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瑞芳和张元济，一个是赋予商务生命、托举现代出版业的人，一个是铸造商务灵魂，改变现代教育启蒙的人，他们的事业乃至生命都结合在一起,并将一生交给了商务这个平台。他们偶然间，从相遇相识，到必然地走在一起，检字工人出身的夏瑞芳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吸引一位身为翰林名家的加盟共创大业，写就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一曲绝唱。

一个是有胆略、不保守的商人，一个是心忧天下、立志唤醒国民的知识分子。一个是国学大家，一个是新教教徒，他们走到一起，以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促成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第一重镇——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创立初期完全没有自己创意的商号，却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以优质的产品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文化巨头，这岂不是一种文化传奇！

夏瑞芳虽然不算是一位文化人，可他们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他创造、开拓的文化教育出版大业——成为最有标本和价值意义的文化与商业典范。

张、夏俩人从走到一起直到夏瑞芳于1914年被暗杀，合作了近十二年。这十二年，无疑是商务印书馆真正由印刷转出版、由教科书到多元化、快速发展的十二年。张元济的理想化作了产业，证实出了智慧、知识、资源的产业化力量，当然也得益于夏瑞芳决策大胆，重知识的开明作风，才使得他在文化史上留下了英名，也给二十世纪的中国留下了一个响当当的文化品牌。

一、从“鲍家馆”到文化灯塔

夏瑞芳（1873—1914），上海青浦人，他可能是“留守儿童”的先驱了，十一岁那年，他独自去上海寻亲，幸运地被在母亲雇主家的保护下，落脚下来。收留他母子俩的善良雇主就是美国长老会的牧师范约翰（1829-1917），夫妇俩在上海创办了专门收留流浪儿的清心学堂及清心女子私塾，并把这个勇敢机灵、勤奋的孩子接到清心学堂[1]。夏瑞芳不仅从此落脚上海，还得以在教会学校接受新知的启蒙与技术的训练。命运从此在博爱和新知中得到改变，环境和经历也让他成为一名基督徒。

夏瑞芳学习所在的清心书院其实是一所职业教育学校，印刷是其核心，范约翰就是最早引进石膏版技术的人。六年的学习过程中，他不仅长大成人，还学习、掌握了印刷技术，同时也结识了他日后的事业伙伴，如鲍氏兄弟和高凤池。鲍氏兄弟和高凤池从清心堂毕业后到美华印书馆[2]。夏瑞芳因父亲去世，十八岁的他从学堂走向社会谋生，先是到慈善医院打工，后又到《文汇字报》、《字林西报》干检排字，又经过五年的苦干，他当上了植字部主任，娶了同学教友鲍咸恩之妹为妻。

夏瑞芳和鲍氏兄弟作为同学、教缘、亲属、同行，几个年轻人常聚在一起，无所不谈，印刷，这样简单而重复的工作一干就是好几年，他们一心期待着生命的突围，夏瑞芳成为他们突围的发号者。苦难的家庭，没有背景的工作环境以及作为华人与洋人的隔阂及委屈，激发他走出来自己创业的决心。在鲍氏兄弟和家人期待下，他们一起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1897年正月，他们在教友圈内的亲戚朋友之间筹得并不符合预期的资金——3750大洋，并简单随意地取了一个毫无创意的名字——商务印书馆，Commerial Press，这其实既是有意效仿乃至克隆美华印书馆。就这样，“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一个叫德昌里的弄堂开业了。然而，这并不是什么石破天惊的事件，却成了响彻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化威名。

在商务创立的资本中，“商务印书馆”称作是“鲍家馆”亦无不可。因为他们的股份居绝对多数：鲍氏兄弟各一股，鲍家两个女婿：夏瑞芳与张蟾芬各一股，郁厚坤与鲍咸昌是妻舅，高凤池女儿后来嫁给鲍咸昌长子，也是各占一股，占一千股的沈伯芬虽不是长老会的，但也是天主教徒，而且还是洋帮办，其父是苏淞太道署的法文翻译。只有徐桂生一股缺乏史料无法表明与鲍家关系。

亲情与教缘继续延长，没有入股的姻亲谢洪赉[3]，英文水平很高，他将英国人编写的课本翻译成中文，为商务编出了《华英初阶》。《华英初阶》的出版，这部让胡适等人得以英文启蒙的第一部华人自编英语教科书十分畅销，也让这个群体赚得了第一桶金。商务印书馆继此推出谢洪赉所编《华英进阶》、《华英国学文编》（英汉对照），颜永京的《华美初学》、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谢洪赉和颜惠庆合编《华英字典》等。郑逸梅说：“业务中心由印刷转为出版，在管理上全用新法与当时官办书局套用的旧法不同[4]。”商务印书馆产品与美华印书馆不同的是，都是“华”在前，“美”在后，这也是作为没有依附于英美教会的自主与自信，以及中国文化基因的体现。

受到市场的热捧，夏瑞芳市场拓展，“亲自到上海各学校去推销”，与昌言报馆、苏报馆等为所出书籍进行代售，并和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维新报派《中外日报》进行合作：介绍书籍的内容，刊登广告，此时《华英进阶》仅出版了一、二集，故而将《初阶》、《进阶》统称为《华英读本三种》。

《华英初阶》的出版，让他从一个印刷商转变为出版人。这部让胡适等人得以英文启蒙的第一部华人自编英语教科书十分畅销，也为他们收获了第一桶金，但夏瑞芳没有小富即安，而是有了更大的雄心。

1900年，即创业的第三年，夏瑞芳以一万元的代价收购了日本一家因故停业原值十万的修文堂印书馆，将厂址设在美华书馆西侧[5]。修文书馆是最早采用纸型凸版印刷的日企。先进的技术和规模化设备让他在上海印刷界崛起，成为一家现代化印刷企业，业务由此大增。

包天笑以其亲见所闻写道：“商务印书馆规模虽小而设备较新，它是开设在北京路的河南路上，也是一座平房，他们里面的二人和职员，总共不过三十人，经理先生夏瑞芳，人极和气，他们的职员都是出身于教会印书馆的，除印教会书籍外，也搞一点商家的印刷品。[6]”包天笑曾和夏瑞芳俩人联手印行过当时被禁止出版的禁书——谭嗣同的《仁学》。包天笑用了一个章节专门叙述此事，他说夏瑞芳多印了五百部，“最终‘不够销’”。“不够销”，说明了夏瑞芳的市场掌控能力。数十年过后，包天笑还赞美他说：“夏瑞芳虽然不算是一个文化人，而创办文化事业，可是他的头脑机敏，性情恳挚能识人，能用人，实为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材。”后来商务印书馆为全中国书业的巨擘，却非无因而致此，这些，也许只能算是他从事出版的随机事件，但从事这些随机之举中，足以窥见他对出版的追求。

二、旷世合作十二载

众所周知，张元济戊戌变法后，逃过了刃刀之劫，在李鸿章的庇护下来到上海南洋公学主持译书院，因从事译书出书，他必然就与印刷界打交道，经过他的观察：“沪上印刷，以商务印书馆为最”[7]。就这样，夏瑞芳以品牌和质量闯入了张元济眼中，这时的商务已在夏瑞芳手中经营到了第三个年头。

1898年《华英初阶》的畅销，使夏瑞芳认识到，要壮大业务，不能只限于印刷业务，应当进军出版业，高度重视外国译著的出版，于是萌生了建立编译所的想法。

夏瑞芳结识张元济，这就好比他在生命的隧道中见到了一束亮光一样，他是那样的耀眼夺目，高不可攀，但夏瑞芳那一刻就认定了他要紧紧抓住那束光，他要拼命地追随他，抱着矢志不渝，永不放弃的信念。从此，他迈上了现代出版产业的康庄大道，也最终变成产业的巨子，当然，更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辉煌事业。

在张元济入股并加盟前的五年，夏瑞芳所率领的商务可谓日新月异，这份成绩清单，张元济必然会知道。首先是书籍出版上《华英初阶》《进阶》《华英国学文编》《华英字典》，主导着英语学习的市场。其次，印刷设备上从人力更新为柴油发动机，厂址有从江西路德昌里迁到北京路顺广里，面积扩大，人数上百。

有史料叙述，夏瑞芳在经营过程中曾发生过资金周转困难，张元济为他介绍、担保，得以解困。这样的故事我们也要加以叙述，也许是为了了解他们走在一起。当然，他们的结合也是经过一步一步从艰难中走来并最终达成的，如夏瑞芳跟随张元济的事业，一起办《外交报》。

作为前外交部的举员（总理各国衙门就是之后的外交部），张元济没有舍弃他，由于张元济的维新情结，他在南洋公学立足后，1902年和蔡元培创办了《外交部》。《外交报》是一份非商业化的杂志，办报章程上明确写道：“本报之设志在裨益时局，启发明智，非为牟利。初办三年，不给官利。集资创办，自给合股后赢亏相共，永无异说，并不得中途将股本抽回至收据，股单亦不得转达相抵押。”夏瑞芳既是股东之一，更是报纸的承印者。夏瑞芳出资，无非是支持、追随张元济的事业。

张元济也开始入股商务印书馆。据说入股时，曾劝许夫人卖掉首饰，换银入股，可见其对夏瑞芳的信任。郑逸梅：“该馆在创办初期不分官利和余利，所有盈余都并作营业资金，直到张菊生、印钖彰等投资加入时，才重新估值”[8]。

1902年下半年，夏瑞芳开始筹办编译所。1903年正月，张元济正式入馆，组建编译所。蔡元培就曾叙其事：“延张君主其事，亦常以重资购当代名士严复、伍光健、夏曾佑诸君子之著作，且发行辞典，小说杂志之属，而有所聚精会神以从事者实为小学教课书。”庄俞回忆道：“老夏先生独具眼光，遇见一位张菊生先生，就请他主持编译事务。张先生也独具眼光，最初请了几们留学生翻译各国科学书，不久新教育发动，就开始编辑教科书[9]。”

陈叔通在《回忆商务印书馆》中有较长一段文字描述他们俩人的关系：“夏办商务印书馆有雄心，觉得只承印一些东西没有多大发展的，而在给教会印书中，见到书的市场不坏，也心想出版一些书本。此意先告诉了张，张曾代理过南洋公学堂堂长。他在南洋公学译书院觉得衙门机关牵制很多，并不得意，也有意个人活动终于时机成熟了。夏有一天便与张开谈，张既在译书院不得意，能否离开，我们来合作。张说：你请得起我这样薪金的人吗？夏说你在译书院多少薪金，我也出多少。于是双方言论，夏管印刷，张管编书。[10]”

张元济的到来，将商务直接从“边缘”带入了 “中心”，蔡元培、高梦旦、夏曾佑、恽铁樵、孟森，蒋维乔、杜亚泉，蒋维乔、庄俞、庄适等人陆续进馆。如同滚雪球一般，各方人才“咸踵于商务印书馆，扩大其事业，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编译所内集中翰林、举人一大堆，夏瑞芳十分尊重他们。没有夏瑞芳真心实意地看重他们，他们不可能这样奉献终身。

三、新教科书与编译所

在经历甲午海战的巨痛与百日维新的喋血的惨痛后，废科举、办学堂、开言路成为上上下下的共识，全国各地自发出现讲西学浪潮。

1902年，西狩之后归来的慈禧   终于认可了时势，恩准张之洞和刘坤一两位大臣的《江楚会奏三疏》，着手改革，真正实施了的有三项：一是废除科举，二是办现代学校，三是向国外派留学生。这三项改革都与教育有关，而真正落实的只有学制，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1903年改进拟成新学制，从此，新式教育所办各级、各类学校有了依据，史称“癸卯学制”。第二年，又颁诏奖励私人筹建学堂，为新学堂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这三年的改革，也是清末真正具有时代意义的改革。

庚子之变前，兴建学堂数量已十分庞大，新式学生数以万计，求新而未变旧，是科举废立之前的真实场景。兴办学堂是洋务运动开展后最社会化的潮流，名流显宦，乡绅官吏，以开办学堂为急务。但新学堂既无新式教材，也无合适的教师。当1905年科考废止，把过去那条寻找出身门路的唯一途径中断。国民教育在传统读书科考之途崩塌后急待建立，首要的是保障现代课本的供给和新学师资。

商务印书馆“应运而起”，“期以新式印刷业赞助此革新运动，然此新式印刷业之兴起，实亦有赖于初步出版事业予以主持[11]”。商务印书馆进军教科书，正是抓住这种历史巨变的机会，基于夏瑞芳前期打下的基业，尤其是巨大的、最新的生产能力，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张元济走上新式教科书的坦途，完全得益于夏瑞芳前期奋斗的积累与硬实力。新思想、新观念及昌明教育的理想及这种永久实力得以化成。夏瑞芳也得以蝶变，商务在新的方向与灵魂指导下驰向光明的新世界。

张元济前期的入股，其实也是一种产业投资。而他的加盟，则是对商务业务的裂变或突围，更因新学新政带来的办新式教育，提供了旷古未有的机会印刷能力与新思想观念教科书的结合，在新技术的作用下，一扫旧式蒙书，满足熬熬待哺的新式学堂，如同送上了甘甜的乳法，让千万儿童健康成长为新时代的人才。

只有张元济的加入，才真正确定了时代之所需、民族之所愿的出版方向，即发扬固有文化，介绍西方文化，再谋中西文化之沟通，促进中国文化之光大，这种历史的选择和坚守，自然带给了夏瑞芳事业上的升华。

编译所建立后，第一阶段主要是引进新思想的旧式文人，他们大都从科场、官场脱身而来，栖身于此，编译所之外又设特约编辑，大多属于西学的大家。第二阶段则主要引进新式人才，大都以留日和留欧美为主体，直到王云五出掌编译所之后，几乎全是新式人才，在编译所存在的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人才从最初的几个，到三十年代的几百人，从以国文、英文为主到全面涵盖各个学科，编撰出了大量文化产品，这不仅是顺应文化潮流而为，也是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助力。编译所积聚着众多人才，且各有专长，他们除了萃力于编辑教科书外，各自撰译述，也卓有成效。

张元济所组合的是一批既有出身书香世家，又有很高文化素养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大都受过严格的古典训练，且大多数对维新和变革均有较深的参与，对西学也有所涉猎，是当时西方新知识的汲取、传播的积极倡导者，甚至是社会风俗自觉的变革者。他们在社会上甚为活跃，作为张元济的朋友而聚集在一起，缔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平台，奠定了商务印书馆三十年发展的基础。这是夏瑞芳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高度，但因为夏瑞芳十分信任张元济，更是乐于接纳他的这些朋友，并付出相当的成本来建设编译所，这不能不说是夏瑞芳的胸怀和胆识。

商务印书馆集体生产文化产品，尤其是教科书、期刊、辞书，正是编译所得以形成并居于书馆核心的价值和作用。庞大的编辑队伍所创造的文化新产品，不仅奠定了商务印书馆作为大型出版机构的基础，也是清末民初文化多元化的历史创造。编译所前期，尤其是清末民初所创造的文化多元化，其起到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是无可匹敌的，更是难以否定的，它对中国现代化有着莫大的贡献。

张、夏俩人配合默契。夏处事果断，又不失温和，能力极强而又善于沟通，能非常成功的调节商务印书馆内部的各种矛盾。所以馆内编译、印刷、发行三所之间的互动，有条不紊，整个商务印书馆运作如一架性能良好的机器，快速、自由、高效。当然，夏瑞芳对张元济尤其是发展战略上均按照张元济的思路，以编译所为核心，这是商务印书馆发展的一个关键。他不仅请张元济全面主持编译所，而且理解并执行了张元济为之确定的发展方针。他自己则着力于经营，开分馆，买地基，盖工厂，办学校，一步又一步地扩张商务印书馆的事业。

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后，有着多重的角色。就他个人而言，他首先是个出版家、教育家，“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从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地位来看，他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以他渊博的知识、良好的个人修养成就了自己在商务印书馆的地位，不仅成为众人信服的出版人，也成为一个优秀的、顺应时势的管理者和组织者，并引领中国文化的潮流几十年。

文化产品的规模性、多样性不仅为企业带来了良好的经济回报，更主要的是这些文化产品所发生的作用力、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商务印书馆的产品不仅满足了现代教育的基本需求，通过这些产品的传播，既延续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命脉，也改观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乃至人生价值。在经济落后、政治混乱的时代，唯有中华民族爱智尚文的传统在商务印书馆的主导下得以一枝独秀，给艰苦生活的人们以莫大的精神慰藉，这也是其他企业和产品所无法比拟的，也是中国人拥有“商务印书馆情结”的根源所在。

四、问鼎文化龙头

所有的张元济传描述中都以教科书编纂为开篇。其实，教科书的推进是在1904年，而且是个精益求精的系统工程，中间还有推倒重来。而张元济在1903年至1904年间，还有诸多的出版业绩，也让夏瑞芳见证了他厚积薄发的力量，也是商务之后多元化产品线的萌芽。这些都得益于夏瑞芳对编译所得无限期待与全力支持，与此同时，夏瑞芳也是完成了他的旷世之举，和金堂港合资，设股份公司，总资本二十万元，此时距离他创业方六年。张元济入馆不到两年。

夏瑞芳一生最成功的案例是和日本金堂港从合资到全部收回日股，在早期民族产业发展史上留下经典的一笔。1903年，日本出版商金港堂等人计划在中国经营出版印刷业，夏一方面怕他们会构成对商务印书馆的威胁，另一方面又想利用日本资金扩大商务印书馆的规模，借助日本的技术改进商务印书馆的印刷质量。权衡之下，他抓住机会，与金港堂主人磋商合作，合资经营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中日两方各占一半的股份。从此，商务印书馆消除了外商的竞争，改进了经营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日方的入股加盟对商务印书馆早期的快速发展，并成为教科书出版和上海乃至中国印刷业龙头老大，功不可没。现代印刷技术以及资金的引入，为商务印书馆早起的鹊起、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一个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的时代，他根据自己的切实需求，利用日方的资金乃至人才而又坚持自主独立的方针，在今日堪称典范。

1904年，商务即在闸北宝山路购地一百亩新建印厂和住宅，其实力和规模，睥昵出版群雄，让他进入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先进行列，并进而成为印刷业的龙头，在他生命的终点，筑成巨大的生产能力和不断演进的技术，为商务大规模出版提供了产能保障和物质保障，也为其他竞争者设立了与之争先的门槛，更是为商务引进人才，留住人才发挥了巨大的效用。

在和日本合资之后，商务实力大增，他们从战略上大为调整，1903年将分馆第一次开到了汉口，同时在北京收购直隶书局，改名为京华印书馆，这些都与张元济资源有着紧密的关系，京华印书馆着身本是康、梁变法时留下的产物，而北京分馆的建立则在第二年，即1906年。

夏瑞芳为什么把第一个分馆设在汉口，除了运输上溯江而上的便利外，更主要的是，当时汉口是重视文教并有革新气象的张之洞的大本营，而且张元济及团队的进入，规模化产品的研发，他要率先建立网络。也许还有一个因素，与他合作的《中外日报》创办人的后援也是来自汉口的张之洞，容易得到支持与关照。第二年，他又顺势在长沙开设第二家分馆，自古湖、广不分家，而且湖南在维新中表现最活跃的地方，夏瑞芳挺进长沙，也许是基于张元济对时势的判断。

夏瑞芳从印刷拓展到出版，充分利用了时代和思想的变革，技术的移植与发展，沿绕这个方向，作为独立于教会印刷而创建本土的印刷工业，服务于当时正在兴盛的报刊与出版业，围绕市场需求来发展业务。

由于有夏瑞芳的经营与协调，张元济在夏瑞芳去世之前，因其思想取向与社会名流身份，社会事务繁多，如参加立宪活动、铁路运动等，都是张元济施展才能另一方面的表现。蔡元培曾说，张元济“专管编译所事，于印刷、发行两部，殊多隔膜也[12]”。他俩共事十余年时间，张元济几乎没有繁杂的社会事务和内部操心费力的琐事，得以身行于外，让编译所或馆中无不视为“首脑”，这种格局正是张元济最为愜意的人生。

如果说大火过后，商务更新的凸版印刷技术为商务解决了承接新书新报的业务拓展，那修文堂所遗存的纸型印刷技术则再次领先一步。而金堂港的合资，则奠定了商务印刷霸主的地位。各类印刷设备齐全，完全与国际最先进的技术媲美，如《小学教科书》也因其有先进的插图与彩印技术而让莘莘学子不仅享受到最新的知识观念，而且以其美轮美奂的出版形式去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与兴趣，当然也让其他教科书出版商的产品相形见绌，商务就这样依托自己的秘密武器，在市场竞争中不战而胜。第二年创办的《东方杂志》，则让社会精英第一次品尝到了国际标准同步的文化产品，在社会上树起丰碑，具体内容却与当下的报刊并无二致。是技术的进步，让商务进军期刊产业再次偿到了甜头，后来内文的改进和资讯思想的注入莫不依赖其产品的先进，进而得到社会的认可。

五、厚重的文化情怀

夏、张俩人发展商务印书馆均着力于长远，涵芬楼的设立和古籍的收藏就是典型的一例。倾心支持文化传承事业是夏瑞芳的高尚品质，是他作用于社会的选择。

为了设法保存中华文化瑰宝，并使其得以流传，张元济“颇拟劝商务印书馆抽拨数万金收购古书”，同时又“恒思择要影印以飨学者”。自1904年起，张元济着手搜罗古书，至1909年整理旧藏，到创办涵芬楼，一方面为编辑同人服务，尤其是编纂《辞源》需要大量的资料。是夏瑞芳坚定地支持张元济一步一步地做大。由一个企业出资收罗古籍以供编辑之功，不仅无法在短期内取得效益，更是占用了企业的大量资金。夏瑞芳作为家族企业的创始人，他能控制家族人员对利益的诉求而倾心于文化教育事业，他对张元济的信懒，并最终跟随张元济的思路而发展，十分值得人们称道。

经过了十多年的建设后，随着《四部丛刊》的推出，人们才知道张元济苦心经营收罗古籍带来的巨大收益。经过长期的努力，涵芬楼浸浸然成为一时文献最大的积聚中心。1926年演变为东方第一个公共图书馆，也是亚洲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并正式对外开放。但涵芬楼的创办及坚持，可以说在夏瑞芳时代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时，夏瑞芳去世已经十多年了

夏瑞芳在与张元济交往中，曾有一则可歌可泣的故事，那是就对皕宋楼藏本的收购。1906年，夏瑞芳口中得知江南藏书重镇——陆心源创建的皕宋楼因为欠债而求售珍本，主动向张元济提出由商务印书馆买下。但对方索价二十万之巨，这对当时还仅有数万资本的商务印书馆来说，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不久，皕宋楼精品藏书被凯觎已久的日本人以十万的现洋捆载东渡，让俩人抱恨一生。皕宋楼善本如此大规模流失日本，不仅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一大痛史，更成为了张元济一生经历中难以释怀的痛事。尽管商务印书馆早年发展迅速，但古籍的收藏投入是巨大的，效益也非一蹴而就，但张元济的志趣就是夏瑞芳投资的动力和决心，对此，夏瑞芳有生之年从没有犹豫过。回顾这此史实，今天想起来，仍让人荡气回肠！

如果没有冒险的个性是不可能成为企业家，而快速发展的企业，都不可避免地影响掌舵人的行事处世方式。夏瑞芳在十七年的掌舵中，也有一次教训深刻的败笔。1910年，夏瑞芳卷入了橡胶股风波，亏损达二十万两。当时，张元济正在欧洲作环球之旅。获知橡胶风波后，他急急赶回。馆内人员不少认为夏瑞芳是自营私业所致，对此，张元济在高层会议上说：“夏瑞方所为之事，由于冒险之性格，其负股东之委托，贻公司之损害，固不待言。然商务印书馆十年来能臻此地步，虽有种种之原因，得力于夏君冒险之性格亦甚不少。此次虽不能不责其非，然亦宜有以报之。”在与日方借款屡商未果之下，张元济想出了一个办法：即按每股150元将夏瑞芳所持的1000股份配给大股东，自愿认购。所得十五万元，以特别扶助夏瑞芳，另由公司借给五万元，则从夏瑞芳在公司所得利益中扣除。原则是，债务由夏瑞芳完全承担，公司则全力支持。这样做，公私分明，也让夏瑞芳从巨额债务中摆脱出来。作为规范的股份制企业，他必须为此买单。张元济对他的理解与同情，终生念念在兹，努力回报，以维系他应有的生活及最终家族对公司债务的解除。

六、被刺之后

张元济1926年致董事会辞职公开信中讲：“昔年元济罢官南渡，羁栖海上，获与粹翁订交，意气相合，遂投入于商务印书馆印书馆，共事十二年而粹翁遭难。[13]”这是夏瑞芳去世十二年后张元济之所言，犹见夏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张元济与夏瑞芳，俩人的精、气、神是相通的。他们相处和融，各显其能，相得益彰，才共同发挥了巨大的创造力，与其说是文化变资本的奇迹，不如说是资本为人正确所使的最佳范例。

夏瑞芳去世时，其子夏鹏尚不足十八岁，董事会在股东大会上特别拨付当年赢利三十分之一作为酬恤金，也是对夏瑞芳所欠公司债务的彻底了结。董事会又决定以后每月给薪水二百元，花红三千元，送到六十岁为止，一如夏瑞芳在世，这也是对夏之遗泽的一种表达。遗憾的是，夏瑞芳及家族最终失去了在商务的股份，商务的发展并没有成为这位创始人的个人或家族遗产。

夏瑞芳去世，董事会本拟在外滩塑铜像，但其夫人反对，改为在其家乡兴建学校——夏氏小学，说明他夫人的有者同样的高超的情怀！

张元济一直为了让夏瑞芳后人赎回股权而想方设法，对夏鹏的培养也一直是张元济用心所在。1916年，长大成人的夏筱芳赴美留学，是张元济和高梦旦等老人资助其学费，得以成行。1918年，股东会召开前夕，张元济再次安排人与夏瑞芳夫人商讨，在保证家用外，最好八年之内还清债务。1922年4月，学成归国获得工商硕士的夏鹏[14]，1925年当选为董事不久，张元济就于1926年辞去监理要求退休。很少干预馆务的夏夫人听说后，再也坐不住了。因为夏鹏刚入馆一年，张元济一旦辞职，今后夏鹏在馆里如何安排，事关重大，急忙致信张元济。其实，张元济对夏鹏的位置早已请董事会安排。1926年底，经董事会同意，夏鹏进入总务处帮助总经理、经理处理一切事务，并出席总务处会议，从此正式进入管理层锻炼。仅过一个月，经理王显华辞职，众推夏鹏接任经理。李宣龚也提出辞职与以配合，但这样一来，几乎所有和夏瑞芳一起创业的老辈全部退休。张元济特劝李宣龚不要辞职，也有帮助扶持夏鹏之意在里面。最终形成在总经理之下的经理李宣龚、夏鹏、郁厚培四人组成的核心班子。王云五主政事后，仍以夏鹏、李宣龚为经理。但他离开商务，去陈光甫的上海储蓄银行任职。商务被毁，他奋不顾身参与重建，抗战转移后，夏鹏和李宣龚留守上海，也参与馆务工作。1938年，在“孤岛”无所事事的夏鹏即向张元济请假，欲出国半年，张元济见他去意已决不得已而允之。

夏鹏这一请假，不期为长假，又于1947年从美国给张元济寄来辞职信，正式提出辞职，但张元济没有同意他辞职。1948年底，刚干了两年的总经理朱经农辞职，张元济提议夏鹏为总经理。夏鹏没有答应出任，依然坚持辞职。尽管夏鹏辞意甚坚，但倔强的老人还是不肯放弃，一意推选夏鹏为总经理。最后，陈叔通看到没有结果，只好劝谢仁冰出任，空缺了大半年的总经理才由谢仁冰接任。

虽说夏鹏一直没有出任过商务的总经理，没有达成张元济的愿望，但在张元济的心目中，经过二十几年的锻炼，由创业者的后人接掌这份事业，是他理性与情感的选择与寄托。张元济对夏瑞芳去世后家事的安排和对他后代的培养付出了极大的心血，让其家人不困顿、让其股权重归、让其后人重回商务印书馆是张元济最为牵挂的事，非生死之交不足以至此。张元济之子张树年也在晚年专门撰写纪念夏瑞芳的文章。

七、后话

夏瑞芳创业十七年，但史料对他的记载却很少[15]，周越然、郑逸梅等均曾有过纂集史料的计划，但最终未果。许多在叙述张元济的作品中，都把夏瑞芳在世时所办事业归于张元济，其实是不妥的，张元济在商务当然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只是负责编译所，也发挥董事会的作用，前期并非真正的总负责人，而且他是一个个性倔强的文化人，经营并不是他的强项，战略也不是他的优势，唯有学识、名望及资源，在馆内无人能比。相反，夏瑞芳对他的尊重给了他发挥、创造、组合英才的天地，所以他曾得以自由自在地把精力放在人才的引进、产品的规划上，以更高层次的理想引领商务的发展，而不是形而下的经营管理。所以当夏瑞芳投资失败，陆费逵出走，夏瑞芳遭暗杀，他都有些束手无策，夏瑞芳去世后，众人以他的威望而推为总经理，他自忖尺长寸短，没有担任辞职，但迫于责任与压力，他不再局限于编译所事务，而另高凤池担任副经理，进入经营事业之中。

夏瑞芳从印刷拓展到出版，也充分利用了时代和思想的变革及技术的移植与发展，沿绕这个方向，作为独立于教会印刷的也许会创建本土的印刷工业，服务于当时正在兴盛的报刊与出版业围绕市场需求来发展业务。只有张元济的加入，才真正确定了时代之所需、民族之所愿的出版方向，即发扬固有文化，介绍西方文化，再谋中西文化之沟通，促进中国文化之光大，这种历史的选择和坚守，自然带给了夏瑞芳事业上的升华。

张元济是出版钜子、文化大家，夏瑞芳则是现代印刷业的龙头与工商业精英，而商务正是一家以出版、文化为范畴的巨型工商企业。所以他们是一个整体，在发展过程中各展所能所长，共同筹造出了一个永不磨灭的文化成就。

夏瑞芳经营商务十七年间，在印刷技术和产能上的扩张战略是其主要贡献，夏瑞芳让商务成为了欧美日各类现代印刷技术的实验场，也成了改进和创造印刷方式的创新工厂，更成为国内印刷机器制造与推广的中心，并最终确立了上海作为印刷向现代转型并确立现代印刷业的发源地与中心。而这一切，首先受惠的是文化产品的美化表达与上海产业工业的壮大，其影响力、作用力和辐射力，与张元济、王云五主导的产品形成强大的两翼，相辅相承。先进技术和现代的知识观念初次得以融合并不断进步，是商务的文化产品呈现出真正的现代元素，并普惠于广大读者，这份功劳首先应归于夏瑞芳，他在印刷产业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如同张元济在产品编纂领域一样的核心作用。他首先是不断地引进先进技术、扩大生产能力；其次是前所未有的引进国际化人才；第三是派出高层包括后代到西方现代印刷技术普及地学习、观摩、交流，以及时把握并跟进；第四是在消化的基础上，根据国内的智慧与经验自创，以确立印刷的中国元素，这些在他生命后期的短短十七年间，都实现并达到了令人惊奇的地步。

在已经走入数字化时代和八色印刷日益盛行的今天，叙述商务这些印刷技术的先进，似乎只是印刷史的话题。其实不然，这才是当年商务发展的动力和核心竞争力，印刷产业更是商务最大的家业，所以后来在张元济出任经理，王云五掌握全局，均对这一产业十分用心，张元济就亲手改造过排版技术，这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讲也算是新鲜事了，没有他的资源关系，京华印书局就不可能揽入商务囊中，而完成技术升级改造形成“南商务、北京华”就是在张元济任内完成的，对商务后期的生存发展起到至关重要，香港印刷的创建与发展，张元济也是数次奔波，历经数年，到1923年斥资十万建厂，而“一二八”之灾后，王云五实施分散经营，印刷更大规模移之香港并扩大厂房设备，到1934年新厂落成时员工已超千人。

参考文献

典瑞流芳——民国大出版家夏瑞芳    赵区俊著   袁晓宁译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14年

书报话旧   郑逸梅作品集    中华书局   2005年

钏影楼回忆录   包天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东成西就——七个华人基督教家庭   三联书店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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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心书院为美国北美长老会范约翰（1829-1917）在1860年创办于上海，开始取名为清心学堂，在1880年改名为清心书院。

[2]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美国长老会社设华圣经书房于澳门，第二年迁往宁波，改名 “墨海书馆”，1860年迁至上海，改名为“美华书馆”。1895年，书馆发展为有4台滚筒式印刷机，一台平版印刷机，四台大型手动印刷机，雇员126人的印刷机构。

[3]谢洪赉（1873-1916）是一位基督教著述家，属长老会弟子，博习书院（东吴大学的前身）毕业，1895年，上海中西书院担任教授，他的妹妹嫁给了商务创始人高凤池。

[4]《书报话旧》，6页。

[5]修文印书馆，1884年由日本人松野直之助在上海创建，拥有活字制版与印刷技术，先设厂于四川路，1890年去世，由松野三郎继续，日文的《上海新报》就是由该馆创办于1890年。

[6]《钏影楼回忆录》， 221页

[7]《张元济全集》第1卷，   页

[8]《书报话旧》，6页

[9]《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62页

[10]《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11]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   页

[12]《蔡元培年谱》，386页

[13]《张元济全集》第3册   页。

[14]夏鹏是留美学习金融，主要从事金融业，曾担任由陈光甫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解放后，仍担任香港上海储蓄银行董事。

[15]郑逸梅：“我有一位老同学华吟水，他在商务印书馆服务数十年，掌握了许多史料，我曾经把他记载的有关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一些珍贵资料加以整理，觉得颇有参考价值”。（《书报话旧》，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