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胡适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思想上的领先，在于一种天生良好的触觉与真正的世界视野的结合。这样的方式，决定了胡适对万事万物有一种最本真也最符合规律的看法。正是那种最清明的本质，决定了胡适的人生走向，也决定了他的生命轨迹。”

对于胡适，我一直有很大的兴趣。在这个人的身上，隐藏着很多值得大力推崇的东西，譬如清明而理性、中庸而平和。他的人格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的集大成者。而这样的人竟然出于徽州，竟是从这样狭小闭塞的小山村中走出去的。

–壹–

每次到上庄，我都会想，究竟是什么力量和缘分使得胡适成为这样的一代宗师呢?他理性、内敛、宽容、温文尔雅，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但同时他又有着最清明的思想和追求，有着最浪漫的方式。

他一辈子看似平和，却异常执着；在最大的追求上一直郁郁寡欢，满腔无奈。他倡导的清明、民主、知性在这个国家中发展得非常艰难。

就个人来说，他是那样的富有魅力，尤其是深得知识女性的仰慕，但同时，他又有一个裹小脚的旧式太太，而且他自认为很完美。他拒绝了无数倾慕和爱意，但偶尔失足。

在他的一生中，他看起来总是那样平静，似乎人生任何的波澜对他来说都是细小的涟漪，一切矛盾都在他的思想和操守中轻而易举地融化。但所有的一切就那么风平浪静吗?他的内心真的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吗?

毕竟，一个最伟大的人，也有着最基本的欲望和要求，有着难以平衡和割舍的牵挂。而这个人，是怎样达到这种表面的平衡呢?

胡适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这似乎一直存在着争议，不仅仅是官方评价，即使在民间、在学术界，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相比较而言，争议最小的，算是胡适的做人了，“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这是林语堂对胡适婚姻的精辟戏说。

一个普遍的看法是，胡适一开始只是一个传统的书生，有着惊人的勇气，敢为天下先，而后才成为一个有着“浩然之气”的大儒，成为一个睿智的长者。

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美德，尤其是儒学，在胡适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胡适可以说是既“成功”又“成仁”的典范。

“成功”，指的是知识分子对于事业的追求；而“成仁”，则是内心和人格的自我完善。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说，胡适的一生完全符合儒家的人格模式，他的思想和行为体现着中华民族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克己复礼、不狂暴、不玄想、善领悟、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的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讲求关系、反对冒进、轻视创新……”

这种人格的最终形成不单单是个人自我修炼的结果，更多的是传统巨大力量的影响，是那种无形中存在的巨大传统力量，将一个内心敏感、带有叛逆性的徽州乡下青年最终变成了一个带有完全中国人格的“大儒”。

胡适的人生轨迹以及他性格的形成原因，一直是我感兴趣的。也正因如此，我对上庄那块地方充满热情。我以为，胡适相对完美人格的形成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胡适内心当中最本质的东西，与徽州有关，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

–贰–

胡适的童年是在绩溪上庄度过的。在上庄，仍存有胡适曾经居住的老屋，洁净、简陋，算不上富丽堂皇，看得出，当年胡适的家境一般。

对于上庄，胡适一直怀有很深的感情。20世纪60年代初，漂泊了近半个世纪的胡适，仍常常念叨自己的家乡，在那本《胡适口述自传》中，第一章的标题就是《故乡和家庭》，接下来的第一句就是——我是安徽徽州人。

在书中，胡适描述了很多关于家乡的事情，对于徽州的山山水水，这位儒雅的徽州人总是无法割舍。而在胡适早些时候亲自撰写的《四十自述》中，胡适更是像一个文学青年一样，几乎是在用小说的手法描述着他的童年往事，生动活泼，记忆犹新。

胡适1891年12月17日出生在上海。胡适的母亲是胡适父亲(胡传，又名胡铁花）的第三任妻子，双方年龄相差30多岁。胡适出生两个月后，由于他父亲赴台湾省上任，胡适便随母亲迁居到台湾。

不久，《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胡适父亲在回家途中于福建病故。3岁多一点的胡适跟母亲辗转回到了老家绩溪上庄，直至胡适14岁时离开，胡适在上庄一共待了9年多。

胡适在上庄的这一段时间是相对平静、充满乐趣的。在玩耍的同时，胡适系统地跟着塾师习诵了《孝经》、《小学》、“四书”、“五经”，还阅读了《三国》《水浒》《七剑十三侠》《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夜雨秋灯录》等古代小说，到11岁时，胡适已经开始阅读《资治通鉴》这样的书籍了。

少年的经历，使得胡适特别早慧，他写道：“所以我到14岁来上海开始作古文时，就能作出很像样的文字了。”

胡适的父亲胡传死时，胡适母亲仅仅23岁。当年胡适的母亲自己做主嫁给胡传做续弦，在上庄，很是引起了一番议论。等她回到上庄时，已是物是人非，既是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处境非常艰难。但胡适的母亲有着徽州女子的典型性格，她自尊、识大体、顾大局、忍辱负重。她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聪明懂事的胡适身上，她一直盼望着胡适读书成名，甚至叮嘱他每天要拜孔夫子。

胡适很小就感到了生活的压力，感到前途的压力、岁月的艰难。聪明而懂事的胡适每晚放学总要对孔夫子像作一个揖，也许对于胡适来说，最初的偶像就是这个终身相伴的老者。

就这样，胡适的母亲以她的坚韧和得体影响着少年胡适，也使胡适养成了平和、善良以及清明的性格，非常懂事，非常能体谅人，也能够自我牺牲。胡适写道：“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叁–

正是这种善良而顺从的个性，以及对母亲强烈的感恩心态，使得胡适即使在留学荣光之时，仍遵从母亲的意见，迎娶了附近江村的小脚女子江冬秀。

绩溪上庄所倚的，是一道很高的山峦，那道山峦背后，就是旌德江村。当年，胡适就是从这里步行约20里，去江村迎娶了小脚女子江冬秀。

胡适与江冬秀的结合是典型的包办婚姻。胡适13岁那年随母亲到姑婆家走亲戚，正好与江冬秀的母亲相遇。江母见胡适眉清目秀、异常聪明，就提议结为秦晋之好。胡适的母亲起先没答应，这当中主要的原因是江冬秀(1890年生）长胡适一岁，又属虎；同时双方的家境也不相配。

但不久，胡适的本家叔叔，也即江冬秀的老师为此多次游说，并且进行了八字测算，发现二人很契合。于是在1904年，胡适、江冬秀由双方母亲做主缔结了婚约。这时候胡适只是一个懵懂少年，又没有经过什么世面，当然也顾不得表达什么意见，一切都是母命难违；或者一切都由母亲做主，也懒得理会了。

一直到1917年胡适从美国专程回绩溪奉命成婚前，胡适都没有见过江冬秀。对于此桩婚姻，胡适到美国后，也曾一度想悔婚，但他挡不住母亲的坚持。

可以这样说，胡适并不是一个情商很低的人，甚至可以说，他一直敏感多情。在美国时，胡适就有一个美国女友韦莲司，双方的交往也达到了情浓意切的程度，但因为家中有订婚的妻子，胡适还是做出了痛苦的选择。与此同时，另外一个留洋女子也颇得胡适的好感，那就是才女陈衡哲。陈衡哲当时在美国潘萨大学读书，专攻欧洲历史。还是因为这样的背景，这段堪称绝配的爱情最终成了泡影。

胡适坚守包办婚姻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母亲，出于孝道。因为胡适一直很善良，在对待母亲的意见时，他甚至可以说相当懦弱。并且，胡适甚至有某种程度的恋母情结，他对母亲十分尊敬，而又深感母恩无以回报，只好认可母亲包办的婚事，因为这是对母亲恩情最好的报答。

胡适在给其美国女友韦莲司的书信与日记中，就曾讨论过“容忍迁就”与“各行其是”的问题，“在家庭关系上，我站在东方人的一边，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母亲，她对我的深恩是无从报答的。我长时间离开她，已经使我深感愧疚，我再不能硬着心肠来违背她”。

而母爱让他觉得负重太多，这是一种“近乎基督教的原罪，这个罪是无论如何都赎不清的，和江冬秀结婚，只是赎罪于万一罢了”。除了长期受儒学“忠孝节义”的思想影响以外，还有“诚信”——对于胡适来说，既然母亲已经订下婚约，就应该信守承诺。

当胡适的家乡谣传胡适已在美另娶时，胡母在给胡适的信中要求澄清，胡适于1915年10月3日写了一封8页的长信，力辩谣言之无稽，其中说道：“儿久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儿久已自认为已聘未婚之人。儿久已认冬秀为儿未婚之妻……”胡适在“不可毁”“不必毁”“不当毁”的旁边密圈加点，以示其诚，由此可见他信守之意是何等坚定。

就这样，1917年，胡适专门从美国赶回到绩溪上庄，在那间简陋的屋子里，与江村女子江冬秀完婚。

我不知道胡适在新婚之夜见到江冬秀的感受，但可以推断的一点是，当胡适见到还算是眉清目秀的江冬秀，不禁会为自己感到庆幸吧!

婚后，在短暂的生活中，胡适从江冬秀的身上，看到了母亲的影子，这使得他有了不少安慰。

不久，胡适回到北京，留下江冬秀独自照看生病的母亲。直到1918年，江冬秀才离开上庄，去了北京。

这对新婚夫妇的生活一开始当然是不和谐的，但精明的江冬秀很快就摸清了胡适的弱点，这位大学教授就是要面子，要虚荣。几个来回的争夺之后，书生胡适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应对措施，而聪明的江冬秀也相应调整了策略。于是，这个家庭最起码在场面上看起来是和谐而幸福了。一对男女，只要在一起生活了，彼此之间，很快就会水乳交融。这交融，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还有着不分彼此的亲情。

江冬秀是位典型的徽州女人，勤劳、宽容、坚韧，会生活。她会做胡适最爱吃的徽州一品锅和徽州面饼。除此之外，江冬秀还可以在很多事情上显示出泼辣的男儿气，给文弱的胡适以精神上的支撑。

胡适很快就接纳和适应了江冬秀，甚至表现出某种依赖。在胡适看来，江冬秀对生活的理解更直接，也更切实可行，而且在大是大非上绝不糊涂，有着非常好的“大局观”。对江冬秀，胡适变得“久而敬之”。胡适自己解释这句话时说：“久而敬之这句话也可以做夫妇相处的格言。所谓敬，就是尊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尊重对方的人格。要能做到尊重对方的人格，才有永久的幸福。”

对于江冬秀，胡适越是到晚年越有溢美之词。胡适说她“不迷信、不看相、不算命、不祭祖先。她的不迷信在一般留学生之上”。在双方相处当中，江冬秀反对胡适走仕途以及不给功名压力的态度尤其让胡适赞赏。

胡适一直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回国之初就反复表明远离政治、不做官的态度。这对一个徽州人来说，尤其难得。同样，江冬秀对仕途也很厌恶。

胡适1938年任驻美国大使后，曾在信中表明态度：“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到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20年，从来不作这样想。”还曾说：“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

作为一个旧式女子，江冬秀能有迥异于世俗的胸襟见识，十分难得。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

当然，江冬秀的不劝勉胡适做官主要是从家庭的安全和稳定考虑，因为当时中国社会动荡，政治风险莫测。以女人的直觉，她当然不愿意自己的丈夫去蹚这浑水。也许跟所有文化水平不高的妇女一样，江冬秀所要的，只是一个丈夫，至于其他的，都是可有可无的。但正是因为这点，胡适对江冬秀由衷地敬重。

胡适与江冬秀就这样成为一对典型的生活夫妇。也可能正是从江冬秀这里，胡适找到了港湾的感觉，让他安全而亲切。这样的婚姻，可能缺少的是爱情，但有的却是默契和亲情，而且相濡以沫。

对于很多共同生活的人来说，爱情可以说是一种奢侈品。胡适的修养和性格决定了他会容纳很多人，如果不是江冬秀，换上另外一个人，他同样也可以与她快乐地生活，白头偕老。

胡适曾经写过一首小诗《回家》，描写了他对上庄的美好感受：“疏疏落落的几声雁鸣，在耳的九曲弯道中，扰乱了我做梦的次序。或者，是月先坠入小溪，然后小溪流出故乡。或者，是小溪先流出故乡，然后月才坠入小溪。”

我想，不论胡适的名声传播有多远，或许他将穿越历史纵深，横跨若干时代，但他疲惫的灵魂，终将回归自己的故乡。

文：赵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