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窦海军

此次台湾之行，对于“风景体验”之类不抱什么期待了。只是想看看亚洲地区，尤其是华人社会，到底把民主搞成了个什么样子；看看西方民主这煎牛排，东方人吃了，会不会永远地消化不良闹肚子。还想看看台湾故宫里的老玩意儿，据说那都是从北京故宫挑选的精品。事实上，第一个“想”，在承认普世价值的我这里，早已有了思想的结论，此行只是想亲身体验一下罢了。在台湾故宫，当我看到乾隆大皇帝的艺术趣味是如此的琐碎小气时，我猜他一定是个心眼和见识都不很大的人，进而也就理解了他闭关锁国、错过了现代文明的种子植根于中华大地的机会，原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专制制度下，皇帝的性格、德行，往往就是国运、国风的大概模样。

此行的意外收获，是看了三个名人的故居——胡适的，林语堂的，蒋介石的。在这三个故居中，我都有些意外的感受和感慨，下面说说关于胡适的。

胡适1958年应蒋介石之邀，从美国回台湾做中央研究院院长。蒋和研究院都要拨钱给胡修宅子，胡对代院长李济说：“我盼望最切的有两点：1、我要的是一个学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院长的住宅。2、我仍坚持此房子由我出钱建筑。”为此，他先寄上2500美金，并表示如果不够再通知他追加。

胡适的宅子建在中研院的院子里，说是为了去图书馆方便。宅子一点都不豪华，现已成为胡适纪念馆。走到书房，讲解馆员说胡适很少在这里呆，读书写字大都在别处，原因是他觉得这个书房有点像监狱。原来，书房的窗外是个与窗子贴得很近的高高的花墙，虽然墙上布满孔洞，但还是有些封闭压抑的感觉。这个细节令我联想到，胡适的生活虽然不图奢华，不喜欢物质层面的雕琢矫饰，但对于精神、心理层面的舒适自在，他还是蛮敏感的。这自然不是暴发户的品位，还与他自由主义的、开放的、西化的观念及生活习惯有关。真正有趣的问题是，他为什么宁可不用这书房也不拆掉外面的花墙呢？身为院长，又是自己掏钱盖的房子，小小修改一下，有何难呢？其实，这大概正是胡适性格的一个细微表现。

胡适和鲁迅，都是中国现代史中自由主义独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然而二者的性格、文风却构成了温和宽容与犀利不宽恕的两极。胡适也反封建也批判传统文化，却时常要肯定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胡适也反独裁专制，却没有与专制主义者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势不两立；胡适也努力保持独立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处境，却与国民政府有着适度的合作；胡适也批评蒋介石，却与蒋是终生互敬的诤友；胡适也倡导自由恋爱，却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小脚夫人相伴终生……相比之下，鲁迅在这些方面却显得异常的不含糊，不妥协，甚至是决绝。如果把鲁迅比作峭拔险峻的山峰，胡适便是广阔平静的大湖。谦谦君子、儒雅包容又不失原则，才是胡适的风范。胡适尚改良，对激烈的革命抱以审慎的态度。他的一生都在向蒋介石进谏，促其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而鲁迅的反封建反专制更加激烈、彻底。胡适的前瞻性、建设力更强一点，鲁迅的破坏力更大一些。我想，医治中国封建专制这个脓疮顽疾，如果是鲁迅负责切除坏肉，胡适负责生出新肉，可能是绝好的搭配。可事实上，他们却是互敬的论敌。若想让他们在现实中成为和谐的搭档，往往是文人性格所不能及的，这该由伟大的政治家来实现。然而，中国是没有华盛顿那样的政治家的。

1929年，回国不久的胡适就在《新月》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一文，严厉批评了中国社会缺乏人权、缺乏法治的状况。他还举例说，安徽大学一位学长（刘文典）因为顶撞蒋介石而被拘禁，家属只能四处奔走求情，却“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这就是人治。他呼吁，中国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制定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至少也应该制定一部训政时期的约法，以保障人权，实行法治。随后，胡适又发表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和《知难行亦不易》，文章质疑孙中山以民众素质低下为由，主张在制定宪法之前要有一个“训政”阶段的思想，批评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 “可以作一班不学无术的军人护身符”。并说“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这话，今天听来，仍有意味。

三篇文章发表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侮辱本党总理，诋毁本党主义，背叛国民政府，阴谋煽惑民众”为由，要求中央拿办胡适，北平、天津、江苏、青岛等地也有类似提议。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离开上海。在此期间，据说蒋介石不仅对胡适采取了“优容”的态度，还试图接受胡适等人的口号，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只是因为胡汉民等的极力反对，才没有成功。

1932年11月下旬，胡适在武汉第一次见到蒋介石。第二天晚上，蒋介石又派秘书专程请接胡适共进晚餐。晚宴还有顾孟余、陈布雷、陈立夫等人。胡适没有与蒋单独谈话的机会，他送给了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后，便先行离去了。

胡适认为：道家集古代思想之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之大成。他送此书，是想向蒋介石传达无为政治的道理，就是君主的知识有限，能力有限，必须靠全国的耳目为耳目，靠全国的手足为手足。这样便是“众智众力”的政治。相反，一个掌握大权的人如果太相信自己，太有为能干，那就是老百姓的灾难。胡适的这个认识，颇含有民治的意味。胡适的这一观点，至今都不失警醒价值。

后来蒋多次请胡出山从政，1948年蒋甚至推荐胡竞选总统，却都被胡谢绝。胡不想失去自由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处境。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知有几人能够抵挡住这样的诱惑。

1952年11月，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蒋经国代表蒋介石前往机场迎接。几天后，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创刊三周年纪念茶话会上的演讲中强调：“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他还说：“单单在宪法上有保障言论自由的规定是不够的，我们还须努力去争取。如果我们不去争取言论自由，纵使宪法赋予我们这种权利，我们也是不一定会得到的。”

次年1月16日，蒋介石设宴为胡适饯行，席间胡提出台湾没有言论自由等一些很尖锐问题。胡适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负责军情和保安的、善于残暴镇压的高级将领）。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的。他还说，宪法只赋予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而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对于这些近乎指责的谏言，蒋介石竟然能够接受。

一个坚定的崇尚民主反对独裁的人，却与独裁者保持了这样的关系，这便是胡适。不激烈，不嚣张，不轻易破坏，优雅从容，又不委曲求全，这便是胡适性格，胡适风格。这便是胡适不喜欢这个书房却不拆除花墙，同时又不肯委屈自己沦于这个书房的深层因由吧。

窦海军：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北京摄影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开始研习摄影，至今共有800余幅摄影作品发表、入选和获奖。1986年发表第一篇摄影美学随笔《美的寻觅》，至今共在中央级报刊发表摄影理论(批评)文章、经济类文章和少量诗歌散文6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