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张元济参与、主持和督导商务印书馆近60年，带领着商务诸君以“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在毫无成例可援的情况下，凭着集体智慧，1903年推出“最新教科书”成为中国第一套现代教科书、1912年推出“共和国教科书”为变革中的国家确立全新文化标准、1922年推出“新学制教科书”诠释了民国教育改革巅峰…

从创办西学堂到编译教科书

　　 1899年3月，经李鸿章介绍，张元济入南洋公学任译书院主事兼总校，开始编译出版各类新式教科书。他主持编译了英国莫尔旦的《格致读本》、法国包尔培与英国保罗伯德台合著的《中等格致读本》、英国还琐米尔士的《万国通商史》、勃克鲁的《英国文明史》等。在1902年10月译书院第一次全本出齐的严复译《原富》扉页上，刊有南洋公学译书院图书广告，可知当时南洋公学译书院已出版的教科书有《格致读本》四本、《中等格致课本》八本、《小学图画范本》四本、《化学》十一本、《蒙学课本》三本等。当时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许多学术译著虽然没有以教科书命名，但作为公学学生的必读教科书在校内使用，也在校外发行。如严复译《原富》，经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立即引起了巨大社会反响。1902年夏，南洋公学留日学生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从日本留学回来，被派入译书院任职，后来，杨荫杭编译《名学教科书》、杨廷栋著《法律学教科书》及编辑《法制理科教科书政治学》、雷奋编著《国家学讲义》和《地方自治讲义》等都影响较大。

开启商务印书馆现代教科书编撰出版

　　 1903年，张元济因厌恶南洋公学中的官场习气，辞去译书院院长职务，接受了夏瑞芳的350元月薪（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译书院的月薪是100元）高薪聘请，开始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进入商务之后，张元济与夏瑞芳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以学制变更为契机，大举编撰出版现代教科书。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中写道：“自是厥后，商务印书馆始一改面目，由以印刷业为主者，进而为出版事业。其成为我国历史最长之大出版家，实始于张君之加入。”为了编撰出版现代教科书，张元济慧眼识英才，将部分为商务印书馆编写过教科书的爱国学社教员蒋维乔、庄俞等请到麾下，又邀请高凤谦、杜亚泉、邝富灼等知名学者进入商务印书馆，亲手为商务印书馆建立起一支国内一流的教科书编辑队伍。庄俞在《商务印书馆九十年》中写道：“计自光绪二十七年至民国十年止，我馆为了创编教科书，经张菊生先生领导之下，编译人自数人增加至百数十人，在馆外帮忙的还不计其数，荜路蓝缕，煞费苦心，得成一种辅助教育的新事业。”

　　 为了编好该书，张元济、蒋维乔等本着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常常围坐一桌共同讨论。据蒋维乔在《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1897～1905）》描述：“当时之圆桌会议，惟在最新初小国文着手之时讨论最详悉。第一二册几乎每撰一课，皆讨论至无异议方定稿。至三四册以后，则由各人依据原则自行起草，草成之后，再付讨论；亦有由一二人先行讨论者。”而且日本高等师范学院教授长尾槙太郎、日本前文部省图书审查官小谷重作为与商务合资的日本金港堂方面代表也经常参加集体讨论。

　　 1903年，中国第一套按照学制分学科学年学级且配有教授书的现代教科书开始编撰出版。蒋维乔在《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1897～1905）》写道：“一、此书既出，其他书局之儿童读本，即渐渐不复流行。二、在白话教科书未提倡之前，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故在彼一时期，能完成教科书之使命，舍《最新》外，固罔有能当之无愧者也。”张元济编纂与校订有多种国文、修身、历史、地理等现代教科书，并书写了习字帖。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就曾记载1912年前后张元济在编译所的工作情形，并称其像一个学校里的课堂：“这个编译所规模可大了，一大间屋子，可能有四五十人吧？远不同我从前所游历过的那些编译所。每人一张写字台，总编辑的那张写字台特别大，有一个供参考用的书库。既不像叶浩吾那个‘启秀编译所’的杂乱无章，又不同蒋观云那个‘珠树园译书处’的闭户著书的型式。虽然这个大厦聚集许多人，却是鸦雀无声，大有肃穆的气象……张菊老似一位老师，端坐在那里，披阅文稿，也难得开口；编译员似许多学生，埋头写作，寂静无哗，真比了课堂，还要严肃”。

　　 20世纪初叶的中国政权更迭频繁，时代变化迅速，常常是教科书本身尚未成型固定而时代却变了。这就迫使张元济带领着商务印书馆必须不断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抓住教科书发展的新动向。庄俞在《谈谈我馆编辑教科书的变迁》中写道：“学制修改一次，教材跟着变更一次，往往一部还未出全，又要赶编第二部，我馆对于此点向来是很注意很敏捷的。”如1912年革故鼎新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商务推出的“共和国教科书”为现代教科书及现代社会发展奠定了一个全新的基础。这套教科书正式实现了“格致”到“科学”的转变，具有思想解放意义；全新界定了“人”的基本属性，强调“公民”作为现代人的身份意识；积极展现了“共和国”的乌托邦憧憬，诠释出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同时，“共和国教科书”创造中国百年历史上版次最多的出版神话。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等小学春季始业）》第1册1922年2月1931版、第2册1926年7月2358版，而《共和国教科书公民须知（国民学校修身科学生用）》于1917年1月初版，到同年10月就已经45版了。

　　民国初年，杜威的进步教育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新教育思潮从政府到民间风行一时。同时，为了解决国民普及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以自学辅导主义为代表的新教学方法席卷全国。商务印书馆顺势推出有“民国新教科书”、“实用教科书”、“普通教科书”等。在新文化运动和普及教育呼声的直接推动下，商务抢先将国语运动的成果以教科书的形式凝结，1919年推出“新体教科书”成为第一套用白话文系统编撰出版的小学教科书。伴随着1922年新学制改革，商务汇推出了新学制教科书共计三大类166种527册：第一大类别是依据《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编撰的“新学制适用教科书”，其中小学部分既有初（高）级小学用教科书，也包含有新法后期小学用教科书，初中部分既有“混合编辑”教科书，也有“分科编辑”的“现代教科书”。第二大类是用“文言文”编辑的“新撰教科书”。第三大类是“适合新学制中等教育段课程，取材至现代为止”的“新著教科书”。这套教科书被商务印书馆称之为“最完备的教科书”达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教科书编出版的最高峰。此后，伴随着党化教育的确立与实施，1927年开始推出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新时代教科书”，1931年开始推出“基本教科书”。在1932年1月29日遭遇日本轰炸之后，在战火中成为废墟商务印书馆激愤中喊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利用劫后余存旧纸型，推出“复兴教科书”。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立编译馆开始推出国定本教科书，但商务印书馆一方面不断修订其他学科教科书，一方面在国定本教科书发行中一直处于第一的位置。

奏响中国现代教科书华彩乐章

　　 就中国现代教科书的整体发展而言，张元济不仅带领着商务印书馆凭借优良的各种现代教科书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脱颖出并处于龙头地位，而且在商务的强势引领下，民间书坊教科书编撰出版争先恐后、百花齐放，奏响了中国现代教科书编撰出版的华彩乐章。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当时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几个民间书坊的创办者都出自商务，如中华书局创办者陆费逵、世界书局创办者沈知方、开明书店创办者章锡琛等等，他们不仅早期都在商务工作，而且他们创办的书坊中许多编辑也是出自商务。或许他们后来与张元济在编撰出版的理念上有差异，但都深受张元济严谨工作态度及独立文化人格影响。特别是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种类、形式、内容等对于这些后来者亦或是同期竞争者都有着极大的影响与比照。于是，各大书坊带着对教育的全新价值预设以及具有历史进步方向性的洞察力，积极地在时代问题的思考下竞相编撰出版，使得现代教科书发展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从1903年商务印书馆第一套现代教科书编撰出版到1922年新学制教科书的多样发展，中国现代教科书在各大书坊的勤力耕耘中不断走向成熟与完善，从普通教育到女子教育以及社会教育，教科书迅速普及与推广；从分别学科到综合编制，教科书的门类构建尝试着调整与更新；从黑白到彩色、从静止到连续动作插图，从课前或课后设问到单元出现及专门复习内容安排，教科书注重儿童认知发展的基本特点；从学科知识到生活主题，教科书更注重科学的编排与设计；从文言到白话以及外国语，从新式标点到注音符号，教科书的文化语境不断丰富……从《国文》到《国语》、《作文》，从《修身》到《社会》、《公民》，从《理科》到《自然》、《常识》……中国现代教科书不断映射出风雨如晦岁月中编撰出版群体有为的思想样貌，一代知识分子对全新生活的召唤，这在中国政局陷入混乱时，成功地为民国教育确立起根基，并在更长远的时间内产生重大影响。

　　 张元济是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带领着中国现代教科书走上世界大舞台的人。商务印书馆从1911年开始多次参加世界博览会，而每次送去的展品中都一定有教科书。如1915年在美国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展示过的教科书就有商务1906年的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和1907年出版的《经训教科书教授法》等。张元济一生努力不懈、坚韧前行，开创先河、引领风骚，实为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