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蒋介石的原籍, 人们自然会想到浙江奉化。这是官方及史学界均已认同的结论。但是, 鲜为人知的是, 关于蒋介石的原籍还有另一个版本, 那就是河南许昌。早在1926年江南就有不少关于蒋介石就是河南许昌的郑三发子 (即郑三发) 的传言, 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初, 香港作家唐人根据蒋介石的一位侍卫官提供的郑发找蒋介石认亲的史料, 写成的《金陵春梦》第一集《郑三发子》问世以来, 关于蒋介石原籍许昌的传闻更是沸沸扬扬。那么蒋介石到底是不是许昌的郑三发子?他又是怎么从许昌到奉化的?他的“胞兄”郑发几次赴重庆、南京寻亲认弟, 蒋介石为何态度暧昧?种种谜团令人费解。为揭开谜底, 本文作者李耕五进行了长达30年 (1978-2008) 的考证。

蒋介石就是许昌的郑三发子?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由于河南许昌人郑发先后几次到重庆、南京找蒋介石认胞弟, 从而引发了蒋介石是河南许昌郑三发子之说。其实相关传闻早在20世纪20年代北伐时期的江南就曾出现过, 20世纪50年代初唐人 (1919-1981, 江苏吴县人, 本名严庆澍, 香港《新晚报》副总编辑, 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的《金陵春梦》 (一部长达23万字的章回小说, 描写了蒋介石在大陆从崛起到覆灭, 然后逃到台湾的一生) 一书出版后, 此种传闻更是风靡全国。那么, 河南许昌的郑三发子为什么成了浙江奉化的蒋介石?

关于这一点, 新中国建立前, 郑发 (又名郑大发子, 1973年病故) 曾多次对人讲过:清光绪十七年 (1891) , 许昌遭旱灾, 父亲郑福安在家饿死, 母亲王采凤带领8岁的他和5岁的弟弟三发逃荒要饭到开封, 后又带领他兄弟二人到寺后街益泰盐店浙江奉化人蒋肃庵家当女佣, 因蒋死了夫人, 就收母亲王氏为填房, 改名王采玉。到了光绪二十一年 (1895) , 蒋肃庵就带领母亲和弟弟返回奉化, 从此弟弟改名为蒋介石。

20世纪90年代中叶, 许昌市史志办退休干部刘文松提到他上中小学时, 爷爷常给他讲的一件稀奇事:爷爷刘合印和王采凤的堂兄王伯龄是好朋友, 光绪十八年 (1892) , 爷爷跟随王伯龄去开封看望其堂妹王采凤, 去后蒋肃庵待他们非常好, 还挽留他俩在开封游住许多天, 光绪二十一年, 蒋肃庵带领王氏母子返回奉化后, 还两次给王伯龄来信。

20世纪50年代初, 《金陵春梦》在香港《大公报》、《新晚报》连载三年后, 于1955年出版前, 蒋介石派特务想出高价买断版权, 禁止出版, 但未能成功, 这使蒋介石非常气恼, 所以《金陵春梦》出版后, 他又派特务向该书的作者唐人多次写恐吓信。但蒋介石本人却始终没敢登报声明, 说该书所写是假, 他蒋介石不是河南许昌的郑三发子。

关于蒋介石是不是河南许昌的郑三发子, 早在北伐时期的1926年也有过不少传闻:一是河南新郑县“国大代表”刘增若在抗战时曾对人说, 他北伐时在江南就看到有人写“打倒带犊儿蒋介石”的大标语。而“带犊儿”就是河南人对“拖油瓶”的称呼。二是蒋介石第二夫人陈洁如著的《我做了七年蒋介石夫人》一书中也说:1926年9月, 陈从上海乘船去九江找蒋介石, 在船上她听到有人私下议论蒋介石不是蒋家亲生。到九江后, 她给上海的母亲写信提到了这事, 母亲派人调查后, 才知蒋介石原是河南许昌的郑三发子。

另外, 1941年, 郑发赴重庆找蒋介石认弟, 尽管蒋介石没有亲自接见, 但是却让自己的妻子宋美龄出面接见了前来认亲的郑发。郑发面见宋美龄时, 不仅呈上了自己的照片, 还当面向宋美龄阐明了自己认亲的缘由。因此, 蒋介石死后, 我本希望熟知当年郑蒋认亲详情的宋美龄能在其回忆录中将此事披露出来。但我等了许多年, 直到2006年宋美龄逝世才知道她的回忆录根本没有写。现在蒋介石已死去30多年, 蒋家第二代、第三代也都相继去世, 如今已没多少人知道当年郑发认亲的事了。

郑发找蒋介石认弟

1978年我在许昌造纸厂任劳资科长期间, 正值“文革”后平反冤错假案。一天, 一位叫郑喜云的女士来找我, 说她原是造纸厂的职工, 因新中国成立前父亲郑发去重庆、南京找蒋介石认亲, 故厂里有人说她是蒋介石的侄女而被清洗回家。我问她父亲到底是不是蒋介石的胞兄, 她只把她父亲新中国成立前到重庆、南京找蒋认亲的事说了一遍, 至于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各级政府对她家的种种关照只字没提。

当时我即给《金陵春梦》的作者唐人去信, 把郑喜云所谈之事告诉了他。唐人先生先后四次给我来信, 希望我帮他做好郑喜云的思想工作, 让她说出更多的真实史料, 以利他进一步修改《金陵春梦》。

经过与郑喜云多次交谈, 最后她终于对我说了真话。原来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政府对她家关照很大, 甚至1944年初中日在中原会战之前, 重庆国民党政府内务部还给她家来信并寄款叫她全家迁往重庆避难。郑喜云母女到重庆后, 和父亲同住重庆白公馆, 生活待遇极优, 戴笠还专门给14岁的她请了个家庭教师教她学文化 (因过去在家没上过学) , 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后, 又让她到监狱外上小学。戴笠“老婆”邹志英曾亲口对她说:“戴局长让你上学, 主要是蒋夫人想收养你当她的亲女儿。”自此, 狱中有人背后称她为“小公主”。自1941年她父亲去重庆寻蒋认亲, 到1948年最后一次到南京寻亲无望折返, 蒋介石虽然始终没召见他, 却在重庆时让宋美龄看过郑发上呈的照片后代蒋召见。

当时在息烽监狱当会计的黄彤光也曾经撰文说, 当时她在“息监”当会计, 每月发给郑家的特殊津贴费还是她送去的, 郑发的老婆曾亲口跟她说了许多郑发找蒋介石认弟的经过。

当年, 郑发一家三口在息烽集中营居住时和韩子栋 (中共党员, 曾被国民党关押监狱14年, 小说《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 与“小萝卜头”一家三口相交甚好, 其间郑发还把他们找蒋认亲之事告诉过韩子栋。1947年秋韩子栋通过装疯成功越狱后到许昌找过郑发。当时郑发利用他在当地政府的威望, 掩护韩子栋在许昌火车站附近的交通旅社住了40多天, 临走时郑发冒险给他办了个“身份证”, 使他平安越过国民党黄河封锁线, 顺利到达豫北解放区找到党组织。

1987年5月1日, 韩子栋带领“小萝卜头”的两位兄长宋振华、宋振镛40年后重访许昌时, 向我述说了郑发对他所谈的一切和戴笠对郑发一家三口在“息监”的特殊关照, 以及郑发老婆魏氏面对监狱主任周养浩大骂“郑三发蒋介石是六亲不认的畜牲”等等。我根据所掌握的口传及文字资料, 先后撰写了《蒋介石是不是河南许昌人?》、《郑发找蒋介石认亲再调查》并发表。

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我还见到了郑发写给蒋介石的两封信, 这两封信是郑发第二、第三次到南京认亲时分别写的, 全文用隐语写成, 信中除了把他们的“父亲郑福安”称为“老师郑福安”, 把“同胞”称为“同学”, 把在开封的时间写晚了几年外, 还把民国十八年蒋介石与冯玉祥打仗时, 蒋介石曾来许昌找过郑发不遇, “殊觉怅然”之事写了下来。俗话说“师生同父子”, 这两封信所暗含的玄机令人唏嘘不已。

第一封信标明的国民党政府收文日期是1946年12月13日, 收文编号为“京府字第15517号”, 标题为“续函为曾于福安馆内同学分别来京晋谒无门”;该信信封标明“蒋主席亲启”, 落款为“本市 (南京市) 升州路糯米巷15号郑发呈”。信的正文为——

主席钧鉴:

敬禀者。窃郑发62岁, 原籍河南许昌灵沟镇人, 于清光绪二十五年 (1899年) 曾在开封郑老师福安馆内求学时与主席系属同学, 别后数十年, 始终不克一晤。至民国十八年 (1929年) 秋, 并蒙主座召见, 因发离家未遇, 殊觉怅然。发分别来京晋谒无门。

同学敬请

崇安!

民人郑发拜启

第二封信所标收文日期为1948年6月2日, 收文编号为“总字第326号”, 标题为“为因战乱逃奔至京 (南京) 避险恳求恩准召见以解数十年渴望”, 信封标明“总统府文官处吴秘书长鼎昌转呈大总统钧启”, 落款为“南京升州路糯米巷16号郑缄”。信的正文为——

大总统钧鉴:

敬禀者。窃郑发64岁, 原籍河南许昌灵沟镇人, 于清光绪二十五年, 曾于开封郑老师馆内求学时与总座同学, 别后数十年始终未克一晤。至三十五年 (1946年) , 发奔至南京, 蒙总统派吴秘书长鼎昌召见, 心感莫忘。发今再来京, 因许昌战乱……迫不得已, 发不顾生死星夜奔至南京以避危险, 专呈一函恳求总座恩准召见, 解数十年渴望, 幸得一见, 感戴之至。

肃此

敬请崇安!

步兵少校郑发鞠躬

5月23日

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些事

1921年蒋介石在其编写出的《先妣王太夫人事略》, 把他的母亲王采玉的出生写在了浙江嵊县葛竹王有则家。10年后 (1933年) 重修《葛竹王氏宗谱》时, 又称:“王有则生二子, 贤巨、贤裕, 女一, 适溪口清国学生蒋肇聪 (肃庵) , 为前任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军总司令, 现任军事委员长蒋中正 (介石) 之母。”

旧时修家谱女儿不入族谱是人所共知的, 为什么1933年续修的《葛竹王氏宗谱》特把王采玉入谱?除专把军事委员长蒋介石之母的身份点明外, 是否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意, 点明她是葛竹王有则之女从而隐瞒她来自河南许昌?

1946年秋, 蒋介石责令蒋经国牵头重修家谱, 以查清蒋氏宗谱中的两大疑处, 其一, 蒋氏先系究系何人;其二, 蒋母王采玉之籍贯究系何处。前面已经有了两次修谱经历, 为何还要重新考证“家母王采玉之籍贯究系何处”?是不是想通过重修家谱来显示一下自己出身“高贵”, 而不是像民间传闻的那样, 他是一个“拖油瓶”?

郑发多次赴重庆、南京找他认亲, 蒋介石均避而不见, 却也没为难郑发, 虽然为掩人耳目把郑发先是关进了白公馆, 后又关进了息烽集中营, 却又对郑发及全家进行种种优待, 甚至1944年日军占领许昌前, 还让其全家迁往重庆避难。而且蒋介石到台湾后, 偶然在桃园县大溪镇发现有一个叫“福安里”的小山村, 即建行馆, 行馆建成后, 命名为“慈湖”, 与其母坟庄“慈庵”齐名, 生前常到此小住, 死后在遥望大陆有家不能归的情况下, 又厝棺在那里, 这是否意味着“落叶归根”, 他终归于“福安”之“故里”了?

更有意思的是, 从国民党中央大员到河南地方要员均对郑发一家特别关照。如1941年郑发去重庆找蒋介石认亲后, 1943年重庆国民政府给许昌县县长李峰来信, 叫李峰去重庆参加“集训”, 李峰到达重庆后, 国民党大员国防部长陈诚和考试院长戴季陶接见了他。李峰受戴季陶所嘱, 还专程到白公馆看望了在那里的郑发。

李峰从重庆回许昌后, 立即召开由各级官员参加的县政会议, 会上, 他特别高兴地宣布说:“咱们许昌出了个大人物, 原来蒋委员长还是咱许昌人。”会后, 他又到灵沟镇 (今河街乡) 看望了郑发一家, 并任命郑发之子郑双喜为不到任的县国民兵团额外副官, 每月发给饷粮小麦300多斤。

许昌沦陷后, 李峰逃亡到重庆, 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 (上海解放时, 他联络60余名国民党立法委员参加起义。新中国建立后, 在中央人民政府任参事, 1969年病故, 享年76岁) 。他儿子李汉超1993年从北京给我来信说, 他父亲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对知己朋友谈论以上事实, 而且非常肯定地对好友说蒋介石是河南许昌人。

抗战胜利后, 郑发一家三口从重庆衣锦还乡后, 新任许昌县县长宋珉又把郑发续为县参议员, 叫他在城里某商店闲住。当年冬, 南京救济总署副署长郑道儒来河南视察工作时, 受戴季陶之托, 还专程到许昌看望郑发。他见当地政府对郑发一家照顾得还不错, 才满意而归。

1946年冬, 郑发第二次到南京认亲, 这次, 他请人写了封信上呈蒋介石。这时蒋介石正忙于召开“国民大会”, 但还是派国民政府文官长兼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吴鼎昌会见了郑发。在吴鼎昌的关照下, 郑发被安排在国民政府门前的一家水果店闲住。

到了1947年5月间, 吴鼎昌再一次找到郑发, 一是把郑发写的那封信拍成照片后给他一张, 并说:“你的信主席看过了, 也等于见了你本人, 你就拿回去做个纪念吧。如果回家后有什么困席刘茂恩的关照下, 在开封保安队当上了个不管事的副官, 授步兵少校军衔, 按月发饷。郑发在开封居住几个月后回许昌时, 刘茂恩又叫省财政给他一笔钱。郑发用这笔钱的一部分盖了三间小楼。

由于认亲之念未灭, 1948年5月8日, 郑发从开封起程, 再次来到南京。请人于5月23日给蒋介石呈上了第二封信。但是, 蒋介石仍是只派吴鼎昌匆匆见了郑发一面。

当时河南籍军政要员在南京大三元饭店会餐时, 还经常邀郑发参加。

蒋介石与郑发有“八相同”

为考证蒋介石是不是就是河南许昌的郑三发子, 1992年冬, 我去蒋介石家乡奉化溪口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在浙江省政协文史办和奉化市政协文史办的协调安排下, 我走访了当地几位老人, 后又到溪口参观了蒋氏故居丰镐房和蒋母墓, 并又和溪口博物馆负责人进行了交谈。

这次历经半个月的考察, 我获益匪浅, 特别是浙江省政协文史办主任说过的一席话让我记忆深刻, 他说:在蒋介石原籍奉化说和许昌说都可信的情况下, 作为学术研究, 只有允许“两说并存”。

经过十数年的调查考证, 我把收集到的大量关于蒋籍许昌说可信的真实史料, 经过整理, 于1994年写出了20多万字的书稿《蒋氏身世新探——蒋介石原籍许昌说述证》。因为蒋介石是位敏感性人物, 祖籍问题又浙、豫两地有争议, 国内许多出版社都不敢出版, 直到2000年8月才最终由河南大象出版社编辑出版。

在书中, 我提出了蒋介石原籍许昌说有许多无法否定的理由:首先, 是蒋介石与郑发有许多相同之处:一、相貌相同 (蒋介石与郑发相貌相像) ;二、生母姓氏相同 (均姓王, 且一叫王采凤, 一叫王采玉) ;三、父姓相同 (郑三发子继父与蒋父均姓蒋) ;四、籍贯相同 (均为浙江奉化) ;五、父亲职业相同 (均为盐商) ;六、兄长姓名相同 (郑三发子继父的长子蒋锡侯和蒋介石的长兄蒋锡侯之名相同) ;七、生年相同 (郑三发子与蒋介石均生于1887年, 属相猪) ;八、郑发父名郑福安, 而蒋介石生前在台湾思乡难归的情况下, 偏偏选离台北60多公里的一个名叫“福安里”的小山村, 作为自己在台湾死后的归宿地, 为何如此巧合?

其次, 郑发乃一介平民, 如果没有真凭实据, 借他几个胆, 我想他也不敢三番五次地找当时的国家最高元首蒋介石认亲。而蒋介石尽管不予接见, 不肯承认郑发这个异姓的乡下人是自己的亲哥哥, 却每次都派要员接见。1941年郑发赴重庆找他认亲时, 他不但不治罪, 反而派宋美龄出面接见, 还叫军统头子戴笠处理这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冒充领袖亲兄弟案”。

戴笠后来虽然把郑发关进了白公馆和息烽监狱, 但却给予了优厚待遇, 让他在狱中活动自由, 还按月给他发薪, 甚至在1944年日军占领许昌前的紧急关头, 还写信寄钱让郑发的妻女迁往重庆避难。当郑发妻女到达重庆后, 先给其女雇佣家庭教师, 后送其女上学, 还在经济上经常接济。

更有甚者, 在息烽监狱, 郑发一家多次给革命人士 (如韩子栋) 提供帮助, 特务却奈何不了他, 这样的特殊, 常人怎么能享受到?

后来郑发两次到南京, 每次都由国民政府秘书长吴鼎昌接见, 他写给蒋介石的两封信也得到了国民政府相关单位的谨慎处理, 认真归档。吴鼎昌劝说郑发返许昌时, 还给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写信, 让对其全家关照。郑发返回河南后, 刘茂恩不仅给郑发封官加爵, 授以“步兵少校”军衔, 任他为开封保安队名誉副官, 而且还给他一笔数目不小的安家费, 使其在家中新建青砖旧式楼房三间, 至今已成为人们前去观赏“蒋介石故里”的历史遗迹。

所有这些, 是不是反映了蒋介石对郑发欲杀不忍, 欲认又有损他地位和身世的一种心理状态呢?

虽然当事人蒋介石没留下只言片语说他究竟是不是许昌人, 当年的知情人宋美龄、吴鼎昌、戴季陶、戴笠等也都一一作古, 但我以为, 有知情人的陈述, 有档案资料的佐证, 在蒋介石原籍奉化说的基础上还有许昌说并不是空穴来风。

文：李耕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