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起于三个人的陆续归国。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归国，创办了《青年杂志》（随后改名为《新青年》）；1916年，蔡元培从法国归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即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1917年，胡适归国，被陈独秀聘请到北大。1918年北大学生创办的《新潮》，更是思想界的炸弹，在这些先行者思想的发酵下，终于引发了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人们在谈论“五四”运动的时候，张元济并不是一个非要论及的主角，但当时在新文化运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三大主将陈独秀、胡适、蔡元培[1]他们却都与张元济交情至深，乃至以生死相托。他们之间如果不是在思想上、精神上、学术上的高度一致，显然难以达到这样的程度。

一、最早的作者

张元济与陈独秀俩人，虽然说不上是深交、至交、但称得上是“特殊的文化朋友”。陈独秀命运悲怆，他的一生可谓是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他富有学识而又崇尚自由，主张革命而又以学术为主，并以此作为人生的信仰。陈独秀与张元济一直在互相帮忙，在社会的变革、文化的进步中也共同实现了心中的目标。这是伟人之间的友谊。所以，当我们谈到张元济和陈独秀俩人时，与其说他们之间的感情，还不如观察他们之间的交往过程，这必是别有一番意义。

早在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和创立编译所的时候，就有众多追随他的爱国学者和热心于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他们纷纷汇集在编译所，共同研究、讨论、分工编写符合中国国情以适应新学制变革的需要的教科书，在这些学者和有识之士中，陈独秀就是这其中的一位。

陈独秀(1879-1942)，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字重辅（或作仲甫）。“独秀”是他在1914年《甲寅》期刊上发表文章时的笔名，而之后他的这个笔名为世所知。早年除受教于祖父与长兄外，十七岁中秀才，十九岁入安徽求是学堂，是汤寿潜的弟子。汤寿潜可是张元济的同年。

1901年10月，在举国上下留日的大潮中，陈独秀开始了他的首次东渡，进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前身）读书。在去日本的路上，他托朋友汪孟邹把他所编的，也就是后来于1902年由商务出版的《小学万国地理新编》交给商务印书馆。《小学万国地理新编》，署名“皖怀宁陈乾生重辅”。同年3月，陈独秀回国，当时张元济刚刚组建编译所，《小学万国地理新编》这本书是否为张元济曾约稿陈独秀如今不能坐实，但此书的出版一定与张元济有关。有关宣传介绍此书的资料说：“此书凡分六编，首全球总论，次亚洲，次欧洲，次非洲，次澳洲，次美洲。凡疆域、气候、政教、风俗、民情、物产，记载明晰，纲举目张，文辞雅饬，浅显易解。选用地名皆沿旧称，绝无近日译本新奇骇怪之弊，以供小学教授，最为合宜。”[2]《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应该说是中国最早出版的地理课本，以后不断再版，至民国成立前已至第十版了。

除此之外，商务印书馆这个时期还出版了陈独秀编写的另一本书——《富国学问答》，这是张元济入馆后策划出版的一套“普通学问答丛书”，出书宗旨是“富国之学为当今急务，是书取一切理蕴衍为问答，无理不达，无蕴不呈，尽人能读，教授初学尤宜”。这是陈、张俩人在文化教育领域所有关联之始。

二、“新青年”之曲折

1915年夏天，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决定办一个“专门革中国人思想的命”的刊物，在汪益邹的牵线联络下，陈独秀得以于群益书社合作并且共同出版了于9月正式问世的《青年杂志》。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喊出“民主”“科学”的口号，提出了“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两大主张。

陈独秀是秉着长远的目标创办《青年杂志》的。据汪原放引述其大叔（汪孟邹）的说法：“民国二年（1913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考虑他的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的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也就是《新青年》（先叫做《青年杂志》，后来才改做《新青年》。”[3]“实在没有力量做”的汪孟邹，是因已承担了由陈独秀与章士钊创办于日本的《甲寅》杂志（1915年9月）上的事由，“以印刷，发行两事析与上海亚东图书馆代为理治，仆只任编辑一职，心一意专，庶可期诸久远。”[4]

作为湖南人的章士钊把刊物交给安徽人来办，而作为安徽人的陈独秀，则把新刊交给湖南人陈子沛兄弟来办，这其中不无胆识与风险考虑。当时章士钊、陈独秀名望较高，而《甲寅》已有一定的影响力，章士钊与汪孟邹、汪希颜本是南京陆师学堂的同学，不可推却之。要并举两刊，当然不是亚东这样的小社可以做到的，而且当时汪孟邹还承顾着陈独秀夫人高君曼及两个孩子的生活，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陈独秀办刊伊始，其号召力也局限在同乡之中，所以竭力规仿“甲寅”，《甲寅》1916年6月在亚东出了五期也停刊了，他想利用自己曾与《甲寅》文字之缘及章士钊的金字招牌，推进办刊，并更名为《新青年》号，陈独秀一开始打出“陈独秀先生主撰”的口号，还把他新结识的名流拉拢过来，其包括蔡元培、温宗尧、吴敬恒等。

果然，正像陈独秀所预言的那样，《新青年》后来影响力极大，成为名刊。此刊真正办成是在1916年，因为《青年》杂志与其现有刊物名字相近，曾遭人诬告，于是从第二卷起改名（1916年9月起），而以“新”为标签的陈独秀，其刊则名冠以“新”字。他筹办了两年多的《新青年》，最终由他主控长达十年之久。”

同年，通过汪孟邹的介绍，陈独秀与时在国外的胡适取得联系。1916年，胡适将他的成名作《文学改良刍议》贡献出来，他寄给陈独秀，胡适此作，大力倡导文学革命，主张白话文。陈独秀十分认同胡适的主张，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于1917年第一期首先刊发，2月号上，他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与胡适的文章遥相呼应。从此，他提出了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两大主张，文学革命率先取得成功。周作人说：“《新青年》本来名叫《青年杂志》，是极其平凡的一种学生读物，自归陈独秀编辑后改名，经胡博士从美国投稿帮忙即成为文学革命的先锋。”[5]

三、“新”“旧”激荡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即聘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与此同时，蔡元培还劝其将《新青年》搬到北京续办。八月，胡适学成归来，因有陈独秀的极力推荐，年仅二十四岁的他即担任文科教授。

1918年1月起，《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刊物成为北大同仁刊物。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提到：“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我们决心做两件事，一是不作古文，专用白话写作；二是翻译西洋近代和现代的文学名著。”这一切都离不开洞晓西学并富有现代世界眼光的蔡元培的背书与参与，他为此拨专款供《新青年》结成阵营，北大由此成为新文化的策源地。他们合力拼击旧思想、旧学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他们倡导科学民主，反对保守专制，让新文化思潮扩大到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并形成滚滚洪流洗涤着旧中国、旧文化。

1918年1月，钱玄同和刘半农以唱双簧的方式，在《新青年》（1918年3月号）上说林纾“半点儿文学意味也没有”。这种批评并非文化评论，目的是为新文化发展扫清障碍，所以林纾是他们必须打倒的对象，钱玄同和刘半农他们开始对林纾作品及模式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和无情的扫荡，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开启现代化的大门，先行者们不遗余力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最终林纾败下阵来。林纾巨大的文化声誉被新文化运动彻底推毁，“腐朽”、“没落”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更有过激者斥之为“谬种”、“妖孽”。

时距《青年杂志》已有两年，而1917年之后到1918年上半年，《新青年》的所论所议却开始显得落寞寂静了。《新青年》出现了休刊或延迟出版的情况，发行量也并不理想，可尽管如此，《新青年》还是在在苦苦挣扎并支撑着。《新青年》风靡的范围多局限在北大青年学子之间，思想的市场本来就由名流或有控制权的人主导。陈独秀虽称名流，但非明星。胡适也尚未真正曝得大名，敏锐的陈独秀在感到“文学革命”大旗已树立，而“思想革命”无所归依的时候，他眼前为之一亮，立即着手，把当下最为主流的《东方杂志》抓将过来进行“革命”，无名小卒与当红名人争鸣，是成就无名小卒快速爆红的最佳法宝。当然陈独秀、胡适他们不是为了争红，而是为争新旧发展，可他们却不期成为时代的“新星”，他们与《东方杂志》这样的文化巨星来争论，很快《新青年》闪亮登场，走上了广为人知的社会历史舞台。

《新青年》所倡所论，开始其他媒体并无反映，只有一向敏感的杜亚泉在1918年《东方杂志》四月号上发表《迷乱之现代人心》一文，随后又发表《中西文明之评判》，主张要救中国，绝不能完全依靠西洋文明，6月钱智修也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钱智修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入吾国文明之中，他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批评西方文化的缺陷。这就大大激怒了一味崇尚西洋的激进派。7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明确表示：新者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旧者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国情等鬼话来捣乱”。 把矛头对准了《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而且把文化问题当作政治话题来赢得社会观感。

正在双方论战方酣之时，是年6月至8月，张元济曾因馆事两次去京，后一次盘桓两月有余，张元济曾在与北大诸教授召开座谈会中一起讨论编通俗教育书之事，他诚恳的主张，“本馆甚愿出版，此等事不以营利为目的”。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张元济日记》中读他到与陈独秀的关于编书的对话。张元济离京到沪的第二天，陈独秀却在1918年9月的《新青年》杂志5卷3号上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陈独秀还联合胡适在《新青年》上以答读者问的方式说道：“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谋改革，乃畏阻力而牵就之，此东方人之思想，此改革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

“批判”的方法果然奏效。陈独秀的支持者们以文化、思想及道德的新旧论来摧廓撼清中国的现状，用革命的主张及政治化的方法来驳难以杜亚泉为首的，主张“东西”方文化是一种渐进与调和式发展关系的异质，这场批判演绎成为一场现代中国最为针锋相对而且影响力极大的思想、文化之争。他们各自依靠自己能掌控的媒体、组织团队进行论驳、争锋。当然，双方的关注都是为了中国的前途命运与发展趋势，社会化的变观，其本身就是现代化的进步，但革命的先行者与文化的守护者，从来就不是有眷属的阵营，所谓泾渭分明的观点最终只能让历史来裁判。

从客观上看，陈独秀对旧时代的冲击，新文化的鼓吹，不仅引领了北大进入鼎故革新的时代，也极大地推动了商务印书馆的变革与进步。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掌舵人，张元济在陈独秀如椽巨笔的冲击下，倍感压力，但没有作保守式的回击，倒是阵营内部如林纾、杜亚泉等人与陈独秀他们却大动干戈。杜亚泉在1919年9月号上继续发表《新旧思想之折中》，11月号又发表《何谓新思想》，继续与陈独秀他们论战。

张元济从辩论中深刻地认识到，《新青年》改变了时代，新文化才是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和必然的发展方向。1919年底到10月28日，“上下古今”但销量不佳的《东方杂志》终于改换主编杜亚泉，这一年来他在《东方杂志》上连续撰文申述自己对新与旧的看法，反对完全抛弃传统的思想文化。这种立场和越来越激昂热烈的舆论难以相容，同仁陶葆霖也评价他的采稿方向“实太偏于旧”。张元济曾起意拓展稿源，由陶接管《东方杂志》

他只好安排杜亚泉辞去《东方杂志》主编，启用新人、换用白话，大举走向新文化舞台来跟进新时代的步伐。改进后的《东方杂志》，其价值和作用与作为思想启蒙的《新青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两大阵营得以迅速融洽，张元济并没有像林纾、辜鸿铭、严复等人那样坚守自己的文化主张而自陷复古守旧之途，他反而是一脚踏进了新文化领域阵地。

“五四”运动结束后，阵营公然分为两派，一派是坚持文化革命，一派是走向革命。陈独秀是后者的代表。他学识淳厚，思想新锐，推广能力强，始终以饱满的激情激荡社会，成为了革命与文化的风流人物，后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坚定的革命者而为世人所知，而他对文化、教育、学术的追求却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张元济一直把陈独秀视为一个大学者。陈独秀与当时“五四”一些学问浅薄、人格修养较差的干将不同，他在革命之余和失败之后，便钟情于学术研究，从现代文化的角度继续为文化革命作贡献。张元济知道，如果没有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发难和批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以及出版物内容现代化是不可能如此很快地改弦易辙的。所以，张元济视陈独秀为至友，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四、“特邀”馆外编辑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在北京被捕，同年9月出狱后，即来到上海。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北京。陈独秀一到上海，张元济随即便就邀请他加盟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想聘陈独秀进编译所并且担任名誉职务，正是因为张元济了解陈独秀不但在学术上有着极为深厚的功底，而且本来就是出版业中人，他必是有着极为丰富的创刊经验。创办《安徽俗话报》，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到1915年办《青年杂志》。1918年12月起，他又在上海协助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堪称十足的谋体人。念及此，于是张元济派沈雁冰去拜访陈独秀，并向他开出了每月600元甚至是比自己都还要高出一倍多的月薪，其保护、接纳之意彰显较著。

但是，陈独秀当时已从思想革命、文学革命阵营中急切地向社会革命出发，他已在筹组创立中国共产党。便他开门见山地对沈雁冰说：来沪主要工作是办党，不为维持生活，可任商务印书馆的馆外名誉编辑，编辑上的事务也不愿太繁重，月薪不必多，只要300元。对政治政党已不在敏感的张元济得此回复后，代表馆方表示完全接受陈独秀的意见，条件更为优厚，只要他每年写一本小册子即可，题目由他自己决定。如此非常规之举，为了让这位时代名流效力于馆，以至可以不计成本开出高薪，反映了张元济期待这个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加盟商务印书馆出版事业，张元济期待着，或许陈独秀可以引领商务向新文化发展。

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心中充满学术情绪而又坚定革命的矛盾体，当商务印书馆请他入馆时，他内心的文化情结一定十分纠结。1919年底，陈独秀在上海的居住被巡捕房查抄，陈独秀及夫人高君梅等以妨害租界治安罪名被拘押。虽然次日获释，但他仍住渔阳里，为安全起见，则把党的活动地点秘密转移到新的办公地。此时的陈独秀，主要精力都放在组党，期间，陈独秀因病住院，张元济曾亲往医院探之，而在这之后陈独秀便利用自己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让沈雁冰以主编《小说月报》为掩护，请沈雁冰担任中共中央的联络员。从此，沈雁冰的办公室成了中央与全国各地党组织即人员、信件往来的秘密联络办事处。1927年，陈独秀不再任党内职务，留居上海，开始专心从事他的文字学研究。

1932年10月，陈独秀第五次遭到被捕，1934年4月，“以危害民国罪”，最终判刑八年。尽管各界大力营救，蒋介石还是视其为共产党首领，不予释放。陈独秀开始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他却把监狱当“研究室”，整日埋头整理旧稿，在狱中写完《中国拼音文字草案》，托胡适将此稿卖给商务。此时主导业务的是王云五，出于对政治的考虑，没有接受出版这本书。但为了帮助陈独秀，胡适、张元济、赵元任、王云五等朋友为其筹集一千元，假称稿费，交给陈独秀，以解决他的生活急需。陈独秀以为是商务付给他的稿费，便欣然接受。因为以他的个性，如果他知道不是稿费，定不会冒然接受这笔钱的。

陈独秀在狱中订阅了一份《东方杂志》，所写的文章也交给杂志刊行。张元济和商务的继承者王云五都很尊重陈独秀的人品才学，不论其是阶下囚还是新文化主将，或是落职的共产党总书记，对他的文章照刊不误，并安排黄警顽专门与之联络，对其稿件的修改、稿费依然从优，一如他是自由人。1936年，《东方杂志》发起“中国一日”征文，就向还在狱中的陈独秀征稿并刊出。这种超乎寻常的关系，对一向孤傲的陈独秀来说，其内心得到极大的安慰。

五、也算是“出版事故”

陈独秀以革命者的身份而让世人所熟知，但在他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尤其是每次沉潜之后，他最倾心的还是教育和学术。或断或续，但陈独秀却始终地在从事学术研究，言论学说上主张除旧布新，但他真正沉潜下来以后，便把大部分精力投身到了学术研究之中，陈独秀研究文字学，孜孜不倦，且颇有收获。好以发扬乃师章太炎之说。陈独秀曾在日本期间向章太炎问学，他与章太炎有是着师承关系。在大变动时代，中国不仅出现了一批从事革命加学术研究的人，也出现了一批从批判旧学到逆转为研究旧学的人，前者以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为代表，也属同类，后者则以胡适、钱玄同为代表。

他本对文字学有浓厚的兴趣，在办《新青年》之前，曾刊发数篇关于甲骨文《说文解字》的文章，1913年他在上海这段时间，闭户撰写文字学著作《字义类例》，1925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在新文化干将钱玄同、傅斯年、胡适主张废除汉字之论时，他则从教育的角度寻找教学中繁难的改良办法。1932年，陈独秀把监狱当成研究室，把《识字初阶》修改为《小学识字教本》，1937年抗战爆发，他被释放，1938年8月，他辗转来到四川江津，集中精力研究文字学，从1937年到1941年间，《东方杂志》连载五期《实庵字说》。1939年《小学识字教本》完成上篇。1942年5月，陈独秀去世。1943年，陈独秀北大早年的学生何之瑜受其亲友委托并请陈独秀的朋友、专家魏建功、台静农整理遗稿，最后定为《陈独秀丛著》，全部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表，拟定十二册。王云五考虑到实际的排版困难，计划战后出版，在胜利后第三个月签收，并议定出版日期。抗战胜利后，王云五离开商务后，在混乱和动荡中，张元济坚持推动《陈独秀丛著》，总算在临近解放时出版了第一册，其他已编好的十一册存放在商务印书馆书稿档案中，这也充分表明了陈独秀与张元济之间独有的文化情。

由于陈独秀的个性偏执，不善于与人打交道，所以很容易得罪他人，他总是特立独行，言辞激烈，以至于他没有交往至深的朋友，但陈独秀却与和张元济的关系亲近、融洽，这实属属罕见。另一方面，这显示出张元济为人为处事的包容性。当年陈独秀帮助同乡汪原放办亚东图书馆，不无与商务印书馆是互为竞争的关系，可张元济不但不排斥与陈独秀来往，还表现得极为包容。亚东图书馆是继中华书局之后，1913年由汪孟邹在上海创办的，主要以安徽人为群体，在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支撑下发展起来的文化机构，尽管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规模和主张不同，但也曾风云一时。直到1951年才被勒令停业。商务印书馆中有福建帮、浙江帮、常州帮、广东帮，却没有安徽帮，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与陈独秀后期交往、讨论“小学”的当年北大学子，如今的文字学家魏建功，解放后为商务贡献了一本《新华字典》，其学问与材料，当不无取自陈独秀之说。

曾有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镇有二，一是《新青年》杂志，二是商务印书馆，可以说恰如其分。许多新文学关键人物都曾有在商务任职的经历，即缘于此。从《纪念册》可以读到，沈雁冰1916年曾任职于商务英文部，周建人1921年任职《东方杂志》部，胡愈之1914年入馆为实习生，陈叔通1915年入馆主持总务处，章锡琛1912年后先后编辑《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叶圣陶1923年入国文部，蒋维乔1902年入国文部编教科书，郑振铎1921年入馆先编《儿童杂志》后编《小说月刊》，

参考文献：

历史的另一个角落——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   吴铭能   商务印书馆   2010

陈独秀最后十五年   袁亚忠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化拯救——近代名人与教科书   吴小鷗   商务印书馆   2015年

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   汪原放   学林出版社   2006年

一代宗师魏建功   马嘶    文化艺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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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独秀《蔡孓民先生逝世后感言》，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

[2]《东方杂志》1904年，第一期广告

[3]《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33页

[4]《秋桐白事》，《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30页引。

[5]《知堂乙酉文编》，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