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现当代文坛，莫言是绕不过去的一个作家，因为他是第一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莫言能够获此殊荣，足以证明他的艺术表现和文学创作功底是不俗的，但莫言文学作品的主题却一直比较有争议，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在故意丑化中国人以迎合西方的主流价值观。

在看过莫言作品的读者，都对莫言作品中表现的人性阴暗面记忆犹新，沉重的主题有时候压得读者很难受，以致于对他作品的接受度也就随之降低了。

文学作品到底应该表现什么，莫言说：“我有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

人们为什么要进行文学创作？这个问题随着文学作品的产生就有人在研究。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出自《尚书》的这句话意思是诗是用来表达思想情感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唐朝诗人白居易提出的，也是在探求文学的本质。“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更是直接表达了文学作品和生活的关系。

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绝对不是对生活的简单记载，而是要通过特定的生活的描述来表达一个共性的问题。

高于生活的文学作品要么就是对美好生活的赞美，要么就是对社会和人性黑暗面的揭露，这两者都是文学作品常见的主题，严格来说这两种主题都很正常，至于作者喜欢写什么样的主题，那是作者个人的自由。

文学界向来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学形式和文学作品主题的多样性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莫言却说：“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诚然他也承认这是自己的偏见。

莫言有这种观点也不是绝对的认知偏差，他对文学作品有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客观和历史原因的，一个眼中从没见过鲜花盛开的人无论如何也描写不出最动人的花开场景。

1955年莫言出生在山东省高密县，这个多次出现在作品中的地方，出生在那个年代的人都对三年自然灾害记忆犹新。

饥饿是伴随着莫言童年的主旋律，由于缺衣少食，莫言小时候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不过在那个时候能够生存下去已经是幸运的，还有很多人直接饿死了。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吃树根、吃野菜都是常见的现象，为了能够吃饱肚子，很多人已经顾不得礼义廉耻了，所以莫言从小见识到的就是人性丑陋的一面。

捡麦穗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农村十分常见的一个现象，收割过的麦地里总会有一些被遗漏的麦穗，捡麦穗就是一个积少成多的过程，也十分的辛苦。
母亲带着年幼的莫言去捡麦穗，却遭到了一帮小混混的欺负，莫言想带着母亲逃跑，可裹着小脚的母亲跑不快，很快就被人追上来。

莫言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欺负母亲，自己却无能为力。

这样的惨痛记忆莫言每次提起，眼泪就会濡湿眼眶。饥饿原本就让莫言的童年没有太多的快乐可言，被欺负的经历更是让他看到了人性恶的一面。

被迫辍学之后的莫言在高密县的第五棉油厂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走上了参军的道路，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参军期间莫言当了4年的图书管理员，在这段时间里莫言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让他萌发了写作的念头，也为他今后从事写作奠定了文学基础。

1985年，30岁的莫言考进了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从此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198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引起了文坛的注意，随后还被翻拍电影，莫言在文坛从此声名远播。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虽然给国家和民族赢得了荣誉，但也有人质疑莫言是用文学作品丑化中国人。

莫言的作品中确实有很多对人性阴暗面的揭露，《檀香刑》《丰乳肥臀》《蛙》等都是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赤裸裸的人性。

虽然文本读起来有些不愉快的感受，但这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或许只有更多的人认识到这种阴暗，才能让更多的阳光照进生活。

莫言大胆的笔触在发人深省的同时也触痛了很多人内心的神经，有的人习惯于看那些赞美的文字，对这种文字有一种抵触心理。

莫言习惯于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表达他认为的生活和人性本质是他的自由，而读者喜欢阅读什么样的文字是读者的自由，这两种自由都很正常，而且原则上来说也是互不干涉的。

莫言敢于说：“我有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就足以说明莫言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
敢说真话虽然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但敢说真话才是真正能发人深省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如果整个文坛都是一片谩骂之声，似乎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健康成长。

纵观流传下来的文学经典来看，揭露社会黑暗和人性本质的作品居多，比如《水浒传》揭露了官场的黑暗，《红楼梦》展现了人性的万千姿态，《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作品就更不用说了。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位读者有不同的欣赏标准，自然也就会有不同主题的文学作品，本质上并没有孰高孰低、孰优孰劣之差别。

敢于说真话这一点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好事，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最纯粹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