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则在商务内部流传的故事,在张元济九十岁生日由后辈讲出来：

1920年3月，梁启超在欧洲游历了一年后,带着宽阔的视野与全新的理念回来了,憧憬着自己人生向学术与文化的转向。当其从上海登陆时，作为出版界的大佬，人们尊为太史的张元济，带着商务印书馆的一干人亲自到码头迎接梁启超的归来，并热情相邀梁启超入住在他的私宅。

素为馆内外所尊重的张元济给予梁这样的规格与待遇，就有人不理解了，开玩笑式地问张元济：以师叔而迎师侄，未免太过。张元济笑答说：“我为商务印书馆多得几部好文稿，为中国文化多出几部好书，并非以师叔而迎师侄。”^[1]

从这件趣闻，不仅反映了张、梁二人的关系匪浅，也折射出张元济出版家胸怀与心态。

梁启超与张元济有着三十年的交往，他们既是一生的朋友关系，又是作者与出版方的关系，更是文化教育事业的合作者。他们之间深厚的情感和良好的互动，成就了一曲动人的世纪颂歌。

他们在相同的时代走过不同的道路，但时代的变幻又将他们的人生与命运时常关联在一起，为了实现共同的文化学术事业，互相支撑，共同为了社会与文化的进步。

一、   维新出版人

进入出版领域，梁启超比张元济更早，而且终其一生几乎都投身其中，他曾自言道：“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2]当然,没有人把梁启超当纯出版人看。

办报刊、设书局是清末维新人士救国的重要举措，因为其政治变革和启蒙思想主要靠出版——尤其是办报来实现。梁启超是维新派中最早具体从事出版的人。清末最后十多年，梁启超先后主持过《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8种报纸”[3]。民国后又办《庸言》和《大中华》。另外还参与主持过上海《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萃报》、《知新报》。这些都为人们所熟知。

除办报外，他同样很早参与过图书的出版活动，这一点多为人所不重视。早在1896年，康有为等人设立强学会，其实强学会就是一个出版与印刷机构，曾出版过几种书。但是，一如“戊戌变法”迅速失败一样，强学会作为“戊戌变法”的主要阵地也很快消失了。

1898年10月，梁启超在流亡日本后，在思索进一步革命的过程中，对西方思想中之“思想自由、出版自由”极为赞赏，认为言论自由才是“一切文明之母”。亡命日本才二个月，梁启超便在旅日侨商的资助下，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之后又办《新民丛报》、《新小说》，均刊登翻译小说，尤其倡导政治小说。《清议报》创刊后，即把政治小说设为六个常设栏目之一，同时借他人名义在上海集资创办了广智书局（1901，上海）和译书局（日本，1902）。

当时广智书局及三大刊物均为他所掌控，成为他继续推动社会变革的平台。他所办报、所译书凭藉“梁启超”个人的影响力，一时风生水起，而尤以“广智书局出版各书皆务以输进文明为宗旨，不敢草率从事，至于译笔精畅”[4]而享誉出版界。广智书局虽然晚于商务印书馆创立四年，但在张元济加入商务前后一段时间，从出版量到效益、影响，都为商务印书馆所不及。

梁启超是近代最早提倡译印政治小说的人，1898年他曾译出《佳人奇遇》（日▪柴四郎著），先在《清议报》上连载，引起极大反响，后由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1901年）,梁启超又同时译有《经国美谈》（日▪矢野龙溪著）[5]。1903年，《新小说》移广智书局出版。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又创办了比《清议报》篇幅更多信息量非常大的《新民丛报》，也是他所办报纸最成功的一次，发行量最高达14000份，社会影响巨大。他不遗余力地全面宣扬和介绍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政治学说、科学理论知识等。

1902年张元济离开南洋公学时，远在日本的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上特撰一文《南洋公学腐败之情形》，实为张元济这位同为新党成员的一段困顿历史的记录，其中所言张“张（元济）终以畏权力（盛宣怀）之故，不得不畏于监院”等事，说明梁启超对张元济的观察与了解，说明梁、张二人尽管相隔甚遥，但梁启超心中仍然时时挂念着“非著名戊戌”同志。

梁启超作为变法运动的宣传家，在“戊戌变法”前后，最重要的作用是通过出版活动，宣传革新，倡导变法自强。其时，张元济对康有为变法之举、之策并不完全认同，但对梁启超在变法维新中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很是欣赏，尤其称赞他观点新颖，思想活跃，文笔流畅。这一点也是同时代人的观感，并非张元济一个人的特别感触。

值得一说的是，清末梁启超发动的“新小说革命”是“戊戌变法”之后到“立宪运动”之前，他对文化界的一大贡献，由于其同道和朋友夏曾佑就在商务馆中，后来真正让这些思想结成为社会进步之硕果则是商务，这部分内容述之夏曾佑文中。

二、合作尝试

梁启超与张元济开始比较密切联系大约开始于1910年2月。当时，梁启超计划在日本成立国民常识学会，编纂一套《国民常识丛书》，他主张国民应以“今日欧美、日本诸国中流以上之社会所尽人同具之智识”为基础，再加入“其本国之特别常识”以及“其本职业之常识”。认为现代国民如果具有“常识具备”（《说常识》），现代国家的建立才有根基。

也是历史的因缘巧合，1911年初，张元济环球之旅途经日本时，见到了他十分仰慕的梁启超，此前，他在南洋也见到了康有为。与梁见面期间，除相谈旧事外，梁启超告诉张元济他对社会国民教育的关注，正在编撰《国民常识讲义》月刊以及《国民常识小丛书》，称已筹得三千元开办费。

此时，张元济在国内正从事的基础教育事业亦正在开展，了解到梁启超这种向国民灌输“社会教育”的新路径，十分激动，于是，梁启超当面交给张元济《国民常识》一稿，并提出廉价发售的建议，张元济对此十分赞同。尽管当时清朝政府并没有解除对康、梁的追捕，张元济亦甘冒此险，表现出他对梁事业的支持。回国后，他立刻与同事商量，力促成其事，并去信道：“《国民常识》公能独肩重任，甚善甚善，倘有所委，无不殚力”，“由阁下出名，编辑《国民常识丛书》，乃不必另创学会”。同时，张元济很看重《国民常识》一书，建议改为小丛书，并建言“鄙处亦可有人担任”。

遗憾的是，梁启超与张元济见面之后因有台湾之行，所以《国民常识丛书》没有真正编起来，国民常识学会也因武装起义后完全放弃。而差不多就在此一时期，有一定的政治热情的张元济创办了《法政杂志》，鼓吹立宪，他自然想到了梁启超，便约他为《法政杂志》“每日欲得一撰文”[6]，并给以千字七元的酬报，至于“选题立论，悉听裁酌[7]”。果然，梁启超大笔如椽，撰写了《法政杂志》序文，并按张元济的建议署名“沧江”。梁启超除撰文之外，还将《台湾游记》与《财政原论》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出版。《财政原论》乃《国民常识丛书》之《财政学》编，也是对前事及朋友的一种补偿。

辛亥革命成功后，1912年12月，梁启超回到中国，这时距他离开故土已十四年。回国后，梁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创办了《庸言》杂志，在发行上，除了依托他主控的广智书局外，另一渠道就是商务印书馆。值得交代的是，这时的梁启超与商务印书馆的对手，中华书局已签约三年，并主编《大中华杂志》，其后又一起规划了《时局小丛书》，而张元济并不介意。

1916年3月，梁启超作反袁前的准备，又来上海，也是入住张元济家中达十余天，二人关系之密切可想而知。相对于梁启超的改革家身份，这时的张元济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在出版业上已是名流地位，梁启超则仍然处于为革命奔走之中。在此次会面中，在革命前景未明的情况下，面对张元济，梁启超以生死相托。关于此次会面情形，张元济日记所记：“昨晤卓如，言行后津门眷属仍寓彼处，我当尽我之力。君此行未知如何，断难再顾及家计，如有缓急，自当相助，可请放怀。[8]”。

从这次生死之交中，梁启超深深体会到了张元济的情谊，为感念张元济的盛情，后梁启超交付《国民浅训》给商务代为出版发行，（此书“借袁世凯以警告国民希望国民明白立宪政治之精神在此”)，还同意商务印书馆汇编所著，出版《饮冰室丛著》。这在当时可谓盛事，以梁启超之盛名，其所著往往风行全国。不久，袁世凯死，张元济赶紧印行《国民浅训》两万册。随着商务印书馆无远弗届的销售网络而行销天下。

此后，梁启超由于与袁世凯的合作失败，在观念上处于困苦和矛盾之中。以后，他正式脱离康有为，从政治而走向立志文化救国之路，而这在发展方向上则更加接近于张元济了。

三、共图新学出版

“五四”以后，张、梁真正成为了更加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二人在“共学社”与讲学社的互动与合作，翻开了他们友谊与事业的新篇章。

“共学社”的创办萌芽于1916年，正在日本的梁启超同他的追随者张君劢一起发起成立了政闻社。1917年，又与张东荪、蒋百里、俞颂华、郭虞裳等人发起组织了新学会。这些政治学术团体，为共学社和讲学社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18年，梁启超决定赴欧洲考察。12月26日，即在前往欧洲考察前夕，他在上海与张东荪做过彻夜长谈，打算把重心转到思想文化上来。正如他后来在回忆中所说的那样，“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9]

梁启超这次欧游长达一年，以中国在野名人的身份和欧洲政治家、外交家、文学家及其他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返国后，梁启超立刻向张元济讲述了他在欧州游思之后的决定：今后专心于文化事业和讲学两大重点，并切实规划了三件事：一是办一所大学，亲自讲授；二是组建学会，出版杂志；三是办一实业机构，以保障以上事业的实施，从而形成一个新文化运动。他坚信，“以此为终身事业，必将大有造于中国”[10]。对此，张元济额首相庆，因为无论作为作者还是朋友、同道，他都乐于看到梁启超的转变，离开污浊的政治，联手共谋文化大业。

因为梁启超为实现自己的理想，需要联络更多的人士和社团，于是他决定发起成立共学社。共学社的宗旨在于“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主要业务在编译新书[11]”，奖励名著、出版杂志、选送留学生。共学社确立的这个宗旨，不仅说明他认同了张元济所走的路，也证明他效仿了张元济在商务的作法。

梁启超同时多次与张元济、高梦旦、陈叔通等人商量，希望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介绍新学说、中学教科书、新知识丛书和一系列历史著作。时值新文化运动勃兴之初，商务印书馆开始大量翻译出版西方思想学术著作，梁启超的想法正与张元济“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此实为今至要之举[12]”一曲同鸣，自然得到了张元济的大力支持。

梁启超刚刚离沪北上，张元济就赶紧去信：“蔽处拟岁拔两万元先行试办，仰蒙采纳。梦旦又言在津与公晤谈，尊意欲更为久大之计划，属加拔两万，为两年之布置，鄙意当属可行。[13]”梁启超有了这样雄厚的支持，随即行动起来。

1920年4月，共学社正式成立。凭梁启超的号召力，共学社的发起人和评议会一时名流云集，蔡元培、张謇、张元济、熊希龄、范源濂、张伯苓、严修、林长民、张公权、丁文江、王敬芳、蒋梦麟、蓝公武、胡汝麟、张嘉璈、梁善济等都列名发起，进入董事会；徐新六、舒新城、梁维新、吴统续、叶景葵等为评议会。核心人物则是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和张东荪。穆藕初、聂云台等这些大实业家也在捐款名单上。共学社所得捐助的经费十分充足，诸多名流与硕学之士积极参与共学社拟定的丛书翻译事业，定名为《共学社丛书》，计十个方面。丛书限定于科学、历史、哲学、经济、社会等方面，皆以浅近、简明为主，以应时代的需要，1921年，这套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梁启超所撰的《清代学术概论》成为其中的开山之作。此年共出版了四十种书，其中包括蓝公武的《现代思想史》、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与《法国近代文艺思想史》、易家钺的《家庭问题》、杨志伊的《社会运动史》等书，均与思想启蒙运动及“文艺复兴”有关。

这部丛书立意高远，普及性强，正发挥了梁启超兴趣广泛、知识渊博的特点，所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诞生的一套大型新知丛书，更是商务印书馆从输入学理、译介文学之后，传播新知的重要作为，它极大地改变了“五四”前后人们对商务印书馆保守落后的观感。

在张元济不断地推动和支持下，《共学社丛书》坚持了十几年，一直持续到1935年，前后出版了83种，包括17种小丛书，大部分都为译作，著作仅八种。这是梁启超学术成果上的一次重大收获。

与梁启超及共学社的合作，张元济最大的收获是引入了许多社会学、哲学方面的新书，内容涵盖了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不同的思潮的作品。在共学社的编译工作中，商务印书馆有不少馆员参与了译述，年轻的郑振铎就是主力译者之一。商务印书馆编译力量本身就很强，和梁启超等人合作后，更是推进了商务印书馆编译业务的快速发展。

张元济曾经属意于梁启超在北京组建一个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所，但因梁启超事情太多无暇顾及，没有做起来。如果梁启超按照张元济的规划真正地去做此事，以他的才学、资源，一定会做好做大。历史如若这般走向，或可以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带来又一轮新的辉煌，也会改写梁启超的人生。可惜的是，梁启超仍然留恋于政治，总是在社会政治领域奔波忙碌，因而与商务合作之事业自然没有取得更大的业绩。这显然是梁启超人生的一种遗憾。

梁启超曾经通过比利时政府在国内投资办实业公司。他向国内外招股时，首先想到的是张元济，入股附和者有张謇大生纱厂、中国银行及缅甸华侨，但此事终因张元济的退出而未能成其事。

四、共享讲学之果

在欧洲的游历使梁启超开阔了视野，在建立共学会译介新学的同时，他同时产生了邀请国外学者来华讲学，增强与国际社会的文化交流的想法，于是打算成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组织——讲学社，宗旨是“欲将现代高尚精粹之学说随时介绍于国中，使国民思想发扬健实，拟递年延聘各国著名之专门学者巡回演讲”。在共学社创立半年后的1920年9月，一个国内前所未有的新的文化组织讲学社成立了。董事会包括研究系的政治社会名流，如梁启超、汪大燮、严修、张謇、蔡元培、王宠惠、熊希龄、范源濂、王敬芳、张伯苓、张元济、黄炎培、郭秉文、胡汝麟、林长民、金邦正、沈恩孚、陈小庄、张一麔、蒋梦麟等共20余人”[14]。

讲学社一成立，梁启超便着手发起邀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首位受邀的是生命哲学大家柏格森。对于邀请外国专家讲学之事，张元济积极参与，并主张扩大规模，分批邀请，承诺每年捐出五千元。张与梁很快达成了共识。此前，与张元济声气相通的蔡元培已邀请杜威来华讲学，但苦于经费所限，邀请更多外国名家讲学的计划无法常规化，闻此，张便提出以北京大学发出邀请，三方合作推进，因此，讲学活动很快开展起来。

商务作为出版机构，延请西方学术大家来华讲学，可谓是开了国内一个先例。此类工作，即使在今天也大多由高校和研究机关来做。商务印书馆在当时本身就设有有专门从事研究学术机构。所以说，商务不单纯是一个出版机构，更是一个积极推进改革的具有实力的文化机构。讲学社邀请外国专家讲学之事，经张元济等人深耕，更将来华讲学的名家名作及讲述翻译出版，大大提升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资源和文化品位。

杜威来华讲学一年后，讲学社即延聘增加一年，随后一个接着一个西方学者被邀请来到中国做巡回演讲：罗素、杜里舒、泰戈尔等都被邀请来华。开始，杜威的演讲由多个机构结集出版，从罗素来华开始，讲学社所聘来华讲学的学者把重要演讲内容全部交由商务出版。如继杜威之后的罗素，共学社迅速安排人译出了罗素的著作八种，编为《罗素丛书》，全部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最后一位应邀来华讲学的人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1924年，他来华期间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落成典礼，见证了商务印书馆的一项盛事。在这次轰动中国的访问中，泰戈尔努力宣讲他对东方文化的看法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批评。他的演讲，上海方面十分认同，但到北平时却备受批评。这些虽是题外，但也可以窥见上海文化发展阶段之一斑。

梁启超是一个情趣转移极快的人，但与商务印书馆共同发起、参与的《共学社丛书》出版及外国名家讲学两件大事，在张元济的全力配合下做到了有始有终。

五、“我们的作者”

梁漱溟在纪念梁启超的文章时说：“梁启超学术上的成就，量过于质，政治上的参与，失败多于成功，但其影响之广泛及有力，无人能出其右[15]。”梁启超一生文章风靡天下，不仅边写边刊，还多次结集出版。他的单行本作品从著作和译述就有近十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商务印书馆最重要的撰稿人之一。作为一个文化巨子，我们看到了他背后总有张元济的身影。

梁启超的经典传世之作如《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历史研究法》都是由商务印书馆首刊。他先后六次结集自己的作品，最早一次是《饮冰室文集》（广智书局1902年版），第二次是1905年《饮冰室集》，署名为京都金堂港刊行，其实金堂港正是商务印书馆合资的日方。广智书局1910年版《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1916年《饮冰室丛著》四十八册，是商务印书馆早期继《严译名著丛刊》之后推出的个人丛书，还分三种版本，另有二十册常制和四册本特制版，可见对首刊文集的重视，那时的梁启超也不过四十六岁。

梁启超作为文化名人，不仅作品有市场价值，其学术的社会影响更为张元济所认同。对梁启超的作品，张元济总是快速出版，有许多文章和书稿几乎是随时送来立即发印，从来不积压耽搁。而且付给他的稿费也十分优厚。

欧游归国后，梁启超便致力于学术，大作迭出，每次总是与张元济相商。继1920年下半年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墨经校释》后，梁启超几乎每个月都有撰述，书稿全部交由张元济出版。张元济甚至与他订下合约，以后梁启超所有的著作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合约一直延续到梁启超到清华任职前后。1921年草成的《墨子学案》，1922年初写出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作品曾经风靡一时。随后，他又写出了多种稿件，如《大乘起信论考证》、《先秦政治思想史》、《任公近著》第一辑下卷、《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以及近作诗文等。梁启超还应张元济、高梦旦之约，撰写了《读书法》。高产的梁启超除专著外，另有大批零散文字，如在《东方杂志》发表的大量文章，也都结集在商务出版。

在与梁启超的合作中，张元济十分重视梁启超的大部著作。举一例可以说明。1922年10月7日，梁启超的《大乘起信论考证》脱稿，第二天送到商务印书馆，梁启超提出先登杂志后出书的要求。张元济不仅完全满足梁启超的要求，还付给超乎寻常的稿费，达千字二十元。按商务印书馆的稿酬标准，在1930年以前，一般为千字四元，林琴南、胡适之的稿酬不过千字六元。有人说，梁启超当时名气大，要优待；文章质量好，要优质优价；同行竞争抢稿子，要出高价，等等。这些说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尽然。

从出版文化上说，作者是出版社最主要的资源，读者是出版社产品的保障。像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出版机构，出版量庞大，没有最广泛的作者群体是无法运作的。正是因为加强与中国文化界诸名流最广泛的联系，商务印书馆才源源不断有新品问世。今天，商务印书馆大厅的墙壁上挂有两幅照片：一块是“我们的作者”，一块是“我们的员工”，可谓寓意深远。限于展示空间，照片上只列了三十六人，每块十八位。但这三十六位，个个赫赫有名，而梁启超居“我们的作者”之首。一个出版社把作者置于如此崇高的地位，让人十分欣慰，也让人敬重。

出版社的竞争一直就相当激烈。历史上发生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争相出版梁启超作品集的纠纷，曾着实让张元济不快。1916年6月，中华书局借梁启超为其新创刊的《大中华》主笔之机，而推出梁任公手定《饮冰室全集》（四十册），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同时商务也刊发预订“梁编定的《饮冰室丛著》”（四十八册）广告。并集录《庸言》、《大中华》等商务印书馆已经刊发过的文字。，中华书局以《大中华》杂志上刊登梁启超的文章自然应归中华书局所有，加之梁启超又以给《庸言》撰文为由向中华书局借款，中华书局更是当仁不让，便以与商务印书馆竞争，并且控告商务印书馆侵权。当时梁启超的著作风靡市场，谁也不想轻言放弃?虽然这后几年梁启超与中华书局关系不浅，但怎抵得上与多年兄弟的交情，梁遂亲手签约将著作权交给张元济，只是劝其勿春以商业利益为考虑，因与袁世凯有瓜葛的《庸言》一事，张元济经过慎重考虑，最终还是松口让中华书局出版《梁启超合集》，而自留单行本出版的权利。后经张元济与陆费逵商议，并经梁认可，两家同时在当年九月推出，以商务推出的《饮冰室丛著》四十八册，中华书局推出四十册，在市场同时行销。第二年，中华书局也改为缩本四十八册。梁同时配合市场，精选其中作品为《常识文苑》交中华出版，以弥补煌煌巨著及双方竞争带来的销售不佳的缺陷。

不过事后，张元济虽然几乎得到梁启超新作专刊之利，但一直没有再结集梁启超群书出版。相反，1926年，中华书局又搜集网罗其散布的文字及诗作出版了《饮冰室文集》达八十册，由梁廷灿编[16]。聚珍版，线装。但之前在商务所出几种没有收入此书。此后梁启超晚年新作迭出，与张元济的合作互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默契，弥合了前期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竞争出版梁启超著的尴尬局面。

梁启超的作品分置于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之际，张元济自然不能不计较馆方的得失。张元济从运作林译小说出版中已经有了体会，如果梁启超作品由两家出版，必然会带来竞争与矛盾，许多事情必将难以协调。这件事的结局是，梁启超的作品《饮冰室合集》由其家属委托其弟子林志钧编辑，共计四十册，计诗文集16册，专集24册，七百七十万字，囊括了梁一生几乎所有的作品，商务所出书也大都收入专集里。但到1936年又全部交给了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此后又陆续发行单行本三十余种，此后，商务印书馆也很少再印梁启超的作品。

1927年，梁启超在生命中的最后岁月曾经构划了一个十分庞大的设想——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希望以之取代《四库总目提要》，成为纪晓岚第二，留名学界。为此，北京图书馆特成立了编纂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从庚款中拔出一万元，分两年拨付专款。为此张元济特致信梁启超：“兄编辑《图书大辞典》，大业宏愿，不胜佩卿，成书之日，敝馆可以效力之处，总不敢御责也。[17]”并表示希望承担出版。后因梁启超身体、精力不济，在1928年8月不得不辞去此项职任，并把所积资料及款项退还北图。不久，梁启超因病去世，他们最后的合作终于没能成为现实。

梁启超去世后，上海方面也组织了盛大的公祭典礼，设奠在静安公墓，主持其事的就是张元济和陈三立，并以俩人名义在《申报》上刊登会祭启示。这也是张元济本人以戊戌党人身份最后亮相。此时的张元济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已在文化教育和学术界创下了不朽业绩。值得提出的是，张元济在退休后三十年间，又苦撑商务，为文化、为民族贡献出了一个又一个经典之作，巩固并壮大了商务的发展，文化出版最终成就了张元济的独尊不二地位。

作为“戊戌变法”的同仁，张元济和梁启超之间由同道变为朋友，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梁启超从“维新”发展为君主立宪思想，并逐步摆脱康有为的羁绊，成为新思想的代言人，张元济则向下沉潜，以具体的行动、实践，去实现“新民”、“启智”之举，这是他们最大的分野，也是“戊戌变法”后知识分子的不同取向。

梁启超在民国生活了十八年，前六年主要从事政治，后十二年则转向文化救国道路，正由此，他们从“变法”的因缘始，而后共同走向了文化出版事业，两人在几十年的风雨中携手合作，共襄一个时代文化盛举。

参考资料

饮冰室主人自传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学人丛说   汪荣祖   中华书局2008

梁启超：在学术与政治之间   夏晓虹东方出版社

梁启超年谱   林志钧

在历史的另一角落   吴铭能   商务印书馆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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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屏翰、朱景张《祝张菊生先生九十寿诞文》，《张菊生先生九十生日纪念册》（《张元济年谱长编》页580引。张元济长梁启超五岁,1895年梁启超进京会试，就认识了时任刑部贵州主事张元济，一生尊其为师叔。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129页，中华书局，1989年。

[3]《中外时报》、《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1902）、《新小说》（1902）、《新中国报》（1900年. 檀香山）、《政论》（1908）、《国风报》（1910）。

[4]《广智书局告白》、《新民丛报》第25号 1903年2月。

[5]两书都收入商务印书馆新创的《说部丛书》。

[6]《张元集全集》第3卷，217页。

[7]《张元集全集》第3卷，218页。1911年5月12日函

[8]《张元济全集》第6卷，20页。

[9]《欧游心影录》

[10]《张元济年谱长编》，580页

[11]《张元济年谱长编》，570页

[12]《张元济全集》第3卷221页.

[13]《张元济全集》第3卷，页221

[14]讲学社虽以私人名义组织，任董事的均为捐助人，还得到教育部补助每年两万元的金费。

[15]《我生有涯——梁漱溟自述文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16]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共40册148卷，搜罗最广，影响最大。

[17]《张元济全集》，第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