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鲁迅的文字一针见血，他骂人毫不客气，甚至可以用尖酸刻薄一词来形容。在读者圈子里，鲁迅有“骂人专家”的称号。有人曾将鲁迅的骂人技巧总结为八点：不留情面，毫不客气；正对要害，一击致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退为进，旁敲侧击；预设埋伏，小题大做；冷嘲热捧，尖酸刻薄；戳穿假面，让其现形；用词贴切，生动活泼。

　　鲁迅骂人确实有一套，可我们发现他对袁世凯的评价却很正面。袁世凯是在国人的一片指责中病死的，他在遗书中写道：“恨只恨我，读书时少，历事时多。今万方有事，皆由我起。帝制之误，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如此结果，咎由自取。误我事小，误国事大，摸我心口，痛兮愧兮！”

　　资料显示，鲁迅一生只见过袁世凯一面，时间是1912年，这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当时教育总长是蔡元培，他邀请鲁迅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文化、艺术等方面工作。此时鲁迅30岁出头，他很想大干一番，同时鲁迅的月薪不低，一个月有100多块大洋。

　　鲁迅正式任职前，得到了袁世凯的接见。关于两人交谈的内容，已无从考证，但是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整个民国期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力。”鲁迅用这30个字向人们透露一个关键信息，袁世凯对教育非常重视。

　　客观来说，袁世凯确实犯了很多不可饶恕之罪。已故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曾说：“自民国有史以来，吾未见一本、一篇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可袁世凯对近代教育绝对是有贡献的，袁世凯说：“百年之计，莫如树人。古今立国，得人则昌。作养人才，实为图治根本。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者，学校必广，人才必多。中国情见势绌，亟思变计，兴学储才，洵刻不容缓矣。”早在担任山东巡抚期间，袁世凯就创办了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前身）。

　　出任直隶总督后，袁世凯将新式教育办得轰轰烈烈。当时的直隶境内有各种层次的学堂，有小学堂、大学堂；有官办的，有民办的；有普通学堂，有专门学堂，比如师范学堂、女子学堂、各类时务学堂、警务学堂、各类军事学堂；有全日制，甚有夜校。

    1910年，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在中国考察教育，他对袁世凯创办的新式教育赞赏一角，并将考察报告在《泰晤士报》上连载。袁世凯重视教育，由此可见一斑，难怪鲁迅给予他正面评价。

参考资料：《袁世凯与民国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