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编丛刊 ——张元济与孙毓修(连载29）

十九世纪后半叶以及二十世纪初，因天朝走向崩溃，外部世界向国人展开，一大批从旧学中滋养出来的人，投入到学西文、读洋书、阅时政的道路中，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人生职业道路因之得以改变，这构成中国近代社会深刻变革的一股洪流。

如果说缪荃孙是纯旧学的代表人物，孙毓修则是当时罕见的新旧并具的人物。孙毓修是一个既有新学模样，又懂旧学，兼作收藏家的人物。他于学术上师承有自，曾拜缪荃孙为师，版本之学是他安身立命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基业。缪荃孙在商务印书馆十多年，干过许多杂事，编儿童书、搜古籍、掌藏书，他不幸于刚过天命之年去世，未能完其业，传其学。他是商务早期一位业绩卓著的编辑，而且是馆中的多面手和多栖人物：既能编旧书，又能译西学，更能创撰童话，还精于学术研究及古籍鉴定，尤其擅长收藏业。但是，他在馆史和文化史上，却是影像模糊的人。

张元济从事古籍收藏和出版，前期有两个人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个是缪荃孙，另一位是孙毓修，尤其是张元济推出《四部丛刊》时，孙毓修实际上是他的主要帮手乃至合作者。谢菊曾在《涵芬楼往事》上谈及此事时说：“孙毓修，国学湛深，曾从江阴缪艺风（荃孙）游，精于版本之学。涵芬楼初创始时，赞襄馆务，协助张菊生（元济）搜罗海内古籍精本和孤本，出力不少。”[1]

一、文化伯乐

孙毓修（1871-1923），字星如，号留庵，自署小绿天主人，江苏无锡人。他早年读书于南菁书院，1895年补博士弟子员。三年后，从无锡转到苏州，任中西学堂教席。1902年，师从美国牧师赖昂女士学英文，得以精通英语。孙毓修虽中西兼通，但早年时，居无定所，南北奔波，生活困顿，科举废除后，他决心从事著译。1907年3月，他凭借自己的译稿《谦本图旅行记（地理读本）》，通过朋友的介绍进入编译所。张元济读到译稿时，就表示“极愿延聘”，数日后，即安排他到国文部。一开始，孙毓修主要从事译作的审定和编辑，他的这部译作于第二年六月在商务出版，他的人生道路亦从此得以改变。因其才干，很快他便兼任国文部和英文部两个部的工作。于是，他便携全家移居上海，全身心投入商务的工作，不久又成为股东。孙毓修漂泊失意的生活终于趋于安定。

孙毓修进入商务印书馆后，开启了一项全新的工作——编撰童话。1908年，他开始编译《童话丛书》，这些作品以伦敦出版的《少年百科全书》和英人阿瑟米主编的《儿童杂志》为故事来源，孙毓修还参照了《泰西五十软事》等西欧童话传说，同时也从中国古籍中取材，如《河伯娶妇》、《木兰从军》、《完璧归赵》等。孙毓修《童话丛书》的编译工作一直持续到1920年，前后共出了三集，这也使得儿童文学成为独立的图书类目。茅盾曾作为他的助手，开始也是编童话，故后来称他为“中国有童话的开山祖师”“中国编辑儿童文学读物第一人”。郑振铎也说：“他是中国最初介绍安徒生的。”孙毓修是中国早期童话的创始人，后来他陆续主编的童话达94种，他自己编写的有77种，他用白话文编写，最早出版的是一本叫《无猫国》。

与此同时，孙毓修主编《少年杂志》，推动刊出《少年丛书》。1908年冬天，林万里为商务印书馆设计推出了《少年丛书》。当时，中国已废除了旧科举，并将学塾、书院改为中、小学堂。基于日本已普及小学教育，而“吾国小学教育尚未普及，而法令未布，义务教育之期限亦无明文，故一般社会之程度，或犹有不及日本小学校生。”林万里从日本博文馆所编《少年读本》及《世界历史谭》选择了若干传记，编为《少年丛书》。林万里没有编多久就去职，孙毓修接手编辑，并成为这套丛书的主要作者，后期加盟写作的骨干还有钱智修。

《少年丛书》以浅近的文言，介绍中外名人传略，“记事简明，议论正大，阅之足以增长见识，坚定志气，”为学堂应用而生。从1908年创办到1919年结束，整整十年，《少年丛书》共出版三十种，其中外国历史人物14种，中国历史人物16种。每部人物传记不足二万字，林万里撰写了12种，以孙毓修一人所写最多，共18种，其余3种为钱智修、白志谦所撰。

在传记的编写方针上，孙毓修十分注重传统的爱国教育，所选择撰写的传主，均为具有民族独立自由和爱国思想者。在他所撰的传记里经常出现有献身于国、读书为了救国等言论，还往往就某段历史作长篇叙述，抒发己之教育救国、读书救国思想。《少年丛书》是当时发行量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丛书。它不断被重版，直到四十年代末。其中若干种如《岳飞》、《文天祥》等，于1933年代初还被改写为语体文，列入商务印书馆的《小学生文库》（第一集）。

1911年，孙毓修开始主编《少年杂志》，直到1914年他离开。三年间，每期都刊有他编译的作品，他用纯熟的白话或浅近文言编撰的《常识谈话》、《演义丛书》、《模范军人》、《新说书》等少儿作品，撰写的一些历史普及读物，因语言浅近、内容新颖而广受欢迎。1915年起，他将《少年杂志》交给朱天民主编。

孙毓修可谓商务印书馆开风气之先的新学人物，其“新学”活动开始得较早，涉及面铺得很开，在当时知识界发生了较大的影响力，以至著名学者蔡元培、胡适等人视孙毓修为新派人物。因为他有外语之长，而海外求学者尚未学成归来，已经归来的不仅数量很少，而且身份很高，不会去做普及性工作。正是在整个社会急切向西方学习的时代，孙应时而生，可谓赶上了大好时机，其作为在张元济的支持下得到了社会认可。

孙毓修之所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编辑，不仅与他本身精通英文有关，更与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发展方向有关。孙毓修以他的学识和才干，真正推动并发展了商务印书馆在儿童文学出版上的事业。在中国大众教育史上，始终不曾出现过让人既爱读又富知识趣味的文学读物，有之，则自商务印书馆出版童话和《少年丛书》开始。这也是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出版获得龙头地位之后，向社会大众教育深耕的又一方向性选择。孙毓修通过移植和再造西方儿童文学的方式，几年时间就推出了一大批至今仍具价值的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本身就承载着孙毓修对传统伦理美德的把握和对西方优秀文学作品价值的判断，两者结合后的新创作，自然为社会为大众所欢迎，其作品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少年的心田。

中国有真正意义的儿童文学，自商务印书馆始；中国有标志性意义的儿童文学作家，自孙毓修始！

二、执掌涵芬楼

孙毓修在商务一直工作到去世，凡十六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07至1915年，主要从事少儿书编译兼图书资料管理，第二阶段则是协助张元济编《四部丛刊》。作为一个在少儿图书方面创作编译得心应手，而转为古籍传承的人，这种转型既因他自身的基础，也因他兴趣所在，孙毓修对胡适言：“已在这里面寻得趣味。”[2]

孙毓修进商务印书馆的第二年，正逢商务印书馆设立涵芬楼，大规模购进古书之时。张元济知道他旧学根底深，精于古籍版本鉴定，又懂英文，对东西学都有造诣，特命其主持。他所擅长的版本目录之学也因此派上了用场。

1908年，孙毓修主持涵芬楼后，出于对张元济的敬仰，曾提议以张元济先祖藏书处“涉园”作为图书馆的正式名称。张元济当然认为不妥当，“藏书室别定一名，并备异日印行古书之揭櫫，用意甚善”“惟以公众之物，而参以私家之号，究属不妥，还祈别选一名为宜。”为收书、藏书及馆方事业及编辑和刊印之用，张元济要孙毓修另想一个名字。孙毓修反复思量，最后以“涵芬楼”作为图书馆的正式名称，取善本书香、知识芬芳之意。不出半年，涵芬楼规模条理即具，张元济十分欣赏。“图书馆事本不易办，创始尤艰，我兄经营半年，渐有端绪，感荷之至。”[3]由于图书馆处草创阶段，所以张元济十分牵挂，在欧洲作环球之旅时也多次致信孙毓修，安排各项工作，以便馆务走上正轨。

张元济作环球旅行时，手头携带孙译《地理读本》，读后即感叹道：“图书馆究属形式上之事，星翁主持，未免大材小用，似可仍请专意翻译。以余力办图书馆，亦只能持其大纲，不可躲亲琐屑。”[4]于是张、高俩人调整了孙毓修的工作，这份体谅和知人，正表现出张元济的知人善用。

涵芬楼是商务印书馆上海时期的藏书楼，它的创立可远溯到1904年。张元济在主持编译所工作的过程中，意识到图书资料建设的重要性，陆续购置了不少书刊资料，于是设立图书室，供编译所同仁参考、使用。孙毓修应该算是涵芬楼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任“馆长”，虽然当时并没有这个名称。

在张元济支持下，孙毓修主持涵芬楼后，开始大量收集中外各类藏书。从收集古籍开始，他认真鉴别版本的真伪，收集真正的善本，继而又将视野扩大到国外图书。凡遇国内各家藏书散出者，他总是尽力搜罗；日本欧美各国每年出版的新书，他也尽量购置。孙毓修从选购旧书、鉴别版本，到联系配抄、组织修补等事情都亲力亲为，做了大量的工作。涵芬楼所藏善本多为真本，这和他慎重采购、严格把关的作风是分不开的。孙毓修接手图书馆工作后，张元济采购旧书或是接待各路观书朋友，都由孙毓修协助。

张元济曾在信中说道：“此间购书抄补等事，均托无锡孙君星如经理。谨为先容。”[5]此时，他俩讨论收书，鉴书之函札甚多。

涵芬楼丰富的藏书，一方面为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影印与流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版本资源，另一方面也为馆内外的许多学人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此后，商务印书馆培养出众多各方面人才，他们无不受过涵芬楼丰富藏书的滋养。经过商务十多年的筹划，涵芬楼已经成为东南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私立图书馆，它所藏古籍善本更是富甲一方，称盛一时。

1910年初，张元济曾让北平分馆孙壮向罗振玉借印宋本《史记》，并自认为“影印古书藁矢”。5月，孙毓修致信张元济：“翻印旧书，可印之书，修备有目录，窃近时风气转有日趋古学之机。海上书坊靡然响应。惟彼学不知抉择，不得善本，故其业不盛耳。”[6]

张元济归国后作了一次演讲，孙毓修据之撰文为《环球归来之一夕谈》，就在他主编的《少年杂志》上连载，并配有插图。张元济亲笔所写的《环球谈荟》，虽交与《东方杂志》刊发，却没有完稿。

1911年2月，孙毓修编印出版了《涵芬楼藏书目录》，制定了《借阅图书规则》[7]，当是他整顿涵芬楼后的手笔，同时还撰写出《图书馆》（开始连载于《教育杂志》）一书。

1911年7月14日，张元济给孙道：“选印旧书，汇成丛刊，先请选定种类。”

此当为张、孙印行古书创议之始。张元济最早刻印古籍也是走家刻的路子，主要帮手就是孙毓修。《张氏涉园丛刻》七种，完全是传统的家刻本，并没有署名“商务印书馆”。[8]1911以后，张元济要求孙毓修协助编辑出版《张氏涉园丛刻》事，参加部分古籍的出版工作。又嘱咐孙毓修开列馆内旧书缺本寄京，以便在北京配补。由此可知，孙毓修开始参加古籍整理事务的情况。

1912年前后，张元济和孙毓修先后用石印技术试印了《宋本昌黎集》《百衲本史记》《西清续鉴》《宁寿古鉴》等，当是最早的探索，而具体的技术操作都是由孙毓修主持。[9]

辛亥之际，孙毓修搜奇传秘，辑刊《痛史》二十种，以排印方式出版，所收皆从“私家抄本录出，从前并无印本，洵为三百年来唯一之秘书！”孙毓修不仅为全书撰序，还写有数篇跋文及校记，张元济也提供自己所藏《湖西遗事》、《虔台逸史》（收入第三辑）。《痛史》是商务早期出版的一套古籍，主要汇录晚明时期野史笔记二十余种，由孙毓修主持，署名为乐天居士。

1916年3月，孙毓修提出将《津逮秘书》、《奇晋斋丛书》、《适园丛书》等丛书有关题跋26科汇辑为《题跋丛书》，说明他在这方面已具专业眼光。[10]

孙毓修在商务印书馆承担的一项重大学术工程就是主持《涵芬楼秘笈》丛书，实开商务印书馆辑印古籍丛书的先河。《涵芬楼秘笈》丛书以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藏书为主干[11]，以旧钞旧刻为零星小种，世所绝无者别为“秘笈”，仿《知不足斋丛书》模式，分集陆续出版，实乃张元济为古书续命之第一大步。

1916年，《涵芬楼秘笈》出版第一集四种，即《忠传》、《续墨客挥犀》、《复斋日记》和《识小录》。以后每年两辑，到1921年，《涵芬楼秘笈》共出十集，收52种珍贵古籍，“使爱古者，不致薄今，垂绝者赖之续命”。《涵芬楼秘笈》从选书，校勘到撰写跋语均由孙承担，其间沈雁冰从英文部调到孙毓修身边协助。孙毓修所撰跋语，勾勒版本传播源流，考辨成书刊印年代，厘正古籍舛谬讹误，突现文献核心价值，在寥寥数语中，不虚妄，不铺陈，不故作高深，体现了他在版本目录、古籍校勘领域的学力。[12]王绍曾《小绿天善本书辑录序》：“惟《涵芬楼秘笈》每种卷末，留庵撰有题跋，考订精详，惜无专集行世。”[13]

以新法印旧书十分成功，《涵芬楼秘笈》初集出版第一年即销750部，第二集也销400部，可以说是一直热销。然而这些珍贵的底本，大多在“一二八”炮火中失去，遗世者甚稀。如果不是张、孙共同努力，则不止是文献沦亡，更是近百年学术研究的失助。

三、主纂《四部丛刊》

约在1915年，张元济提出了编纂《四部丛刊》的宏大计划，孙毓修也成为主要参与者。参与汇集、校勘、出版《四部丛刊》，是孙毓修在商务印书馆的又一重要的工作。《四部丛刊》筹划时，由孙毓修初步提出拟目，再根据各家意见确定，而此间，孙毓修多次改定拟目。

孙毓修在主持影印《四部丛刊》期间，实际上担任着“副主编”的角色。《四部丛刊》从拟目、择本到校勘，其前期主要工作，都是孙毓修完成后，再由张元济最后核定。

《胡适日记》中就记载了孙毓修编《四部丛刊》的事：“孙君现主管《四部丛刊》之事，我与他谈，劝他加入一些明代的文集，他说，此时他们正在拟《四部丛刊续编》的目录，我何妨出点主意呢，他送了我一个拟目来，我加了几种。”[14]

早在1917年，张元济即致信孙毓修：“《四部举要》目录请即如尊意，择善而从，早日决定。”[15]孙毓修本擅英文，他为了《四部丛刊》的品牌，主动策划请严复拟一英文名字，得到张元济的高度认可，由此可见其于出版之卓识远见。

拟目确定之后，便是选书。1918年，为了推动落实《四部丛刊》事，张元济决定结束孙毓修众多的杂事，让其专事《四部丛刊》。8月间，张元济亲派孙毓修赴江南图书馆，查明馆中可用之底本，商定借用办法。

借用江南图书馆藏本并不容易，后经上下沟通，1919年得江苏省长齐耀琳批准，商务借用之事才走上轨道，后来齐也被例为发起人，他也是当时唯一在职的官员。

按照张元济的要求，在缪荃孙支持下，孙毓修到南京江南图书馆访书并对所需书进行复制。孙毓修先后四次率人去馆办事，一年时间基本耗尽，但收获也是巨大的，他于江南图书馆共得书四十二种，近千卷，均收入初编之中。

南京事告一段落，张元济立马开始操办借用铜琴铁剑楼藏书事。同年10月，张元济前往铁剑铜琴楼观书，特携孙毓修一同前往。有了江南图书馆的藏书作依靠，又经四年筹备，《四部丛刊》这项大型工程终得以启动。由于前期准备充足，编刊工作仅两年即大功告成，这与孙毓修所付出的辛劳是分不开的。他为了搜集善本，三年中往来于南京江南图书馆及常熟铁琴铜剑楼达十余次，他撰有《江南阅书记》一卷，详叙本末，可考证之。

王绍曾《小绿天善本书辑录序》中说：“涵芬楼辑印《四部丛刊》，海盐张菊生先生主其事，当时东南儒林，一时影响，留庵亦侪于耆旧，列名倡和，又复襄助其间，缉为《书录》，识以跋云。”[16]孙毓修所撰《重印四部丛刊书录》详记著书卷数、著者、版本、藏家以及版刻的抄特点，经张元济改定后，该书成为民国间重要的版本目录著作之一。《四部丛刊书录》是孙毓修为《四部丛刊》增添学术质量与内涵的扛鼎之作，也是对他学养的记录，具有很高的学术与文化价值，研究利用《四部丛刊》者不可不取资于此。

张元济将孙毓修列《四部丛刊》发起人之一，馆中只有他和夏敬观、郑孝胥同享此地位。[17]

《四部丛刊》在规模上并不能与《四库全书》相比，卷帙上也与《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相悬。但其书一出，被并称四大书，其原因在于版本辨析、校勘异同、考证精深等诸方面价值非凡。出版后，商务还更换底本，撰校记跋语，使其不断完善，因此《四部丛刊》累计发行高达数千套。《四部丛刊》内每书皆可视为最佳、最全的古本，四部丛刊本成为“善本”的代名词。一部新刊影印的丛书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且到今日仍为学人所认同，这与张元济巨大的付出和藏界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编辑出版《四部丛刊初编》，张元济不仅亲自参加收集、选择版本，还编写了大量“校勘记”。除商务印书馆同仁外，还有沈雁冰、姜殿扬、张振声、张继墉、洪燮卿、唐宝田、萧青雨、胡文楷等有关人员参加了《丛刊》的编辑、校勘和收集不同版本的工作。尤其是孙毓修、姜殿扬、胡文楷，还亲自撰写了“校勘记”。校记也是孙按张元济之意而撰的，孙共撰13种跋及校记，可见张元济对于孙毓修的学术能力的肯定。今天我们还可以读到孙毓修与张元济的来往书信148封，从这些书信的内容来看，多为版本考证和旧书校勘重印之事，亦可见他们的联系之密切，商讨的问题之多。

《四部丛刊》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工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化工程。张元济德高望重，因而得以砥成，但成败决定于细节，而孙毓修就是这个完善细节的人，大到联系名家审目，与藏家互动，小至协调关系、联络感情。孙毓修于工作随机应变，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受到了历练。

《续古逸丛书》第一期二十种的题跋均出自孙之手，连宣传的广告词也是孙所撰。我们今天可以读到1919年12月19日《申报》关于此书的广告词：“汉儒经注、前清乾嘉间多有影宋刻本，惟《孟子》尚未见，曲阜孔氏，安丘韩氏两刻，仅据校本付印刊，未见宋刻也，涵芬楼近觅得宋大字本，据以影印，尺寸字画与原书不爽毫发，诚人间未见之秘笈也。”全书除说明文字，均由张元济一人校阅。

当然，从现存史料看，张元济以领导角色督导孙毓修工作甚严，要求很细。一段时间的交流、磨合后，张元济将孙毓修从各种杂务中解放出来，专一从事《四部丛刊》工作，使其得以展出才学而发挥其长，他们也从一般的上下级关系变成事业上的伙伴。

古籍出版是一项巨大而艰辛的工作，孙毓修为之付出了全部精力，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尤其是开启了商务印书馆新发展之道，而且还带出了一支团队。可惜过去隐而未彰，今才特加表嚗如此，以期世人记住这位文献家。

1922年1月，孙毓修去世，终年51岁。出于孙毓修之手的《四部丛刊续编》拟目有二百八十多种，但拟目确定后不久孙就去世了，又逢“一·二八”战乱，工作主要由张元济承担，所以正式出版时仅八十一种，品种和规模均只有初编的三分之一，其原因，自然与张元济失去孙毓修这样的得力助手有关。

四、筑就别馆

张元济以建设涵芬楼为号召，收购江浙藏书家散出的珍贵古籍，援引当时的一批著名学者专家襄助其事。孙毓修躬逢其会，得与版本目录学大师游从，眼界日益开阔，学问日以长，识力日以精，终造就了他在版本鉴赏领域专家的地位。期间，孙毓修除了与缪荃孙保持讨教请益的密切关系外，还与沈曾植、叶德辉、傅增湘、刘翰怡、伦明等藏书家、版本鉴定专家频繁往来，他闻见宏富，阅历渐深，在版本学领域更加精审独进。经孙毓修之手，商务印书馆在缪荃孙、傅增湘等人手中购买了部分古书。沈曾植为商务印书馆收购、鉴定、出版古籍贡献了不少精力。孙毓修虽不富藏书，但在版本鉴定、碑铭拓片审识、蒙古史、元史、书法、佛学等领域有很深的造诣。凡向商务印书馆推介古籍，具体接洽等事都是孙毓修在做。

设立图书馆，收书、购书是必要的，但毕竟这是事务性的工作，张元济不仅把这项工作交给孙毓修，而且把有关方面的人脉资源也介绍给了他，委托他与这些藏家朋友打交道。孙则利用工作之便，自己也投身于收藏行列，最后也成为藏界大家——小绿天主人。

孙毓修的藏书事业，不仅得信息之便，更是得到张元济的支持，俩人书札中往往有”馆中不收即可自留”之语。

孙毓修既是一位很有水平的版本目录学家，也是一个较有名气的藏书家，收藏珍本数万卷。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说孙毓修：“藏书复壁《孔丛子》，劫火曾经犹不磨。小绿天庵一家物，花园坊底恣摩挲。”[18]“小绿天”即孙毓修的藏书楼。王绍曾《小绿天善本书辑录序》中说：“好藏书，究心于版本考据之学，旁通博览，书无不读。每遇奇文秘册，往往不惜饼金，一意勤搜。及别辟小绿天以藏之。”[19]

孙毓修真正收集藏书，还是进入商务印书馆以后的事。辛亥革命以后，带着心爱古籍到了上海的部分前清官吏，因生活困顿而转卖古籍，孙毓修在涵芬楼有机会接触这些卖书的人，特别是张元济要他提供缺书书目，也给他带来了机会。这个时期，他认识了许多藏书家和书商，使他有机会买到部分善本图书。1915年起，孙毓修在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从事善本古籍的搜集和鉴定，兼任编译所图书室涵芬楼“典签”之职。后来他的儿子从爱尔兰留学归来，改善了一家人的经济条件，小绿天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亮。傅增湘曾记孙氏藏书事：“忆己未、庚申（1919-1920），余数之南游。与孙氏往还，甚渖，观所藏之旧钞名校诸书。”[20]叶景葵、潘景郑等其熟稔的朋友的古籍题跋中，也有他校书和藏本的零星记载。

《四部丛刊》收有“小绿天”藏本十七种，四百零三卷，品种和卷帙约占全书百分之五左右，较傅增湘等名家为多。其所藏俨然又为涵芬楼之别馆矣，其中影宋、元抄本三种，明翻宋本三种，明翻宋本三种，明本三种，明活字本一种，高丽本一种，旧抄本一种，清精印本五种。他的藏书，收入《四部丛刊》的书虽不及铜琴铁剑、嘉业堂及双鉴楼珍奇，但也是罕传之本。

王绍曾将其辑为《小绿天孙氏鉴藏善本书目》，著录482种，并感慨道：“即此已足征其藏书之富，其未景行者，当什百倍于此，虽比之天一、汲古，良有不逮，然经胪《大戴》，史备《两纪》，南雷原刊，汪氏精本，明翻宋影，去古未远，高丽活字，亦云难得，岂徒足以自豪。”[21]王绍曾在商务印书馆校史处工作，最早留心于孙氏藏书。

作为一种职业与学问的象征，版本目录学于孙毓修，更大意义上似乎是一种生存的方式。也许在孙毓修的内心世界里，没有将版本目录学作为一种生活的手段，而是出于自己的学术兴趣才如此。所以，孙毓修不仅仅是为了商务印书馆的利益，更大程度上是为了显示自己在版本学领域的鉴赏眼力，他往往将流散于社会的珍本秘籍的学术价值介绍给商务印书馆。这种独立的鉴定眼光，表现了孙毓修的深厚的学养与判断力。

商务早期编译所中，个个学问优渥，尤以旧学为长，如夏曾佑、夏敬观，林志洹、吴曾祺、李宣龚等，而且他们勤于撰述与创作。孙毓修庶几近之，尤是厕身其中，其学殖得以不断丰厚。孙毓修不仅是一位收藏丰富的收藏家，更是一位有学养的文献学家，他著有《四部丛刊书录》、《江南阅书记》、《中国雕版源流考》、《永乐大典考》，辑有《知不斋足书跋辑本》四卷、《悔庵书后》三卷。他还手校《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与张元济同业，据亲见其稿的潘承弼言：“眉上朱墨烂然，拾遗补缺，不下百数十事，盖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时，孙氏实与其事，故所见善本尤广，其所增补，审皆出之耳目所睹，信而有征，洵足为版片金镜，其津逮后人，实非浅甚少，堪与《郘目》并重。”[22]张元济一生也以《郘目》批校为业。

孙毓修很早便着手编撰《书目考》一书，亦可洞悉其学术境域，他有感于历代公私藏家书目迭遭毁失，于是立志仿《经义考》列撰《书目考》一书，存亡兼录，以成一部历代书目图籍的专门目录。1909年，孙毓修开始辑录书目序跋，历时十余年，三易其稿，收录书目之作六百多种，约五十万字，分为十卷，今稿本藏上图。《中国雕版源流考》一书当是其编撰此书的副产品。

孙毓修生前，已陆续将书转与涵芬楼。他去世前后，儿子孙贵定还能守住古书，在抗战中也精心守护着。孙贵定死后（约1950年），其家人曾出售书目，请张元济定价，张在莫可奈何中为之一一批明，小绿天藏书一部分流散到苏州双百楼书店，一部分由上海书商收购。也有一部分为其故旧所购，包括郑振铎，潘景郑等人。昔日的书墨翰香，很快烟飞云散，子孙不能世守传承，对藏书家来说，自然是很可痛惜的事。

孙毓修身体不佳，长期患头眩之病，加之中年丧妻，儿子留学在外，所以全力以赴投身工作之中。对此，张元济总是嘘寒问暖，情在事外。共同的事业，艰难的工作，让他们十多年间无法分离，且干出了诸多文化大事。

在张元济留存的史料及后世研究的各种著作中，很少涉及其生活情趣及友朋之交汉，因为他太专注于事业了，而且他的身份地位也决定了他无法象其他人一样，但却能见到与孙毓修的交流。大概是因孙毓修也有中年丧偶的经历；更因张元济感慨于孙毓修工作与事务的繁杂与辛劳：所以因事及情，对孙毓修颇多关注，因为他也十分感念这位共事了16年的最重要馆务骨干及《四部丛刊》助手。

特别是，孙毓修英年早逝，馆方安排了几乎最高规格的酬金，达1850元，大约是孙毓修一年的薪金，已体现馆方对孙毓修贡献的认可。

当然，张元济乃孙毓修之“伯乐”，孙毓修生命最后的十六年得以在商务的这个广阔的文化舞台上，展示其所学所长并贡献其智慧才华；得以创作编译耕耘：这其中自然有张元济的一份功劳。尽管孙毓修是辛劳的，但他是快乐的“小绿天主人”。

虽然孙毓修的身体不太好，但他在馆内事务极忙，同时在几条线上作战，时而童话，时而收书，时而编印古籍，还要间事撰述，真是个大忙人，从中也可见早一辈商务印书馆人的奋斗精神。

孙毓修也成为了张元济早年不可或缺的帮手，当然他也在商务印书馆这个平台上，与一项一项文化事业共同发展，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学者与编辑家。

参考文献

孙毓修评传柳和城

[1]《随笔》1980年2月。

[2]《胡适的日记》上册，中华书局。

[3]1910年10月。

[4]致高梦旦。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