业已就获，泽旺虽非首恶，亦系大逆，縁坐之人，自当解京严讯。土舍安都尔为逆党济恶，要犯通事虎儿，曽至内地，今为贼酋出力管事，即与汉奸无异，均应解京治罪。”值得注意的是，土舍安都尔和”通事”虎儿，”均应解京治罪””，也被乾隆比为”汉奸”。

道光年间西方列强入侵，”汉奸”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此时的”汉奸”多指的是背叛国家，为洋人效力，从事刺探情报等破坏通敌活动的中国人，其所损者乃中国之利益，比较接近今日的说法。见贝青乔《咄咄吟》(贝青乔于鸦片战争爆发后，随同扬威将军奕经赴浙江抗英，把他两年多所见所闻之种种咄咄怪事写成大型纪事组诗一百二十首，名曰《咄咄吟》)《咄咄吟·卷上》载:”初，琦善以直隶总督，误信汉奸之言，奏参林则徐严办粤东鸦片烟，不足服英夷心。上乃革林职而以琦善代之”。该书进一步指出，最早的汉奸主要是只是那些因为参与鸦片走私和信奉西方天主教而倾向英国，出卖国家利益给英国的中国人。《咄咄吟·卷上》载:”或谓将军曰，军机之泄，由于汉奸;汉奸之来，由于禁绝鸦片烟，盖中国贩烟者，恒与大小各衙幕友家丁相结纳，今既严禁贩烟则此辈无可分肥,势必狼狈为奸，甘为夷用，以潜探我军机。””欲知幕友家丁之为汉奸，非严究天主教不可。天主者，英夷之祖，名耶稣，汉奸多奉其教者也”。在1900年(光绪26年)中国向八国宣战的诏书中，已经有”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这里汉奸的含义已经与今天基本一致了。

清末，同盟会倡导武装革命，凡是帮助维持满清政权的人–包括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改革派都被骂为”汉奸”。此时的”汉奸”体现了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的要求，有利于实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

中华民国建立后，”汉奸”的含义演变为今日之含义，即背叛祖国、出卖国家利益的人，不限于汉族。

因为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事实上出现了许多独立王国。这种状况导致部分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国家观念淡薄，而地域观念很强。而西方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华纷纷扶植自己的势力，上述状况都便利了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

五四运动以来全盘否定传统，但又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观念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汉奸思想意识的流行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英国侨民柯尔斯曾这样描述上海一带居民的生活，”这里商业已经进入了繁荣的阶段，金钱的魔力已经显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句话批评当今许多人的行为，就像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道德品质，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沦丧和堕落。”关于日本人收买汉奸的手段，柯尔斯感到惊讶，”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

在抗日战争期间，移居马来西亚的商人陈嘉庚向重庆国民政府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个提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被邹韬奋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订有《惩治汉奸条例》(1938年)；抗战胜利后，制定了《处理汉奸条例》(1945年)，对汉奸进行了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