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刘承幹，一个是深谙旧学的新式人物，一个是年富财雄的旧式遗老，俩人都是藏书家，作为涵芬楼与嘉业堂两个独特的文化机构的职掌者，其目标、思路和发展方式几乎完全不同，但二者实际价值和精神内核是一样的。近半个世纪，他们以藏书、刻书为核心，珍爱故国文物，刻传善本文物，因书结缘，因缘成事，彰显了一代大家的风范，充分展现了中国文人的美德。作为同时代的文化巨子，一生的朋友。

一、横空出世

刘承幹是在一个既拥有万贯家财，又充满传统文化气息的家庭中出生并成长起来的，这对他的人生道路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刘承幹（1882—1963），字贞一，号翰怡、求恕居士，晚年自称嘉业老人，浙江南浔人。祖父刘镛，因经商而成南浔首富。生父锦藻（安江）是刘镛次子，曾和张謇一起合办实业，性喜藏书，曾任清朝内阁中书，而内阁大库的藏书中，不乏善本。著有《续皇朝文献通考》四百卷，《坚匏庵诗文钞》及《外集》、《网宦尺牍附楹联》等。

刘承幹是刘锦藻的大儿子，四岁时过继给刘镛长子刘安澜。祖父刘镛死后，他以长子、长孙兼祧长房香火，继承祖业，得资独厚，一夜之间跻身江浙巨富的行列，为他从事藏书、刻书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证；父辈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传统文化的薰陶，令他养成为搜书、刻书而不惜其资的习性，从而成为近代藏书家中的巨擘。

1905年刘承幹考中秀才后，正逢科举取消，他无法再走仕途，却仍心系旧制。1910年，他到南京出席南洋劝业会展览，买下了一大批书。[1]1911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刘承幹到上海定居，结交了一大批晚清遗老朋友，在这帮朋友的推动下，一掷万金，买起了古书。其动因或是为续完父亲的著作，他不问价格的豪富性格，海吞天下的气势，让邀售之人络绎而至，宝不胫而自来。

刘承幹自1911年起收书，1920年建藏书楼，至1924年建成，取名曰嘉业堂，仅十余年工夫，其藏书的规模，对藏书楼的投入，在当时竟无人能比，皆因其“好之笃而力能致之”。

嘉业堂所收诸书，汇自缪荃孙艺风堂旧藏下，如卢址抱经楼藏书，朱学勤结一庐，莫友芝影山草堂，范氏天一阁，丁日昌持静斋、郭嵩焘、袁克文、董康、江标等知名大家的藏书精品，几萃北京及江浙等地藏书家之精华，“诸收藏家多佚出之本，无不归之”。据统计，嘉业堂宋椠元刻有藏印可考者39家，稿钞本来自110余家公私藏书，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几年之间，其藏书就达六十万卷，与蒋汝藻、张钧衡藏书三足鼎立，足以与当过总统的徐世昌相抗衡，人称“南刘北徐”，以其鸿函巨椟，实为的评。且除宋、元本一百多种外，其藏书以明刻、精抄及地方志为特色，品种卷帙繁多，他人难以望其项背。

近代的中国，战乱频仍，社会动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对各家藏书所造成的散失是无可估量的。各种藏书纷纷流向社会，尤其是上海，因城市的兴起与租界的出现，麇集着清朝衣冠旧族及江南豪绅，成为古籍旧书新的集散地。正如刘承幹所说：“逾年辛亥，武汉告警，烽燧达于江左，余避居淞滨，四方衣冠旧族，避兵而来者日益多，遂为中原文献所聚。[2]”可以说， 时势造就了刘承幹。

刘承幹聚书不满足于搜尽收藏名家、大家之遗，还花重金抄录孤本。如清史馆经费捉襟见肘，史稿钞录无费，行将停顿，总纂赵尔巽询之刘承幹，如果刘需要，可出资录副。刘闻此，斥金五万八千余，钞回一部一千四百十四卷九十五册的《国史》。接着，他又花重金抄录《清实录》《清史列传》《湖录经籍考》《谢城遗稿》等孤本。其中《清实录》有四千四百七十四卷、八百六十三册之巨，录自内府藏本，钞校之费殆近二万金。可见其对文献传承和保存地投入，与当时以嗜宋为奇的收藏家不一样，他实际是在存文献、传命脉。

他的经济实力巨大，且谦诚好学，不吝其金地选择囤书刻书之路，让老一辈学人赞许有加，如缪荃孙、吴昌绶、董康、叶昌炽、王国维、罗振玉、陈毅、孙德谦、沈增植、况周颐、杨钟羲等人都曾助刘承幹一臂之力，或为之搜罗古籍、鉴定版本、编纂书目，或为嘉业堂刊刻的出版物校勘、作序。今传世的《嘉业堂藏书志》就是由缪荃孙、董康等人料理而成。学界名流的支持、参与，不仅推动了刘承幹藏书事业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这其中也寄托了老一辈学人的学术成果，故而也将刘承幹以挥洒为主，个人主观色彩甚浓的雅客行为，兑变成了一项志趣高雅的学术出版事业。于是，以刘承幹为中心，以嘉业堂藏书为基地，文化长河中积淀出了一个巨大而惊人的二十世纪文化符号。

作为职业收藏家，刘承幹不仅广收博取，更重要的是还十分注重鉴别、研究和编目。他竭尽全力，延请了一大批知名的专家学者对归其插架进行鉴定，凡有学术价值又世不经见者，即付之剞劂。怀铅蓄素之硕彦，一时萃于其宅。

刘承幹藏书不以矜秘赏玩为目的。嘉业堂的大门对文人学者是敞开的，无论公私，来楼阅览、借钞、甚至整理出版，刘承幹概予满足。“不藏于家，藏于其所，以公开阅览、嘉惠士林为宗旨”，确有大藏书家风范。

二、文化绝唱

刘承幹可称为一个不可逾越和比拟的旧式大藏书家，除藏书多外，还有三大无人企及之处：一是在家乡建造永其传的藏书楼，保存了一大批古籍；二是雕版印书，使稀见之籍以精美的形式刻印，为古书续命；三是不吝一切广其传。他长期地坚持这项事业，且有巨大的实力支撑，最终这份事业结出了一朵文化奇葩。他这种超越利益和经济运行法则的做法，谁能望其项背？“绝唱”二字，冠之他的藏书事业，当不为过。

傅增湘是旧式藏书家最后的殿军，而刘承幹则集传统藏书家各种事业为一体，在收藏、刻书、置楼方面均达到了古往今来私人藏书难以企及的高度。二十年的努力和他巨大地付出，把他定格在私人藏书家巨擘的位置上，不少历经数代的名楼大家也瞠乎其后。

刘承幹年逾三十始聚书，四十左右刻书，年富力强而又资产雄厚的他，在藏书之路上体现出他的过人之处，一是讲求规划与气势；二是坚持文化公益；三是追求产品品质。这样的文化自觉与选择，不仅为世人所侧目，也为同道所激赏。我们称其为藏书文化事业。

刘承幹的文化构划中，“非徒藏之，又将谋所以永其传”，“所获既富，遂发刊辑丛书之愿，择孤本与罕传之本，次第授梓”[3]。

对藏书的研究或利用藏书进行研究，刘承幹较之前辈或同时代藏家，自然不能相比，但他在藏书规模和传承典籍并化私为公方面，在当时应是独冠天下的。他爱好藏书，达到痴迷程度；对藏书的利用和开发，却不以盈利为目的：鲁迅因他对藏书的这份痴和傻，特意给他送了一顶“傻公子”的帽子给他。民国时期，“公子”尚多，可惜有如此癖好者无二。

刘承幹在收得大量古籍善本后，并没有停止他的脚步，而是以更大的气魄和投入为这些文化的生命寻找出路。大约1913年，他以无限的热情、巨大的投入、严肃的学风，开始刊刻群书。刘承幹最初着手刊刻的，是影宋本《四史》，他通过缪荃孙认识叶昌炽后，便邀请叶昌炽主持校勘。刊刻由1916年开始，三年后蒇事。

作为一位严肃的刻书家，刘承幹决不粗制滥造，每遇底本残缺，他总是百计搜求，荟萃以传。他不但追求刻书的内容质量，且非常讲究形式的美观，精益求精、不惜工本。如，选上好红梨木作雕版材料，请最善于摹写各类字体的饶星舫为写手；由“天下第一好手”武昌人陶子麟雕刻”[4]。其他为嘉业堂刻书印书的，如南京姜文卿、北京文楷斋、扬州周楚江等，都是当时业内翘楚。他在《重印士礼居丛书序》中说：“晚近尚趋简易，多印闾师课学堂之书以函时好、蒙邨，独为举世不为之时，且为之而不已，此岂有市利之心乎？然古籍赖以不坠，吾又知其利且愈远而愈无穷也”。[5]此实表明他抗古希志的心态。

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乾嘉以来，黄荛圃、孙伯渊、顾涧薲、张古馀、汪阆源诸先生影刊宋、元、明三朝善本，模印精工，校勘谨慎，遂使古来秘书旧椠，化身千亿，流布人间。其裨益艺林，津逮来学之盛心，千载以下，不可得而磨灭也。[6]”这段话用来评价刘承幹的刻书事业也是恰当的。

向来就有藏书家刻书、校书的传统，何况作为藏书巨擘的刘承幹！嘉业堂不仅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藏书楼，也是一个刻书多且精的出版机构。据统计，在三十年代前，嘉业堂共刻传了八十八种古籍，包括五种丛书，十四种行本。除了刊传善本并严加校勘外，嘉业堂校书刻书美观大方、装帧精美、刻工精良，且大部分用于赠送，不做经营之用，甚至不惜邮资。[7]虽然当时已有价廉而先进石印技术，但他是瞧不上这般低品味的印书方式，仍然采用传统的木版雕刻，而且是大规模运作。除在上海与北京设刻场外，他还在南京、扬州、武汉设置分场，一书之成，或费数万，即寻常之本，亦力求精雅，所刻无虑三千余卷。凡海内外图书馆，无不举以相遗。[8]他也送给过不少日本汉学家，这与《四部丛刊》广为销售是大相迳庭的。

藏书、刻书，是他兴趣之所在，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刘承幹自己算过一笔藏书、刻书的账：嘉业堂共计占地二十四亩，建嘉业藏书楼十二万，购书三十多万，刻印书二十多万，聘人编、校、钞、鉴定等十万元，总计八十多万元。在当时，除了像刘承幹这样的江浙巨富，谁能做得到呢!   [9]“凡书板悉用枣木，联用银杏，四壁书柜用柚木，庋宋元本者则採取楠木”。[10]

在世人眼中，大收藏家都是不合时宜的“痴人”， 刘承幹就是这样一个顶级代表。他曾清楚地表述自己对古书的嗜好：“生平嗜书，与世俗之珠玉货财同。顾珠玉货财，只可藏已，不能公诸人，而书则可为千百化身，以公诸天下后世，此其所以异也。”刘承幹刊刻而广布之的都是珍秘罕见之籍，有些孤本到刘承幹手里已是零帙断纸，凌乱不堪，如果没有刘承幹的刊刻，可能早已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承幹刻书之举实是一次对传统文化遗产地整理挽救，功莫大焉。他的豪举有时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许多珍本非刘承幹所藏，他亦予以刻印。在他的感召下，许多珍同珙璧的善本，主人都自愿交刘承幹付刻。如《明史考证捃逸》作者后人从朋友处得知刘承幹“广学甄微，以刊行有用之书为己任”，便将书稿寄去，未及一年而杀青已竟。刘承幹俨然以文化大家自任，不仅独立藏界，且眼光更广，鉴于个人“闻见不广”，诚恳地呼吁“海内诸君子藏有未见之书，助我不逮，当为刊播，以慰诸君子之盛行，并不以此自画。”[11]正因为社会有识之士地支持，刘承幹才能源源不断地得到各种善本作刊书底本。

刘承幹把藏书、刻书变成了一个高端的群体学术文化活动，活动以他为中心，以财富为基础，名家众多。从购书、鉴定、校书，一批名流参与其中，为其编校书的有孙德谦、王舟瑶、董康、陈毅，皆海内硕学通儒，一时之选。每书刻毕，皆撰写提要、校记、题跋，这极大地提高了丛书的价值，而这在民国藏书史上是没有过的事情。他有资格和条件厚待生活本来就困顿清贫的学人，因此为其藏书、寻书、校书奔走的不乏大家名流。当然，学者们见到有一位如此关心文献、爱好得书的年青豪富也乐为之助，何况刘承幹并非只是附庸风雅，而是真正倾力而为，也乐为之奔走。

三、不同寻常的友谊

张元济比刘承幹长十五岁，是父辈式的人物，二人同为浙江大族，且关系颇深。张元济和刘承幹生父刘锦藻曾一起共过事。1904年，浙商筹组浙江铁路公司，刘锦藻是公司副总经理，张元济是董事会董事。1905年公司正式成立时，曾有人推举张元济为议长，张元济则提议以最大的出资方刘锦藻任议长，获得通过。因此，刘锦藻对张元济敬重有加。1907年9月，浙江旅沪学会成立，刘推张元济为会长，自任副会长职。刘承幹与张元济还有另外一层关系，他岳父钱绍桢是张元济同科举人，所以张元济给刘承幹写信，皆呼为仁兄、姻世大人，刘承幹终生自称为“姪”。名门之后，同乡之谊，为是后过从提供了基础。

张元济和刘承幹真正相识，大约在民国初年刘承幹开始携家定居上海之时。1913年元月11日，张元济致刘承幹的信中说：“久钦雅范，迄未趋谒。”可为佐证。此后，俩人之间交往密切，诚挚的友谊，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清末以来，或列强抢夺典籍，或来华外国人勾结国内奸商大量趸买典籍出境，古代珍本散失异邦之势越演越烈。面对此景，张元济扼腕长叹，极其痛心，总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为保存、收藏古籍尽绵薄之力。刘承幹收书、藏书的魄力，自然感染了张元济，给了张元济很大地鼓舞。张元济每碰到有价值的书而不堪负担或不需收藏时，总将之介绍给刘承幹，以备刘氏收藏之选。1913年4月，张元济致信刘承幹，提及收购宋椠《三国志》残本一事，说“吾辈同志，断不宜自相竞争，徒饱估人欲壑”，希望给藏书家留下收藏和保存的空间。这部书，后来归于刘承幹，并成其镇库之宝。

1913年，傅增湘迫于生计，拟将其收藏的明人集部书出售，寄了一册目录给张元济，托他物色买主。张元济首先想到的就是刘承幹，刘承幹也经常委托张元济代购古籍。张元济通过商务在全国各地所设的分馆采访、购买古籍，既可靠，又保险。1917年9月下旬，刘承幹开列清单，委托张元济代购一批图书。11月初，张元济通过商务北京分馆即访得九种。1919年3月，商务北京分馆为刘承幹购得《海东金石苑》首册，与嘉业堂原藏一部配套。此书散佚已久，乃得为延津之剑。

切磋学问、奇书共赏、借抄罕本成了他们交往中的常事、乐事。刘承幹曾向张元济建议，嘉业堂与涵芬楼彼此可订一特约，互相借抄，以丰富各自的藏书，张元济对此极表赞赏。现存张元济致刘承幹的信中，提到互相借抄藏书的地方比比皆是。1924年，商务新建东方图书馆大楼即将落成之际，张元济专门写信给刘承幹，开具了一批书单，要求录存副本，籍供众览。

延续几年之久的两家相互抄补《古今图书集成》一事，更是藏书界的美谈。《古今图书集成》是康熙、雍正敕编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l万卷，目录40卷，以铜活字排印，仅印64部。传世甚希，两家所藏均有缺册。1925年刘承幹开始向张元济借缺卷抄补。年底，有一书贾给刘承幹送去了《古今图书集成》残本二百余册，他照单全收，然后致信张元济，表示如合用，他将买下举以赠送：“拙藏《图书集成》重本，零星丛杂，与废物何殊。倘贵馆所藏有缺卷，以此补之，化无用为有用，一举两得，事极攸宜。然壤流之助，奚足论价乎？念频年与贵馆互相借抄，获益匪浅，正不必斤斤于书价之有无也。”1929年12月，中国书店又有代人配售之事，一直惦记着嘉业堂缺藏的张元济便写信给刘承幹：“前闻尊藏一部稍有残阙，如拟补配，可请遣人前往选取。”嘉业堂借抄的涵芬楼藏书还有《张兰诸传略》、《苏魏公集》、《榖梁疏》、《金石苑》等。

1930年8月，刘承幹编成《嘉业堂善本书影》，一俟出版，即将书赠予张元济及东方图书馆。当然，刘承幹刻的书，几乎每部都送涵芬楼，有时还不止送一部，商务在各地的分馆，则一直为刘承幹代送、代售所刻图书。

正因为张元济与刘承幹有着不同寻常的友谊，许多有求于刘承幹的人往往找张元济帮忙，一时间，张元济成为了刘承幹所藏所刻的中转站。如傅增湘通过张元济影抄了嘉业堂藏宋本《诸葛忠武集》，借用过《珩璜新论》、《后汉书八志疏证》等抄本；卢木斋辑刊《湖北丛书》，有数种未觅得善本，请张元济代呈清单，自然得到刘承幹慨借；叶恭绰见到嘉业堂新刊出版《天问阁文集》、《渤海疆域考》，极所欣慕，知不可求之市上，张元济代求之，刘承幹各赐赠一部；日本考古学会原田、村岛俩人到上海拜访张元济时，经张元济介绍，到刘承幹处观书，见到抄本《宋会要》，展阅数小时，称为快事。

四、独一无二的贡献

张元济十分看重刘承幹嘉业堂藏书这一资源，并加以积极利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借用整部书影印付梓，二是部分内容的影印配补，三是校勘文字之用。

张元济因出版校勘需要而借用的嘉业堂藏书不计其数。刘承幹于书籍从不深藏秘守，且注重利用，他对张元济为校勘或影印之需提出的借阅要求，倾力支持。即使1924年，刘承幹，将藏书从沪移至家乡浙江湖州南浔嘉业藏书楼，也丝毫未影响张元济对藏书的利用。凡张元济有求，刘承幹必嘱南浔管理人员检出图书，运沪交张元济。

在1917年，张元济主持影印康熙鉴古堂本《宋诗钞》，先据涵芬楼所藏专集一一校正，尚缺十余家，遂开具清单向刘承幹借校《程北山集》、《清江三孔集》、《徐节孝集》等。这部由清初吕良玉、吴之振、吴尔尧编辑的宋诗合集影印出版，取名《宋诗钞初集》。不久，得知刘承幹购有管廷芬、蒋光煦别下斋抄本，张元济致函刘承幹，商请将书见让。刘承幹很爽快，将这部“可称完备”的宋诗合集稿本让予了涵芬楼。《宋诗补钞》《宋诗钞初集》的先后出版，可称涵芬楼与嘉业堂合作、交流的结晶。

张元济主持《四部丛刊》，刘承幹以一惯开明和豪气的态度加以支持、帮助甚至奉献。《四部丛刊》议印，张元济特致信刘承幹：“邺架如有善本（不必宋、元本也）可以借我影照者，并请批示。[12]”目录确定后，又特致信：“草目业以拟就，谨呈上一册，伏祈伏祈鉴定，有未合处，务迄怔，邺架善本，甲街东南，倘蒙概允影印，俾广流传，斯文范读，赖以不坠。[13]”刘承幹闻声而动，主动提供一批不在拟目藏本供张元济增补。如提供的两种罕传的稿本：《罪惟录》与《国榷》，非藏主不告，无从得知。张元济知之，一改丛书体例，请张宗祥校定，并邀刘为《罪惟录》撰写题跋。[14]

1936年，张元济着手编辑《四部丛刊》四编。翌年2月，致函刘承幹：“承询《四部丛刊》四编，今岁仍当续出。惟发售预约时间，现尚未定，一俟书目编成，即当呈政。”拟借《五代史阙文》、《五代史补》、《大唐创业起居注》、《册府元龟》、《天盖楼诗抄》等，但因 “八·一三”事变爆发，商务再遭劫难，《四编》计划流产，合作事告寝。

刘承幹藏书，《四部丛刊初编》今可考者，《初编》收录八部，其中宋版二部、元版一部、明刻本五部，《三编》有《权载之文集》、《止斋先生文集》、《抄本华阳国志》、《河汾诸老诗集》及《罪惟录》五部。

张元济发起《百衲本二十四史》伊始，自然首先致信刘承幹商借善本。不久，借得《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等。《百衲本二十四史》借用嘉业堂藏书作底本或校勘的有《后汉书》、《魏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明史》、《明史考证捃逸》。其中，《宋书》采用宋眉山刊本，以北平图书馆藏书为主，“其后假得南浔嘉业堂刘氏残本，补入二十三卷”，缺卷又以铁琴铜剑楼暨涵芬楼藏元明递修本合配。《旧五代史》因薛居正本久佚，辑印之始，张元济曾刊布一个多月广告价征求善本，最后选用嘉业堂所刻《大典》有注本，此本不很理想，但较外间其他诸本如《四库全书》较善。该底本为抱经堂故物，1916年为刘承幹重金购入，是薛史最全的本子。

《百衲本二十四史》之一的《魏书》封里印有一行字：“上海涵芬楼影印北平图书馆、江安傅增湘双鉴楼、吴兴刘氏嘉业堂及涵芬楼藏宋蜀大字本。”嘉业堂的这部宋椠《魏书》计60册，张元济于1931年5月初商借后，即作影印配补之用。“一·二八”事变之时，涵芬楼之藏尽遭兵燹。不幸中之万幸的是，嘉业堂的《魏书》储入租界内金城银行的保险库中，使之得免于难。但，《魏书》原影存的底版已尽数毁去，张元济不得不从头开始，直到1934年初，嘉业堂的这部书仍在张元济手中。一部世不多见的宋版书，前后被借用了四年，又经劫难，差点灰飞烟灭，而刘承幹初衷不改，坚持借给张元济，支持他的出版事业：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为整理和出版古籍，商务印书馆借用嘉业堂藏书远不止这些，东方图书馆毁于“一·二八”战火，给张元济的阅读与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有时就连普通的图书张元济也不得不向刘承幹求借。张元济编撰《涵芬楼烬馀书录》，就向刘承幹借用过《礼记注疏》、《群经音辨》、《玉篇》、《广韵》、《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日本访书志》、《农桑衣食撮要》等。如果说，以前他们互借补抄罕见之籍，属于锦上添花的话，那么此时刘承幹借书给张元济就是雪中送炭了，正如张元济在一封信中所说：“敝馆奔藏尽遭兵燹。一瓻之借，深感馈贫。”

五、巨大的差异

嘉业堂是二十世纪一个不可复制的文化范本，刘承幹又是一个与时代隔隔不入的文化遗老。纯以事而论，他在藏书、刻书方面，与张元济刊印古籍，建立图书馆所费，足可比肩。张元济和刘承幹都认同民族本位文化，并以守望之姿投身其中，但二人影响声誉却判若云天。张元济无论是藏书搜求还是刻印古书，皆超越刘承幹，尤其是出版上，刘难望其项背，这是因为他们的思路、学识、资源和目标有很大的差异。

张元济为编译所同人便利，于1909年设涵芬楼，又于1926年拨款十万将其扩充为东方图书馆，藏书充盈达40万册，巍巍五层大楼耸立在宝山路上。而他倡议于1920年的嘉业楼，一经决定，即刻动工，经过四年的建设，耗银十二万两，在其家乡拔地而起，成为天一阁外浙东又一文化胜景，他为编译所收的六十万卷古籍找到了一个永其传的场所。

比较两个一公一私的藏书场所，我们就不难发现其分野，东方图书馆可以说是标准的现代化图书馆，古籍善本只是其魂，方志是其特色。嘉业堂无疑是一处集古代藏书楼精华，投入巨大的私人藏书楼，代表了中国私家藏书楼的终结。

再以刻书为例，张元济收藏徐友兰熔经铸史斋开始，到1909年设立涵芬楼之前，仅影印了几种唐人诗集，一直到1916年，才推出《涵芬楼秘笈》第一辑。刘承幹的《嘉业堂丛书》和《吴兴丛书》早在1913年就开雕了，至1916年《嘉业堂丛书》已出三十二种，工程过半（全书五十七种），《吴兴丛书》已达十八种。他一生刻书数千卷。[15]

同样是从事古籍影印，由于张元济观念新，学问优，所以最终在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刘承幹虽然醉心于此，也雄于资，但他更加愿意固守传统，用旧法做事，虽有一定功绩，但最终与他的嘉业堂一样，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物，学术价值与传播之功，大大降低。在巨大的资源和财富面前，俩人的判断是完全不同的，刘承幹把财富和资源当成人生的享受，张元济则用心力和智慧创造出了财富，且是永远让人感念的文化财富。

当然，由于刘承幹经济上的超然特立，他可以生存在他自己个人的文化观念之中，慕古是他的原则，最终还一厢情愿地成了最没有资格和最没有必要的一个文化遗老，徒在政治上提高自己而已，因此刘承幹虽富资源，最终却没有取得为人所艳羡的成就，但在文化的造诣方面，俩人均堪称罕见的文化大家，半个世纪的交往，亦给后世留下了一段段佳话。

虽说张元济也曾想通过请缪荃孙，约请天下第一刻书好手陶子麟为商务制作一套活体字，但最终没有实行。陶子麟最终被财雄力厚的刘承幹请去，张最终选用石印方式印传古籍，足见俩人在古书刻印上的投入和风格的差异。尽管张元济是刘承幹的前辈，但并不迂腐。一开始，刘承幹刻书，张元济也是积极支持。1916年刊成的《嘉业堂丛书》中《榖梁疏》七卷残本，就是张元济提供的所藏爱日精庐旧钞本（孤本）[16]，张元济在辑刊《四部丛刊》时，就曾与他讨论过删弃金石类文字，这除了只收要籍的原则外，恐怕也与嘉业堂专刊金石类的缘故在内。

刘承幹的《景宋四史》更是得张元济支持而成。1916年，刘承幹着手印行所藏《前四史》，并聘叶昌炽为之校勘，事未成而叶昌炽逝，由王舟瑶续成之，其事于1928年得以完成。影印《前四史》不仅由商务承印，且还取资涵芬楼甚多。因涵芬楼藏有宋景祐本《汉书》，他亲自登门请教，其中《汉书》4卷，请商务代照并印成样张。后来印《三国志》，再向涵芬楼借用宋衢州本《三国志·魏志》。我认为，刘承幹影刻宋本前四史，可以说起到了为张元济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导夫先路的作用。

刘承幹在藏书上的作为，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异数，堪称黄钟大吕，至今也罕有其比。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同样出身于南浔小莲庄的张家公子——张芹伯，后者也是把他创办的银行业交给儿子，自己则埋头于藏书、读书、研究版本之中。

郑振铎当年自况：“狂胪文献耗中年”，移之评刘承幹更是真切，他在三十至五十年岁的黄金时期年龄，用巨大的财富展开了波澜壮阔的藏书、刻书之路，他在藏书界如明星般地崛起，总计进行约二十年时间。而如此豪举，又岂能继世长，况以国运艰难。二、三十年代上海变乱，以房地产称雄的刘承幹，商业成为他生活的配角，随着社会的动荡，他的资产王国也同样步入衰败之中，逢此乱世，想要世守勿替，已然成为一种不可能。他在1933年开始雕印《希古楼舍石萃编》十卷，此后就无力再大规模收书刻书了，他只有坚守一途，但时代没有给予他这样的机会，他最终也没有逃过私人藏书家共同的命运——失守。

六、以命护书

美好的愿望终究敌不过时代地兴废，刘承幹的藏书同样承受着社会的动荡和战争的威胁。在国难之际，刘承幹无力将这一批庞大的藏书再加珍视，易手是他不得已的选择。张元济是亲身经历了刘承幹藏书由聚而散全过程的人。三十年代初，嘉业堂镇库之宝——宋本《前四史》、《窦氏联珠集》、《魏鹤山集》等出让广东宝礼堂潘明训。1938年，为防嘉业堂藏书遭受兵燹，刘承幹将藏书楼大部分陆续运至上海，一直持续到1942年，共计运沪图书达4028部，62081册，其中宋、元刊本达152部。1940年至1941年间，嘉业堂谋大批书出售，日本人必欲得之，从四十万出价至六十万，刘承幹不为所动，表示愿售予国家，最终将明刊本1200余部、钞校本30多部出让给张元济等一批人组织的文献保存会，最终避免了让嘉业堂步“皕宋楼”后尘的命运。相比于张元济所积、所聚、所藏横遭日本人炸毁，刘承幹藏书的命运却在张元济的帮助和支持下得到了较好的处置，其藏书未致流失，现存于台湾“中央图书馆”。

1943年，年届七十岁的张元济困于孤岛，贫病交加，为谋生计，他只好卖字维生。虽然自1937年来，刘承幹也开始卖书度日，但看到张元济如此，他特致信索要张元济润例，并借故让张元济为嘉业堂之希古楼题咏，送上润资二万二千六百元，并赏赐仆人墨费千元。张元济哪里敢接受，仅以润例一千六百元为计，其余缴还。此后一年之中，刘数次为张元济广结墨缘，换取润资。一直到1948年10月，刘承幹还为张元济承揽了一幅寿联，得润笔三十万元。对刘而言，只是借口，但张元济每次去信，总附一张润例。

1949年，解放军解放江南时，周总理指示陈毅派部队保护嘉业堂藏书楼。随后，浙江省政府成立了浙江省图书馆嘉业堂藏书代管处，负责人是版本学家毛春翔。1951年8月，年满七十的刘承幹，将嘉业堂房产及11万余册藏书，碑帖1528套，印书2万37册以及版式片39559全部捐献给浙江图书馆。

正是他那又深又重的遗老心态妨碍了他一生事业的发展，他似乎永远生活在过去、在历史中，发生在他身边千古未有之变与他没有关系。一直到晚年，他产业破落之后，才明白时势弄人。由于他曾经有太强的实力并一心慕古，因而他这样一个古貌古肠的近代人成就了一番传承文化的事业，他也被历史赋予了应有的角色和称号而进入近代文化史。这点，比他的家庭及友朋中那些资产富可敌国者，湮灭在历史时空之中者又是幸运的。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也是其魅力所在。

张元济与刘承幹相知相交半个多世纪，对中国的古籍情有独钟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无比热爱是他们友谊的基石，他们都为保存古代典籍、弘扬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然而，今天乃至当世，人们很难把张元济与刘承幹并联起来。四十年间，俩人为购书、刻书来往频仍，尤其是刘承幹不仅视张元济为志业之人，赖其助，张元济也特别看重刘承幹，不仅倾情而交，互通有无，更是乐为之助。虽然他们对文化的贡献也许有高下大小之别，但其对文化的态度则是没有多少差异的。

刘承幹是把藏书、刻书当成一份志业，他可以说是把爱好当成了事业，由于有其它产业支撑，他并没有以此作为回报，因此，他以仰慕的心志，将绩学之士鸠聚一堂，把传刻古书当做一件快事。他浓郁的文化情节，最终扬化为文化资产留给世人；他超乎名利的文化主张与追求，在时人或常人眼中不乏“傻”气，但这份文化幽光让他在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更为当时及后世带来便利。

刘承幹本身是一个急公好义及乐好施的富豪，于文化之外布施，舍费亦多，他没有张元济般的经营压力，可以自由挥洒性情。可以说，他是中国现代出版“公益性”的人物，不仅是第一个，也是迄今罕有可匹者，这才是他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不应该仅以大藏书家目之。

参考资料

刘承幹传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   伦明   北京燕山出版社

书林清话

嘉业堂藏书志   缪荃孙吴昌绶 董康撰   吴格整理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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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承幹《嘉业堂藏书楼记》：“自宣统庚戌，开南洋劝业会于金陵，瓌货际集，人争趋之，余徒步状元境徒步各书肆，编览群书，兼两载归，越日，书贾携书来售踵至，自此是即有志聚书。”（p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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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嘉业老人八十自叙》p1410）

[4]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黄荛圃藏书雅事》条记：“荃延饶心舫三年，丁少裘五年，工于摹写，又雇夏炳泉十年，所乐不下于荛圃，近均荐之于刘翰怡。”

[5]《嘉业堂藏书志》

[6]《书林清话》

[7]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刘承幹”条注：“余未与君谋面，而君屡赠余书，盈数百册”。58页

[8]《老人八十自叙》《嘉业堂藏书志》，1410页

[10]《嘉业堂藏书志》

[11]《嘉业堂藏书序》，1244页

[12]《张元济全集》

[13]《张元济全集》

[14]《张元济全集》第9卷，景印手稿本《 惟录跋》，269页

[15]嘉业堂丛书   吴兴丛书   求如斋丛书（30种）   留余草堂丛书   希古楼金石丛书

[16]《嘉业堂藏书志》，1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