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的学问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鸿铭的装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回国之后，乃至当幕僚期间都是西装革履，后来便是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足蹬双梁布鞋，脑后拖着一条黄毛小辫，而且进入民国之后，他也衣冠不异昔时。

进入民国时期，可供男士选择的常服，主要为西装、长袍马褂、中山装这三大类。有意思的是，这三种服装都极具政治和文化代表性。“服”为心声，选择穿哪一种衣服，并不是简单的个人喜好，而是清楚地显示了一个人的思想倾向。

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西方文化，代表了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文化，而民国在政治制度技术、教育等方面全面学习西方因此自然也要接受西方文化的象征性符号—西装。参议员曾有澜,曾踌躇满志地说，既然民国奉行的是世界大同主义，“礼服即用西洋礼服可矣”。《服制草案》中也提到当时世界各国的服装风貌“趋用西式”，因此提倡中国人也“以同为宜”。长袍马褂呢？作为满清服制的遗存，许多进步人士纷纷主张应予废除。华侨陈嘉庚先生的主张尤为激烈：“中山先生倡革命，覆满清，其于清时遗制，革除惟恐不尽。衣服一端，亦深切注意……悖理之法，失时之制，皆宜以大刀阔斧，斫伐而削减之”。

反对者却视西装如洪水猛兽。1912年5月31日，《申报》登载了篇题为《汉口救国会断指悲剧》的文章，说在武汉救国会的成立大会上，一位青年学生“以极沈挚之态度登台演说外洋衣帽畅销全国之害，说毕，即抽刀断指，大书‘请用国货’四字，鲜血淋漓，张挂门外一时鼓掌之声如雷。继又有一青年学生未及冠亦上台演说，语尤激烈，竟痛骂到会诸人之着外国服装者说毕，亦抽刀断其一指，血书‘用外货不用国货亡国奴也’十一字。”由此可见，时人反对西装的个很现实的原因，是西装带动对西洋衣料的进口，进而伤害了当时胞弱的民族产业。孙中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1912年的一封《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中，指出“去辫之后，亟于易服，又急切不能得适当之服式以需应之，于是争购呢绒，竟从西制，致使外货畅销，内货阻滞，极其流弊”。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西装触碰到了文人心底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如果中国人都穿起了洋人的服装，那么泱泱中华文明在世界上还有立足之地吗？早在1876年，晚清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会见日本公使森有礼时，就激烈地批评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引进西式服装的做法：“仿效欧洲习俗，摒弃独立精神，接受欧洲统治，尚不知羞耻……遵循服装旧制，乃对祖先遗志追忆之体现子孙万代须谨守之。”

清朝覆灭后，中华文明却没有中断。因此，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尽管留洋蔚然成风，眼界不凡，回国后却仍旧喜欢穿一身老旧过时的长袍马褂，以示其志。其中的著名人物，有辜鸿铭、鲁迅、林语堂、徐悲鸿等。辜鸿铭祖籍福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妻东洋，却一生服膺中国文化，辛亥革命后更以清朝遗老自居。当他应聘北大，在这样一个新旧文化交锋的阵地，自然要旗帜鲜明地亮出他的态度。

值得一提的还有胡适，他是民国时期鼓吹“全盘西化”的代表性人物，但他在着装即偏偏拼命抵制西化，努力保已身上的中华文化元素。胡适穿西装，只有两种场合，一是国际会议，二是在美国留学和担任驻美大使，其余多数时候都是长袍马褂。这一身旧装，似乎成了中国文人在西学的冲击下，保留文化独立性的最后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