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由商务印书馆创办十四年的《东方杂志》，在1918年遭受了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一系列质问。但这一年底的日记里，张元济并未提及那来势汹汹的一方，倒记下了另外两个假想敌：昨与梦（高梦旦）、仙（王仙华）谈，拟将《东方杂志》大减价，一面抵制《青年进步》及其他同等之杂志，一面推广印籍以招徕广告。今日见北京大学又办有《新潮》一种。梦又言减价事应斟酌。《青年进步》同样立足上海，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机关刊物，自然是《东方杂志》的老对手。《新潮》创刊号的正式出版则在1919年1月，由北大学生自办。在它朝气蓬勃的学生背后是一众新派北大教授。《新潮》创刊号上有罗家伦的一枚“大炮”，题目亦即其批判对象：“今日中国之小说界”。罗家伦在文中毫不客气地批评由中国传统笔记小说发展而来、当时占主旋律地位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无思想”，也指名提出“登这派小说的《小说月报》等机关也要留意才好”，《小说月报》即属商务印书馆旗下。四个月后，《新潮》又发表罗家伦的《今日中国之杂志界》，《小说月报》以外的商务主要杂志都被点名，《东方杂志》被批评为：这个上下古今派的杂志，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罗家伦认为这样毫无主张的杂志无法影响社会，传播新知，他“诚心盼望主持这个杂志的人，从速改变方针。”

罗家伦（1897—1969）， “五四运动”的一个主角，首创“五四运动”这一名词的人[1]，这场运动照亮了他的前景。罗家伦在这场运动中，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他以“启蒙主义”为归依，编刊可与《新青年》相媲美的《新潮》；他在这份事业中露己扬才，留下了他青春的足迹。

人生路上，幸运多次降临于他，蔡元培、胡适、张元济是提携、赏识并支助他的三个关键人物。他青春年少，却得到三位名流之助，让人十分艳羡。老成持重之前辈，往往以其慧眼赏识元气磅薄之后生，而不究其学问之根基，因为他们深知，智慧、见识、学问可待异日之积累，而元气则来自天性。

张元济作为书业、学界一代元老，对新一辈英才寄予厚望，对早年海外学子，则想方设法延之馆中。早年，他通过黄炎培介绍认识了蒋梦麟，从蒋梦麟委托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博士论文了解到他的水平，所以蒋梦麟一回国，张元济即邀其来馆。年轻而活跃的蒋梦麟虽未能为张元济所用，但被蔡元培倚为左右手，亦为发展中国现代教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27年，张元济向青年才俊、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曹云祥发去邀请，曹云祥也未应邀。张元济一生经历过不少这样的失望和困境，特别是他三番五次聘请胡适加盟，最终未成正果，更是典型的一例。

这里要说的则是张元济与这位民国时期文化、教育乃至政界的风云人物——罗家伦的交往。罗家伦作为“五四”名将，与张元济有过一段特殊的情缘，这远不止是一段文坛佳话。张元济对罗家伦的器重确实带有真切的个人情感，在这位青年才俊与后辈的身上，张元济寄予了比一般朋友更多的期待和愿望，这也展现出张元济的文化温情与高尚情操。这一切都是罗家伦终生未能忘怀的。他的女儿罗久芳在《我的父亲罗家伦》一书中专列《父亲与他的恩人张元济》一章，完整叙述了张元济三次资助罗家伦并期以结为亲情之缘的过程。罗久芳还撰文提到：“父亲与张老先生诚挚的忘年交，一直维持到1949年。他们往返的45通书信。父亲在他精力最充沛的年代里所撰写的九本书和三本翻译，全部由商务出版。”[2]

一

罗家伦作为“五四”风云人物为世人所熟知，他的才华早在进入北大时就熠熠发光了。让人传诵的故事是，胡适慧眼识珠，最早发现了他这个英才。据说，当年胡适看到罗家伦的国文卷子之后，毫不犹豫地给了满分一百分，并将其推荐给考试委员会。后来一查，他的数学却得了零分。历史、地理两科也乏善可陈。怎么办？最后还是蔡元培拍板，将罗家伦安排到北大外国文学系。后来这个故事被罗家伦又重新演绎了一次，那就是将数学不及格而英文特优的钱钟书录取为清华学生。

怀着这份感念，罗家伦虽入外文系，却成了胡适所在哲学系的选修生，更在胡适家中认识了胡门弟子傅斯年、顾颉刚、毛子水等一干朋友。从此，罗家伦，这个从上海中国公学考入北大的才子进入了全新发展时期，他对胡适的思想和为人印象深刻并深受影响。

胡适不曾想到，回国后能得如此英才而教之。他可以酣畅淋漓地与一批国学甚优于他的弟子探讨一切、表现一切。来自文科各系的青年学子也无不奉导师。傅斯年、蒋梦麟、顾颉刚、罗家伦等人成立了新潮社，在胡适带领下，兼有蔡元培和陈独秀之支持，新潮社办起了影响力仅次于《新青年》的《新潮》杂志。据说这个杂志的中文名字出自罗家伦，英文译法则出自蒋梦麟，总编辑是国文功夫好的傅斯文。

从客观上说，胡适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周围拥有一批新学说、新观念的吸收者、支持者、倡导者，在《新青年》之外有《新潮》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阵地。罗家伦是《新潮》的核心中坚人物。胡适在1917年7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1918年4月用白话刊出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文化革命”才真正成型。1919年元月《新潮》创刊，继创刊号宣传《新潮》办刊宗旨之外，第2期所载《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就是罗家伦响应“文学革命”而打响的第一炮。《新潮》为胡适的文学革命提供了一个阐释、宣传、推广的舞台。罗家伦在《新潮》第8期发表了《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长文，还在《新青年》第6期刊发了他和胡适师生共译的易卜生名著《娜拉》。“文学革命”的气氛在北大乃至全国开始热烈了。

不久，“五四”运动爆发，罗家伦在运动中成为了一颗新星、明星，由他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就是一篇充满爱国激情并让北京、让中国乃至世界为之沸腾的文章，足传千古。随后，他与刚刚从上海返回北京的胡适一道，共闯警察厅，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他“五四”学生领袖的地位由此奠定。随着“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合流，他不断在《新潮》上刊发文章，从学生一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新生力量。

《新潮》虽名震一时，但《新潮》杂志共计只出了三卷，比《新青年》更短命，主要的文章出自傅斯年（44篇）与罗家伦（36篇）。因为“五四”后不久，傅斯年就毕业出国了，1919年10月《新潮》由罗家伦接手编辑。曾经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告一段落后，不到一周年，1920年5月罗家伦就发表了《一年来我们学生动动底成功失败与将来应取的方针》[3]，开篇即写：“无论赞成的，反对的总不能不认五四运动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第一件大事”然后他宣布他们努力的方向是“积极地研究学术，为新文化运动放一个异彩。”带着这样崇高的目标，新文化干将中的新生代利用机缘纷纷走出国门，主动寻找新的学识，累积新的能量。1920年，在傅斯年留学一年后，罗家伦也踏上了赴美的征程。《新潮》因傅、罗俩人出国而嘎然而止。

二

张元济与罗家伦有一段不打不相识的故事。

“五四”运动前夕，罗家伦开始“对固有的权威”加以理性批评和大胆攻击，他在《新潮》杂志第一卷四月号（1919年）上发表了《今日中国之杂志界》，对商务印书馆的几种刊物如《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加以评点后进行了一通批判，毫不留情地指斥商务印书馆的刊物，说《东方杂志》是“杂乱派的代表”，忽而工业，忽而政治，忽而农商，忽而英灵，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学生杂志》则要求学生委曲求全，以得任用者之欢。《妇女杂志》则载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此文一出，立刻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应，而且给《东方杂志》和商务印书馆带来巨大损失。尽管罗家伦后来也认为“对当时出版界常常加以暴烈式的批评，”“太幼稚了”[4]。在《新青年》和《新潮》的共同打压下，商务印书馆诸杂志的销售一落千丈，还被贴上了保守、落后的标签，这让张元济陷入十分头痛且被动的局面。张元济虽蒙不白之冤，但并不退却，或许他早已将真相看得明白。“罗家伦”这个名字也许就是在此时，深深印在了张元济的头脑之中。

早在1918年6、7月间，张元济就曾两次上北京，找刚主事北大一年多的“吾哥”蔡元培商量出版如何进入新文化之事。年底，他不仅和高梦旦商讨解决摆脱困境的办法，而且为找新人、出新知识书而思量。这一回，被罗家伦的文章惊醒，张元济更加坚定了在出版上迎接新时代、开拓新文化的决心。他认为，利用减价手段已经难以挽回颓势，只有改革办刊方式，寻觅新人物才是出路。对罗家伦批评文章的回应，他没有做书生式的回敬，而是择善如流，着手于馆务和产品革新。这一年，张元济动作频仍，请胡适等人在京编译《二十世纪丛书》，请梁启超编《共学社丛书》，并出资聘柏格森来华讲学，这都是他大步迈向新学的重大举措，尽管《四部丛刊》才刚刚出版。而其中最核心的一步，就是力邀新文化运动的盟主——胡适，南来主持编译所，以图彻底地鼎故革新，同时重新审视馆内新人，让一批年轻人走向前台。不久，张元济陆续启用了胡愈之、沈雁冰、杨贤江、章锡深、李石岑。被罗家伦点过名批评过的几种刊物，随后都陆续换了主编，一大批守旧的老人如杜亚泉等人退了下来转向其他部门，这或许是新文化运动在上海乃至全国最先结出的果实。这就是求新求变的张元济，他虽然不会去激荡时代潮流，却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绝不后人，尤其是在出版文化领域。

“五四”运动一过，刚刚获得一些浮名和诱惑的罗家伦，于1920年得到了工商业巨子穆藕初提供的奖学金。他和段锡朋、康白情、周炳琳、汪敬熙一道赴美留学，离开了繁杂的环境，走上了学问与政治人生。穆藕初捐献的五万元奖学金全部委托蔡元培主事，罗家伦是蔡元培眼中的优秀学生，他一入北大，即在蔡元培主持的国史编纂处帮助搜集资料。蔡元培知之渐深，因此蔡元培不仅选中他，还在他出国前夕亲自和张元济联系，想仿效自己当年的故事，让罗家伦在海外求学期间作为馆外编译人员，为馆内编书。在蔡元培的推荐下，临去美国前，罗家伦在上海拜见了他心目中的文化㚛宿——张元济。张元济不仅对罗家伦以前的举措没有半点芥蒂，还当即与罗家伦定下了编译书稿之事。充分体现张元济之雍容大度与爱才之心。这是罗家伦和张元济交往之始，一切都因蔡元培的嘱托，毕竟张元济此前与罗家伦并无半点私谊。

怀揣梦想，带着与商务印书馆的约定，罗家伦于1920年秋天前往美国。此时，他的内心已归于平静，真正过起了读书生活。在美国，他先入普林斯顿大学进修，第二年夏天转入康奈尔大学，又转至哥伦比亚大学，他的留学方式应该算是游学，既不求文凭，也不固定学校与科目。游学一开始，罗家伦就奋发努力，以践商务印书馆编译书籍之约，果然，到美第二年，罗家伦译成美国芮恩施（Paul Reinsch）《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1922），赚取了一笔稿费。 1923年，国内学界发生了一场科学与玄学之争，喜欢哲学的罗家伦也兴致勃勃地加入了论战。他用了一年多时间写出了一本《科学与玄学》的书稿，将其与另一部译作——英国柏雷（J.B. Bury）《思想自由史》都寄给了张元济，又得了几百元稿费。他还在《东方杂志》刊发了不少文章，如《华盛顿会议之中国命运》、《我对于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之观察》，后文刊发于1921年8月，长达三万字，从中可看出他日有所长的学识与见识。至此，张元济对罗家伦的学识和才华有了初步了解。《科学与玄学》一书于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3年，因穆藉新破产，奖学金无法提供，罗家伦只好结束在美国的学习，计划转往费用转低的欧洲游学。他去了欧洲后，在德国见到了傅斯年，认识了陈寅恪、朱家骅、金岳霖等追求新知与名师的学子。1925年他转赴美国，于1926年夏天返国。六年间，罗家伦先后就读于欧、美、英、德、法五所大学，可谓饱学之士了。他无意于学位，转战世界只求新知与专博之学。罗家伦在留欧期间还为《东方杂志》当过特约记者。

三

1923年，蔡元培作为老留学生，携夫人、女儿、儿子来到法国，继而前往英国、德国，以满足他不断求学的愿望。这期间，他与国内联系最多的人当数张元济。在德国，罗家伦与老校长蔡元培重逢，却让罗家伦与张元济更加亲近起来。

张元济曾把一桩心事托付给了蔡元培，请他以识贤才英俊彦士之机，在留英人士中为其长女觅得贤婿。巧得是，处于困顿中的罗家伦这时来看望老校长了。蔡元培一眼觅得罗家伦，心想撮合这桩美事，也差可如其兄所愿。在罗家伦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蔡元培就把罗家伦介绍给了张元济：“青年才俊，年不满三十。”罗家伦自然是张元济属意人选，通过蔡元培，张元济知道了罗家伦想继续留学却求贷无门的状况，张元济不仅提出了邀其回国入馆就职的想法，更打算支助其继续留学。蔡元培接到张元济的信后，很郑重地找到罗家伦谈及此事。罗家伦对张元济的支持自然表示感谢，对婚约之说却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能与女方接触半年再论，所需一千五百元则愿以已交商务印书馆两稿相抵。

作为一个久居西方的年轻学者，这也算不得拂老人家之意。在蔡元培转达罗家伦之意后，张元济对觅得贤婿信心满满，首先是寄上了罗家伦留学英国所需费用的一半——800元。罗家伦得此大助，便满足了他到伦敦学习与研究所需。身在伦敦的罗家伦给张元济回了一封长达五千字的信。才子出手，果然不凡，他在信中不仅表达了对张元济的敬重，赞其为纯洁的长辈，还进行了严格的自我解剖，详细介绍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并向前辈表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和下一步学术研究安排，“我自己配干什么。如果一件没有配我干的，则择其一件我不配的程度较少者为之”，接着，他详细讲述了“配干的事”——写一部科学的历史及一系列的编著工作计划，其中所编一种《中国近百年史料丛刊》，尤其为让张元济为之振奋。历经政治变革和文化运动而又始终肩负着民族文化责任的张元济，十分欣赏这种高超而又大气的学术计划，自然乐意扶植。不待罗家伦提出，很快又续汇所需的700元，对他的立志高远和求学研究计划表示完全认同并给予支持。在张元济的支持下，罗家伦不仅得以在法国多呆一年，而且还达成留学英国之事。这也体现了一位老辈学者的精神寻觅。今天，我们读到罗家伦这些信，仍能感受到他的激情理想、学术抱负和他的内心思想，也能看到罗家伦矢志于学后不同凡响的构思，更让我们了解到他后来虽卷入政治而始终有学术情结的根源所在。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坚持自己的学术规划，类似于“五四”时期，他闪亮登场后又快速退出，写完这封信没过几年，他就寄身于政坛之中。

1926年6月，终于要归国的罗家伦又出现了经济危机，他没有回国经费，不得已只好再次向张元济求救，并提出以翻译罗素《论教育》的名义向馆方借600元。尽管此前他与馆方有译书之约，但张元济此时从情感上更愿意以个人投注，他没有借用公家的钱，立马以个人名义汇款到巴黎，解决了罗家伦回国之所需费用。罗家伦收到款后函谢，“得此意能成行，感谢之诚意，非文字所能达。”[5]7月23日，去国六年的罗家伦终于带着他搜集的史料书籍回到上海。在上海期间，俩人“迭次晤谈”，张元济“至为快慰”，罗家伦更是“在沪聆听，并承种种关切，既快且感。”退休后的张元济一直在紧张的校史访书，此间与罗的谈话，让他感到十分快慰。

回到国内，罗家伦没有急于回家省亲，而是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在上海一个月中，罗家伦与张元济多次商讨所携资料的保存和传播方式，但不知什么原因，最终这些资料并没有被刊发。本来东南大学已聘用他，但厦门大学任教的顾颉刚邀他合作历史研究计划，罗家伦便去了厦门。不期正逢北伐战争，厦门大学道路艰难，他最终去了在南京的东南大学。因计划改变，他又落得一时生活无着落，旧账未了，不得不第三次向张元济求援。张元济指示南京、南昌分馆分别汇去200元、300元，共计500元，并安慰罗家伦道：“朋友有通财之义，况当患难之时。”张元济再次为罗家伦提供帮助！[6]

罗家伦到南京后，看到一干朋友都加入了因北伐兴起的国民政府：老校长蔡元培早已在1926年4月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段锡朋、李石曾、蒋梦麟、王世杰、周炳琳均在南京政府，“新五大臣”中也来了两位。原本立志于学的罗家伦又一次为时局所左右，加之东南大学停办，他便投笔从戎，他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党务学校教务副主任，蒋介石下野前，又任命罗家伦为校长。从此，罗家伦迈进从政一途。罗自蒋介石处得到的赏识，与后来的陈布雷可以相提并论。

应当说，张元济早年对选罗家伦为婿曾抱着真切的期待。不过，罗家伦并没有娶张家大小姐。张元济后来得知，原来蔡元培并不了解情况，罗家伦留美时就与校友热恋，只是没有确定关系。在上海期间，罗家伦当面向张元济详明了这一切，张元济对此并无挂虑，他知道，他的女儿也是抱着独身主义的态度，也不会接受他的择婿之举，虽失得佳婿之机，但得少年贤友，心中也倍感快意，并没有因此减少对罗家伦的支持和帮助，急汇南昌、南京两地就足以说明。

有趣的是，1927年11月，张维桢从美学成归来，罗、张经过长达八年的相识相意，终于完婚，蔡元培又一次当证婚人去了。而罗家伦视张元济三次助款为借款，过了将近十年， 1935年罗家伦开始归还借款，那时他早已是赫赫有名的中央大学校长了。对罗家伦的还款，张元济首次是拒收，后来人情难却，只好收下，还了自己的透支，但又致信罗家伦说，“朋友通财，万不能认为债项”。1936年，罗家伦又以张元济七十岁寿辰之名汇了一千元，“以补入先生当年之垫项”，但张元济仍拒收，一直推迟到1937年4月俩人相见，张方肯收下。

四

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罗家伦的译著《思想自由史》。这部译成于欧洲的学术著作，罗家伦十分看重，所撰序言足以代表他求索十年后思想的表露，今天仍值得一读：“能为纯粹的知识的主张而殉道，是人类最光荣、最高尚不过的事，能自己为思想议论自由作自觉的牺牲，以唤起他人对于此事的觉醒，是对于社会最有实利的贡献。”不期，一年后，他被卷入了大革命风潮，为纯粹知识而殉道这些他认为“配干的事”，在政治生活和文教途中再无机会为之。所以，这本书也成为罗家伦告别学界的一个标志。此后，这个当年矢志于历史哲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很快弃笔从戎，成为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内的一员儒将。

1928年9月，在蔡元培举荐下，刚过而立之年，却没有正式洋文凭的的罗家伦，以少将军衔出任国立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肩此重任，也是青年得志快慰之事，罗家伦即向张元济报告他的心志和愿望：“如能将清华办成一有研究性之大学而加以平民化，或亦先生所默许也，一切尚望常予指导”。[7]当然，罗家伦以创新和发展的智识，提出了“学术独立”“为国家民族，树立一个独立学术的基础。”[8]

当年，张元济还期待时任清华学堂副校长的曹云祥加盟馆务。不期数月之后，罗家伦出掌清华的首秀之举就是成功改清华为“国立”，今日清华那漂亮典雅的图书馆就是他当年的手笔。执掌清华未满两年，罗家伦留下辞职书，不待教育部回复，便应武汉大学去教历史了，校务交给了冯友兰。

罗家伦赴清华一如蔡元培入北大一样，以罗致人才为首务，以发现人才为乐事，冯友兰、杨振声、周炳琳、蒋廷黻都因他而聚在清华。值得欣喜的是，罗家伦身上也承袭了张元济的学风，他主掌清华时，原来攻击过他的学衡派人物吴宓坐不住了，托赵元任传话打探。罗家伦答道，“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如果他真能教中国古典文学，我亦可请他教。”[9]后来，罗家伦增加吴宓薪水，两人还成了朋友。

罗家伦在清华还干了一件可能让张元济高兴的事，那就是在离任前，指示人将浙江有名的藏书家杨文瀅丰华堂近四万册藏书收归清华大学图书馆，所得不仅有元明刻本近三千册，精批校本25000多册，还有较完整的浙江地方志，这批藏书构成了清华图书馆的基藏。”[10]可惜的是，这批书在转移到重庆之后，大部分遭日本轰炸而毁，今清华犹有部分劫后残余。

1930年，罗家伦完成了《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证》一书，由商务出版。1931年，他就任中央政治学校主任兼代教育部长，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是为商务的大型文化工程——《大学丛书》背书，担任委员并亲自编写了《近代英文独幕名著选》（英汉合璧）作为《大学丛书》一种发行。1932年，罗家伦临危受命，接力朱家骅，重组中央大学，之后任校长，一干就是十年，这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黄金十年。在文教事业上他得以发挥其能，并且卓有成效。1941年，他辞去校长一职，离开了这个在枪林弹雨中长大的中央大学，受命到边疆考察工作去了。

罗久芳在《我的父亲家罗家伦》中这样回忆道：“1932年父亲接任中央大学校长，赴上海时常有机会拜谒恩人。那年“一二八”日本侵袭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与张先生个人均损失惨重。父亲立即驰函慰问，表示愿尽力回报。长者回信详告情况并说辱荷垂询，久铭心版，然断不敢累及友朋。高谊云天，只当心领，此时张先生早已退休，但义不容辞地担任起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主席职务，关筹备在美、英、德、法四国及国内七大城市成立赞助委员会，首都南京分会的会务，便父亲负责。”[11]

罗家伦与蔡元培，类似于张元济与五云五，不过罗家伦是蔡元培发现的人才，王云五是张元济寻得的继承人，但罗、王俩人后来的才具与表现，足令俩人欣慰，更喜俩人在抗战中建立文化奇勋，而且共同联手出版了《新人生观》。

在抗战时期，作为国民政府内部的文化人，罗家伦为社会贡献了一部大作《新人生观》，他自然交予商务出版，不期，1942年此书出版后，洛阳纸贵，至抗战胜利后一年直到王云五还都时，已印行二十七版。王云五也惊呼：“打破了商务四十多年的除教科书和字典而外任何书籍的记录[12]一部谈人生哲学的书在抗战时期如此畅销，对商务的收益也是一大贡献。

罗家伦书中所主导的对传统人生哲学进行活化与重构的思想，与张元济抗战前发表的《中华民族的人格》的精神取向趋于一致，都是因抗战国难而对于世，都是关于精神世界的警示与告勉。不过罗家伦以其大气淋漓的才气，清新的笔调和广阔又清晰的思路，赢得了社会的赞誉。罗久芳说：“中华民族的人格是前辈多年研究中国文化的必得，《新人生观》是后学继往开来的思想结晶，异曲同工，宗旨一致，意义尤为深长 。”[13]其言得之。

这个时期，他还撰写出版了《文化教育与青年》、《新民族观》（上），均在重庆商务出版。罗久芳曾写道：“从1931到1941年，父亲把全部精力贡献给了大学教育，直到他离开中央大学校长的职位，才得暇把他对后方大学生的演讲词，以及历年来的文稿，分别集成《新人生观》和《文化教育与青年》两本书，1942年交给商务出版。在他这一段赋闲、同时全国通货膨胀期间，商务的版税是我们家庭重要的经济支撑。当时我虽年幼，还记得母亲等待商务领款通知的迫切。”王、罗俩人都为文化在抗战中的延续而贡献巨大，成为抗战时期文化建设最主体力量。一是中央大学在重庆的发展，一是商务在重庆的重建与复兴，二者都为抗战注入了文化血液，尤其是罗家伦，可以说是蔡元培党化教育的实践者。如果说此时王云五在复兴商务，罗家伦则是为当时乃至今后的两所名校完成奠基，功不二委。走过一段杂乱无章的政途、远离文教大本营之后，1947年，罗家伦走上了胡适一样的道路，出任驻印度大使，成为胡适之后第二位学者担任的外交官。罗家伦出使印度期间，正值甘地遇刺。张元济《东方杂志》为此策划出版一期《甘地》专号。罗家伦不仅对张此举十分佩服，且全力提供协助，使此专号得以顺利推出。五

“天性与为学术近”的罗家伦留学归国后就踏上了政学两途，且一生党派色彩极重，与陈布雷一道，堪称与蒋介石合作的文胆。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他一如当年“五四”几大学生领袖一样，虽曾在国外游学多年，但还没来得及立定心志，将学术作为志业，就进入学政仕途中，加上他年少得志，学养尚浅，最终没有在学界留下当有的一席之地，成了一个书生从政的典型。后来，他先后执掌现代中国两大学校——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并在近代史上留下威名，尤其是他坚持在“炮火中谋久远之大计”的精神与行动，让他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精彩而又带有强烈个人色彩和风格的一笔。尽管这个威名不乏争议，尤其他在党性上的表现，难以让世人完全认同其价值，但他作为民国史上知名的校长，在教育文化史上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两年的清华校长，他是乘兴而去，黯然而归，此后他再也没有回清华。这种心结之迷让人难以揣测，但他作为清华大学校长，其史迹已为世人所认识。首先，他促成并实现了清华大学独立并实现“国立”，成为与北京大学并驾齐驱的名校，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础，迄至今天，流风余韵仍存。其次，他始终坚持学术独立的主张，与蔡元培的学术自由有异曲同工之处，成为清华大学之后几十年学术发展的主轴。

无论精神上还是做事上，罗家伦一生最追摹的对象当然是老校长蔡元培，他也因蔡元培的栽培而走向教育之路，罗家伦也效仿蔡元培办学精神而治校，与张元济虽谈不止事业上的交集，但他们的忘年深情交往，展现出一种情暖满怀的意味。

虽然罗家伦卓有建树，却不为清华所容，最终黯然离去。不久，他主政中央大学，终功成名就。他抱着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宗旨，在内忧外患之下临危受命，重建了代表民国变化的新大学校园。他通过努力，获得了政府二百五十万元拨款，在大事规划后，于抗战前正式动工。但是，一个现代学术都城的梦想，因为日本侵华而打破。罗家伦没有被压倒，他另起炉灶，再创奇迹，完整地将一个规模宏大的学校整建制地搬到了重庆，弦歌不绝，直至他十年后离开。

罗家伦早年立足高远“志愿是学问上一件重大点的贡献，”“将来公认我于中国这个时代的进步程序中，我是有坚实贡献，有真正影响，少不了的一个人。不但对于中国学术有种贡献，而且学术可以影响社会和民族的将来，所以我选定这种近代史的工作。”“不坠入社会政治活动的歧途，以博一时的浮誉。”[14]

罗家伦在办学上更多是师法蔡元培。誉之者，将其与蔡元培相提并论；毁之者，则又视其为党化教育的始作俑者。甚至连中央大学学生，也不认同这位全力付出且勇于担当的校长，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作为一代大学校长，一所新大学的真正创校校长，尽管罗家伦有着明显的党派色彩、学问也不优渥，但其事功依然是盖世的，其所力、所求、所成在当时的价值和作用也是巨大的。罗家伦有天纵之资，且是北大出身，又出掌清华和中央大学，事业上较之同时代人甚至于蔡元培也毫无逊色。顾毓秀曾赞其：“对于教育之贡献，上承北大蔡元培先生之道统，下启中央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北交相辉映，可名垂史册。”

但是，他没有被当时所认可，更因其亦政亦学的道路和浓厚的党派色彩，几十年来游离于世人视野之外，令人回味与思索！

“五四”英雄似乎成了他的定论，其实那仅仅是他生命中的一篇章而已。

参考资料

我的父亲家罗家伦　罗久芳　商务印书馆　   2013

文化关怀与民族复兴——罗家伦的思想人生   冯夏根　人民出版社2009年

烽火薪传——抗战时期文化机构大迁移 商务印书馆

罗家伦人生　冯沪祥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罗家伦文粹   商务印书馆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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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1919年5月26日，上海《每周评论》第二三期，署名“毅”《五四运动的精神》。

[2]罗久芳：《父亲罗家伦与商务的缘分》2017。

[3]《新潮》第二卷2号（1920年5月）

[4]《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我的父亲家罗家伦》，68页引。

[5]《我的父亲家罗家伦》， 256页

[6]张元济除支助蔡元培、罗家伦外，还对郑太朴、丁文江、刘半农、陈独秀等均给予过慷慨无私的具体帮助，展现出张元济为国惜才，为学爱才的无私品格。

[7]《我的父亲家罗家伦》，256页　

[8]《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罗家伦文粹》，10-19页　

[9]《我和清华大学》，《罗家伦文粹》，27页。　

[10]同上，40页。

[11]《我的父亲家罗家伦》，256页　

[12]《新人生观》台版自序，《罗家伦先生文存》第十册，1951年9月，

[13]《我的父亲家罗家伦》，257页.　

[14]1926年5月22日，致张微贞.《我的父亲家罗家伦》，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