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那些为推翻帝制缔造共和的刺士们
文:生生
曾经有一条人们耳熟能详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也是最艰难的一场革命,是从社会体制到人的灵魂深处的一场革命,其深刻性和艰难性可想而知,所以更不可能温良恭俭让,暴力就不可避免。当时的暴力有两个方面,一是武装起义,一是针对清王朝上层人物的暗杀行动。两者殊途同归,当时在作用和效果上,暗杀甚至比起义更好,不仅动摇了体制,更是动摇了统治者的意志。
在我看来,那些实施暗杀的刺客,比武装起义的人更具有牺牲精神、勇气和坚强的意志,更是勇士和志士,所以我把为了崇高的理想而挺身而出的刺客,称为刺士,“刺士”这个词我以前从未见过,也不知是不是我的首创。
“士”这个词在汉语中有许多涵义,都是比较褒义的,用途比较广泛的是对男人的美誉,比如勇士、志士、战士、士子、士人等等,涵盖了文和武。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社会需要文,也需要武,既要讲道理,又要有实力。对付邪恶势力,光讲道理没用,还需要武力,只有暴力对等和武力强大,才能使邪恶退缩和消灭邪恶。刺士,是一种勇武的士子,既有勇气和武力,又有崇高的目标,改变社会黑暗,促进社会进步,就需要这样的刺士。
晚清时期,社会极其黑暗,极需改变,辛亥革命便应时而起,它的目标是推翻帝制,缔造共和,革命者中的刺士,就是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和理想而挺身而出的勇士、志士,要向他们致敬!
下面是辛亥革命时期部分刺士简介——
蔡元培也曾是一名刺士
提起清末的刺客,不得不提到大名鼎鼎的蔡元培。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预备下暴力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蔡元培曾参加杨笃生领导的暗杀团,1903年与陶成章等人秘密创立光复会,光复会即是在“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基础上成立的,蔡元培被推举为会长。
蔡元培的刺客行为主要是组织刺杀团体和培训人员,另外就是研制炸药,制造出一种体量小、威力大的烈性炸药, 灌注和装配成炸弹之后, 它就成了革命党人的暗杀利器, 比如吴樾暗杀立宪考察的五位大臣, 使用的炸弹就是蔡元培等人制造的。
徐锡麟乱枪打死巡抚恩铭
徐锡麟,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因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而英勇就义。
1907年7月的一天,在一次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上,徐锡麟从靴子里拔出双枪对着在台上的恩铭一通乱射,恩铭的秘书(文巡捕)陆永颐扑到恩铭身上挡子弹(被打成了蚂蜂窝,死了),恩铭只有嘴唇手脚中弹,伤势不重,保镖(武巡捕)车德文背起恩铭就跑。打空双枪子弹的徐锡麟装上子弹又是一通乱射,一枪从恩铭屁股打到肚子里。就是这颗子弹,医生开膛破肚也没找到,却要了恩铭的老命。这是一次成功的刺杀,但事后徐锡麟却被凌迟处死,特别悲壮与惨烈。
温生才神枪射孚琦
广州市有个红花岗四烈士墓,墓碑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温生才。温生才可能是晚清刺士中年纪最大的,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的时候,已经四十一岁了。
1911年4月8日,在广州一次飞艇表演活动中,有一队人马前呼后拥着一座八抬大轿过来,有人大喊:“提督大人来了!”温生才对着轿门就是一枪,吓得护卫清军和轿夫抱头鼠窜,温生才从容对着轿内又开三枪,里面的人太阳穴、脑门、颈项、身部各一枪,当场毙命。打死的并不是预定目标李准,但却是地位更高的广州将军孚琦。
温生才被捕之后,广东总督张鸣歧审讯时
问温生才:“何故暗杀?”温生才回答:“明杀!”
张鸣歧又问:“何故明杀?”温生才高声回答:“满清无道,日召外侮,皆此辈官吏为厉之阶耳。杀一孚琦固无济于事,但藉此以为天下先,此举纯为救民族起见,既非与孚琦有私仇,更非有人主事。”
彭家珍炸死良弼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但清王朝以良弼为首的顽固派不甘失败,组织“宗社党”拼力反抗革命。24岁的彭家珍决定只身干掉良弼,为革命扫清障碍。
1月27日晚,彭家珍拿着持良弼在沈阳的心腹崇恭的名片坐着马车来到良弼家门口,堵住从耆善家里回来的良弼,一颗炸弹就把良弼炸成重伤(两天后伤重死亡),不幸的是,一块弹片从下马石回弹进彭家珍的后脑,第二天就牺牲了(也有说当场牺牲的)。
彭家珍干掉了良弼,也吓破了宗社党的死党,纷纷作鸟兽散。清宗室无人再敢坚持对抗革命政权,2月12日,清帝即下诏退位。孙中山称赞彭家珍为“我老彭收功弹丸”,并授予他“陆军大将军”头衔。“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不如死得荣。”英雄彭家珍死而无憾。
汪精卫刺杀摄政王
汪精卫,晚节不保,名誉损毁,但早年却是一名英勇的革命志士,他刺杀摄政王的事迹,还是值得颂扬。
1908年冬,孙中山和同盟会已经组织领导了八次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当时二十五岁的汪精卫,已是同盟会的重要首领。他在忧心如焚中想出办法: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让社会看看,革命领袖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让怀疑人士重振信心。
1910年,汪精卫携陈璧君、喻培伦等人来到北京,谋划刺杀溥仪的父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边上,载沣每天进宫上朝都要经过一座银锭桥,这里环境非常僻静,又有一条能容一人的大阴沟可藏身。于是汪精卫决定事先将炸弹埋在小桥下,他自己藏身于阴沟里,待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和载沣同归于尽。但行动当晚,就在汪精卫等在桥下埋炸弹时,却被无心的人发现,并报了官府。
这起未遂谋杀案被宽大处理:汪精卫被判处无期徒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在狱中写下了这一首浩然正气的诗歌。
吴樾刺杀五大臣
1904年,26岁的吴樾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第二年就成了北方暗杀团支部长,主张以“五步流血”的暗杀手段对抗满清政府,并准备一颗炸弹解决载泽、端方、绍英、戴鸿慈、徐世昌五个炙手可热的满清重臣。当时(1905年),这五个大臣扬言预备立宪,要出国考察宪政,吴樾准备在火车上用一颗炸弹彻底解决问题。
吴樾以皂吏(仆从)的身份成功地混进了五大臣的车厢,也接近了目标。可惜当时炸弹水平不过关,一个震动,把吴樾身上的炸弹震响了。结果只把绍英炸成重伤,载泽徐世昌轻伤,端方戴鸿慈没事儿,而吴樾牺牲。一个意外,功败垂成。
在这次刺杀行动之前,吴樾便写下遗书《自杀时代》,道出心声: “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二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
史坚如的地道战地雷战
为了刺杀广东巡抚德寿,史坚如准备了两百磅(大约197斤)炸药,在德寿后花园附近租了一套房子。经过目测和步量距离后,史坚如就开始挖地道,估计着挖到了德寿的卧室地下,就把二百磅炸药一股脑堆了进去,1900年10月26日,估计德寿上床了,就点燃了导火线,然后从容撤退,登上了开往香港的客轮。可是左等右等,也没等来德寿家被炸的消息。史坚如回到现场查看才知道,导火线受潮了。10月28日史坚如再次实施爆炸,他决定亲眼看着爆炸再撤退,这回爆炸是成功了,但是目测和步量毕竟不靠谱,也没有炸到德寿家。
史坚如被家族中人出卖,被拔光手脚指甲,依然坚强不屈,从容就义,年仅21岁。
最年少的刺士李沛基
清末刺士,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大多被捕牺牲,但是有一个十七岁的少年,能够在把广州将军炸得粉碎之后还能从容离去,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清末刺客第一人”。他的经历,很容易让人回想起李白的《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1911年10月,革命党人准备暗杀清廷广州将军凤山。为了成功干掉凤山,革命者准备了三个十磅重的炸弹,三个十磅重的炸弹,少年李沛基根本就扔不多远,于是他在凤山必经之路的一个楼上,安装了一个挡板,拴上绳子,把炸弹挂在绳子上。该死的凤山真的来了,李沛基抓住时机,果断割断绳子,三颗炸弹直接落到凤山轿子上,连人带轿子炸个粉碎。
大爆炸把李沛基藏身的楼房也炸塌了,直接把他埋了。可是不一会儿,李沛基居然从瓦砾堆里毫发无伤地爬了出来,大模大样地走了。
刺杀先驱万福华
对于晚清的革命党刺士而言,万福华是真正的先驱。1904年,万福华在上海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此次刺杀虽然没有成功,但影响极大,这是革命党暗杀团组织的第一次付诸实践的行动,揭开了晚清刺杀风潮的序幕。后来相继有1906年杨卓林谋刺两江总督端方,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1年李燮和、陈方度谋刺广州巡警道台王秉恩,蒋翊武谋刺湖广总督瑞徵等等。而在历次武装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总会刺杀镇压起义的罪魁以复仇。比如1908年安庆马炮营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范传甲刺杀清军协领余大鸿;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林冠慈等炸伤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李沛基炸死新上任的广州将军凤山等。当然,若是论起刺杀的重要性,1912年张先培等人刺杀袁世凯,彭家珍刺杀良弼,都是推动革命最终胜利的重要砝码。
万福华,安徽合肥人。他曾在清廷为官,目睹清朝腐败愤而辞官,后来加入华兴会,与黄兴等人成为革命战友。1904年,他在南京组建暗杀团,多次策划对清朝大员的暗杀计划。万福华刺杀王之春失败被捕,经过众人极力营救被判刑10年,1919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