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何许人也？当年响当当的黑帮大佬，跺跺脚能震塌半个上海滩。

章太炎何许人也？名闻遐迩的国学大师，读书人听了这个名字无不肃然起敬。

说起黑帮大佬，你能联想到什么？黄赌毒？欺行霸市？欺男霸女？男盗女娼？杀人越货？无恶不作？

说起国学大师，你能联想到什么？当然是传道、授业、解惑，当然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人，怎么会有交情？

杜月笙

章太炎

章太炎于1869年1月12日出生在浙江余杭。早年本是个反清排满的革命家，有很强的民族意识。他曾这样自述自己的民族革命意识是怎样萌发的：“余十一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甲午战争中，清廷惨败，章太炎毅然加入了康有为强学会，来到上海编《时务报》、《经世报》和《译书公会报》，投身维新变法运动。他曾上书李鸿章，希望这位中堂大人能顺应时势，推动改良。变法失败，庚子事变，一连串的打击惊醒了章氏的改良梦。章太炎愤而投身革命，加入同盟会。他彻底否定改良派“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折中立场，写了《解辫发》表明自己与满清统治者誓不两立的立场，指出“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他这样赞美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在为邹容《革命军》撰写的序言中，他大声疾呼：“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在为革命奔走呼号的同时，章太炎也不忘读书、讲学、著述，先后写出了《訄书》、《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著作。他年青的时候师事俞樾、黄以周、谭献等清末学术大家，走的是乾嘉学派的治学之路，著力于经学、语言文字学、历史学等领域，在释经、训诂、历史、地理、章律、文物制度、天文历法等方面都卓有建树，堪称近代最后一位古文经学大师。此人天资聪颖、学问淹博，名气大、胆子大，脾气也大，一向目中无人，傲视群侪。他坐过清廷的监狱，也坐过袁世凯的监狱，都毫发无损地走了出来。袁世凯称帝后，他拿袁世凯给他发的勋章作扇坠，跑到总统府门前，跳脚大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等一时之豪杰都被他骂过，因而得了一个章疯子的雅号。据说那时候有家报纸的主编很讨厌章太炎的做派，每次报道他的言行，都会在标题上附加一句：“章疯子又发疯了！”间或有认同其观点的时候，则改为：“这回章疯子居然不发疯。”章太炎也确实常有异乎常理且令人发噱的举动。他流亡日本的时候有一次碰上警察查户口，需要填表格。他在“出身”栏填的是“私生子”，“职业”栏填的是“圣人”，“年龄”栏填的是“万寿无疆”，让警察当他是神经病。他也的确常以“神经病”自居：“成大事者，必有神经病，不才确实有些神经病。”就连骂遍文坛无敌手的鲁迅在他面前也只能“敛衽无间言”，在章氏去世时写下一篇《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称其为：“先哲的精神，后世的楷模。”

这样一位人人仰视的革命先驱、学界祭酒，怎么会屈尊纡贵，结交一个下九流的人物呢？这还得从章太炎的一个侄儿说起。章老先生的这个侄儿因上海法租界里的一处房产与人发生纠纷。对方颇有来头，且粗鲁无文，根本不买国学大师的账。章大师无奈，便听从别人的建议，试着给在法租界称王称霸的杜月笙写了封信。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兵荒马乱，纲纪废弛，谈不上法制建设，即便是著名学者碰上事也不是诉诸法律，而是借重人脉。

此时的杜月笙一心要结交文人雅士以抬高自己的声望，现在如雷贯耳的大名士有求于己，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岂能错过。他亲自出马，不费吹灰之力就摆平了纠纷。不等章大师登门致谢，他先乘车专程赶赴苏州拜见章大师，倒好像受惠于人的是他自己。

黑道大亨和国学大师，本是南辕北辙的两个人竟然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黑道大亨身上透着温文尔雅的气质，国学大师身上又透着率性豪爽的格调。两人意气投合，相见恨晚。交谈之中，章大师提出要给老杜改改名字。其实老杜爹妈的给他取的名字并不是“杜月笙”，而是“杜月生”，质朴有余而文雅不足。章大师在“生”字上面添了个竹字头，另外又取名“镛”，从此这位上海大亨便以“杜镛”为名，以“月笙”为号。大师取名当然不会乱取，那都是有讲究有来历的。“月笙”、“镛”出自《周礼·大司乐》疏：“东方之乐谓笙”，“西方之乐谓镛”。撇开出处不谈，“月笙”单从字面上看就比“月生”高了一个档次，“月生”给人的感觉就是个乡下来的饭馆跑堂的；“月笙”，月下笙箫，多么有意境，多么有诗意。——大师就是大师，不服不行！

送走了杜月笙，章大师回到客厅，蓦然发现老杜用过的茶杯底下放着一张两千银元的钱庄庄票。原来章大师虽然做学问有一套，但赚钱无术，生活有些拮据；在上海大亨的眼里，无疑更是寒酸的要命。大亨有意要接济一下大师，也算是结交的贽仪。大师倒也不客气，请人办事不光不用送礼，还收下了办事人送的礼。这就是当名人的好处。之后，老杜也时不时地接济一下大师，大师也是来者不拒。现在有些人存心制造文化偶像，把某些民国学者美化成冰清玉洁、爱惜羽毛、不食人间烟火的正人君子。其实你凑近了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章大师不肯向洪宪皇帝折腰，却肯向五斗米折腰。

章太炎的墨迹

杜月笙的墨迹

看官若是对杜月笙的性格及为人处世的方式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也就不会对他与章太炎结缘订交感到奇怪了。杜月笙深谙“马上得天下，不得以马上治之”的道理，在事业有成后很注重往自己身上涂抹文化色彩，也很注重笼络文化人。他设计的交游路线图就是网罗打手，访求书生，敬礼耆彦。

上海三大亨中，黄金荣粗横，张啸林奸邪，惟杜月笙一袭长衫，有潇洒出尘之风致。据说当时的名记者徐铸成原以为杜月笙就是一个“赳赳武夫”，见到本尊才发现这是一位身材修长、面色带青、脸型瘦削的老人，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言谈也不带脏字，倒显得文质彬彬的。其他帮会的成员的打扮都是黑绸短褂，单排密扣，敞怀揎袖，臂带刺青，指套钻戒，望之不似好人，跟现在影视剧中黑帮分子一般无二。杜月笙却要求他的手下衣冠整洁，天再热也不得袒胸赤膊。笼络文化人他也是不遗余力。凡是臣服于他的报社记者编辑不但没有丢饭碗的顾虑，而且可以按月领津贴，数目相当可观，据说存一年即可买一辆小轿车。今天看来这不算什么，可在那样一个许多中国人没见过汽车长啥样、大都市的主要代步工具还是黄包车的时代，这样的收入已近乎“土豪”。除了章太炎，杨度、章士钊、秦联奎、江一平、郑毓秀、唐世昌等一大批知识界名流都被他罗致门下。此外，杜月笙还出钱资助教育文化事业，在法租界创办正始中学，在老家浦东耗资十万元修建“浦东杜氏藏书楼”，并附设私塾。

杜月笙的投入并没有打水漂；章太炎也懂得投桃报李。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杜氏家祠在杜月笙的老家上海浦东高桥镇落成，杜月笙实现了他当年离开家乡时对外婆发的誓愿：“我将来回来，一定要一身光鲜，一家风光！我要起家业，开祠堂，不然永远不再踏进这块血地！”落成典礼声势极为浩大，轰动整个上海滩。宾客多达五、六千人。蒋介石、熊式辉、何键、张学良、张群、于右任、王宠惠、段祺瑞、吴佩孚、张宗昌等权豪势要都送了匾额或祝词。章大师则献上了一篇洋洋洒洒、古色古香的《高桥杜氏祠堂记》，其文如下：

杜之先出帝尧。夏时有刘累，及周封于杜，为杜伯。其子湿叔，违难于周，适晋而为

范氏，范氏支子在秦者复为刘，以启汉家。故杜也、范也、刘也，皆同出也。杜氏在汉也，有御史大夫周，始自南阳徙茂陵。自是至唐世为先望。其八皆祖御史大夫。惟在濮阳者祖七国时杜赫，自江以南无闻焉。宋世有祁国公衍实家山阴，江南之杜自是始着也。高桥者，上海浦东之乡也。杜氏宅其地，盖不知几何世？其署郡曰京兆。末孙镛自寒微起为任侠，以讨妖寇，有安集上海功，江南北豪杰皆宗之。始就高桥祠堂祀其父祖以上，同堂异室之制，近世虽至尊犹然。故诸子庶不立别庙，独为一堂，以昭穆叙群主，盖通制然也。凡祠堂为址八亩，其壖地以诗设塾及图书馆，所以流世泽帅后昆也。余处上海，久与镛习识。祠成而镛请

之为记。夫祠堂者，上以具岁时之享，下使子孙瞻焉，以捆致其室家者也。杜氏在汉唐，其为卿相在以十数，盛矣。上推至帝尧，又弥盛矣。虽然，自尧之盛，尚不能覆露其子，使袭大宝，其余虽登公辅，赐汤沐之邑，曾微百年，后之人至不能指其先世里居所在，此镛所知也。为子孙者，岂不在于自振拔乎哉？和以处宗族，勤以长地材，福倍汉唐盛世可也。其兄弟不辑其居处，日偷祸倍，矜寡无告可也。抑闻之，古之训言，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不可谓不朽。称不朽者，惟立德立功立言，宜追视杜氏之先，立德莫如大司空林，立功莫如当阳侯预，立言莫如岐公佑，其取法非远也。镛既以讨贼有功，其当益崇明德，为后世程法。然后课以道蓻，使其就文质，化为畔　，以跂于古之立言者。有是三者，而济以和宗族，勤地材，则于守其宗祊也何有。不然，昔之九望，奄然泯没于今者七八矣。虽有丹楹之座，穷九州美味之飨，其足以传嗣者几何？吁，可畏也，乃记之云尔。

参加杜氏宗祠落成典礼的名人及京剧名伶

攀高枝以抬高身价，本是古人叙家世的通例。章大师的这篇文章不仅从古书中扒拉出了被称为“小学之宗”的东汉御史杜林、西晋灭吴有功、研究《春秋》有成就的杜预、唐代撰著《通典》的杜佑等文化名人当作杜月笙的先祖，还把刘、范、杜三姓捏合到一块，如此一来刘氏、范氏的荣耀也可以由杜氏分享了。好歹他没拉来杜甫、杜牧充数，大概是因为经学家都瞧不起写诗的。此文一出，出身贫寒、连自己祖父的姓名都不晓得的杜月笙立马成了贵胄。

当然杜老板也没让大师白费心。词学大师夏承焘在当时的日记中就记了这么一条：“谓某翁近颇宽裕，为杜月笙撰杜氏祠堂记，得润笔五千金，其余数千一千不等。为段祺瑞寿序，比之郭汾阳，似亦得三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