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字润田，清光绪二年（1877年）生于上海一个书香门第。他先是像众多旧式读书人那样进私塾，苦读四书五经，并在18岁那年中了秀才。但很快他就抛弃了所谓的功名，转到经元善创办的新式学堂求学。当时西风东渐，到一衣带水的日本留学，更是一时之盛，曹汝霖亦加入到了留日队伍中。

当23岁的曹汝霖东渡扶桑时，他完全不可能想象得到，他一生的命运和名声，竟会和这个所谓同文同种的东方邻居如此纠缠不清。曹先入早稻田专门学校，后改入东京法学院（即日后的日本中央大学）。与大清的腐朽、衰败和暮气相比，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带给了曹汝霖极大震撼。

多年后他犹记忆深刻：“日本人爱国心重，宁买日本粗品，不用舶来精品，无论何物，只要能自制，都是用国货。我以为日本富强之源，即由于人人有爱国心也。”“那时（日本）国公设立不久，尚未实行普选，政党竞选议员，未闻有花偌大金钱者，甚至一钱不名而亦当选”。日俄战争时，曹汝霖租住的日本平民家中，分配住进了一些日本军人，他回忆：“每日三餐，（房东）总以肉食饷兵士，兵士亦帮同操作，彼此和睦，恍若家人。我看了真觉感慨，中国人民与兵士，哪有这种情形。”

曹汝霖后来解释，他最初的亲日情结，正起源于留日时期尤其是日俄战争时期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事实上，清朝末年，当列强逐浪而来，老大中国江河日下之际，日本的确是最能让中国人有亲近之感的——一则都是黄皮肤黑眼睛，二则日本向来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二传手，三则明治维新的成功对试图变法图强的中国士人是榜样和鼓励。彼时不仅曹汝霖亲日，即便秋瑾、孙中山、黄兴等正面的历史人物，都有着程度不一的亲日情结。

留日六年后，曹汝霖学成归国，就职于新成立不久的商部。在商部，他因参与中国和日本的东三省会议而结识袁世凯，两人虽地位悬殊，却从此订交。服务于清朝的几年间，曹汝霖拔擢之快，令人眼花缭乱：极短的时间里，他竟由商部的实习干部，升任为外务部左侍郎。这其中，既有他为人聪明圆滑之故，也和他的干练精明不无关系。如中日在东北发生摩擦时，他作为特派员前往东三省调查，回京后向朝廷条陈十事。比如他认为日本虽然在向东北移民，但由于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还未恢复元气，中国理应趁此机会有所作为。

东三省地广人稀，土壤肥美，每县所辖地盘比内地大许多倍，政府理应将这些县份划出一定区域，招募内地有志青年，移民屯田，寓兵于农，以此防卫地方。同时应多办工厂尤其是纺织厂，自足之外还可换取外汇。东三省的铁路一向由俄国和日本控制，中国只能认清现实，多造公路作为补救。应该说，这些提议确有可取之处，只是行将就木的清王朝忙于剜肉补疮，根本无暇顾及。

武昌起义后，大清王朝以令人错愕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作为前清高官，曹汝霖在做了短期的律师后，被一直赏识他的袁世凯起用。据曹汝霖回忆，民国建立后，成立了司法部，并新订律师条例。曹汝霖留学日本时，其专业即为法律，于是请求领取了律师证书，编号为一号。曹晚年时还颇为自得地宣称：“知道我以侍郎做律师，区区之名，不胫而走，从此门庭如市。”

律师没做几个月，袁世凯先是委任他为议员，旋即又任命他为外交部次长。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徵祥体弱多病，部务实以曹汝霖担纲。此后曹汝霖又升任交通总长，兼署外交总长。袁世凯死后，曹汝霖在段祺瑞内阁担任交通总长及交通银行总经理，嗣后又兼署财政总长。在钱能训内阁，曹汝霖再次出任交通总长。可以说，在清末民初的官场上，曹汝霖的仕途一帆风顺——33岁任副部长，39岁任正部长。很显然，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五四学生运动，以曹汝霖的资历、人脉和能力，完全有可能爬到如政府总理等更高的位置。

但历史没有假设。命运与时代的峰回路转，常常如此出人意料。

五四学生运动的一个响亮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即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内惩国贼，即要求惩办政府高级官员曹汝霖和陆宗舆、章宗祥等人。当时，这三人中只有章宗祥系外交官——中国驻日本大使。已多年不任外交官的曹汝霖名列国贼之首，个中原因，在于为人诟病已久的袁世凯时代的“二十一条”，其主要经手人为时任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和时任驻日公使陆宗舆。

“二十一条”又称民四条约。数十年来，关于中日间的这一不平等条约，有着不少模糊不清的说法，中学历史教科书及一些权威人士的回忆文章，都有意无意地把“二十一条”作为一个整体，认为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了“二十一条”。但事实上，这种说法与真相有着不小出入。

1914年，善于见机行事的日本，趁着列国无暇东顾之机，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山东，强占了原德国势力范围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在出兵前，日本曾向袁世凯政府保证只是借道，事成之后便撤军。但事成后，日本不仅拒不撤兵，反而将占据地点扩大。当中国方面强烈要求日方撤军时，日本通过驻华大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所谓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中，一部分条款是要求由日本全面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殊权利，一部分则提出了颇多无理的新要求。其中对中国危害最大的是第五号条款下的七条要求：“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所有在中国内地设立的日本医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须将必要地方的警察作为中日合办；福建筹办铁路矿山和整理海口，如需外国资本必须向日本商议；允许日本人在中国传教等。”平生英武自许且长期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袁世凯当然深知“二十一条”的厉害，认定这是日本“直以朝鲜视我”，就是企图将中国变为保护国朝鲜的翻版。据说，袁世凯看到此款时震怒。日方也知道这几条容易招致中方的强烈反对，因而特别注明是建议性条款.

此后几个月，双方外交官——自然包括袁世凯素所倚重的曹汝霖——进行了极为艰难的谈判。段祺瑞曾主张不惜和日本一战，但当袁世凯问段祺瑞，如果真的动武，中国军队能够抵挡多长时间时，段的回答是三个月。其间，中方做了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基于日本不希望西方列强知道自己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之前曾要求中方对“二十一条”严格保密，中方故意将内容透露出去，一方面是企图引来西方列强的干涉，另一方面是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日行为，向日本施压；第二是按曹汝霖的建议，寻求日本政界元老的疏通和理解；第三是拖延时间。现在看来，这三条措施当然都不是什么好办法，但弱国无外交，在当时的国情世情之下，曹汝霖们似乎也没有更多的路可走。比如严复就曾说过：“吾国今日政策，舍‘忍辱退让’四字，亦无他路可由……即是渠欲杀、欲夺，是固难忍，然一思战后丧亡，较此为多，且与口实，则难忍者或亦可忍。”

最终，袁世凯政府大体同意了“二十一条”中的一至四号条款，“直以朝鲜视我”的第五号条款则坚拒协商。可以说，在敌我势力悬殊的情况下，能够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将危害减至最轻，并不是一件易事。但后来的史家却有意无意中将“二十一条”视作一个整体，断言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因而是一帮卖国求荣的汉奸，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所以多年后，当曹汝霖回首往事时，仍相当不甘地写道：“世人不察，混称《二十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二十一条中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从当时留下的史料看，袁世凯及手下诸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部分同意了日方的“二十一条”，此事对袁等人触动极大。袁世凯事后发表《告诫百僚书》，深自检讨，并对部下声泪俱下地说，我们一定要奋起，再不自强就要完蛋了，我们要好好地干，十年后再跟日本人算账。当时的西方报纸也赞扬袁世凯“以弱国外交，得此结果，总算胜利”——虽然在我们看来，这“胜利”如此令人心酸、心碎。

“二十一条”已然将曹汝霖炒作成举国上下人所皆知的亲日派，甚至是欲寝其皮食其肉的汉奸和卖国贼。接下来，巴黎和会引发的五四学生运动，更使得汉奸和卖国贼的铁帽子扣在了曹汝霖头上，万劫不复。

“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熟知“五四”的人都知道，这两起事件是这场运动的高潮。所谓赵家楼，即北京赵家楼胡同，也就是曹汝霖的宅第所在地。

民国六年（1917年）8月14日，中国加入英、法、美等国为主的协约国，向以德、奥为核心的同盟国宣战，正式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一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告终，中国虽未真正出兵，但毕竟也难能可贵地成了世界大战的胜利者。消息传来，举国欢腾。

但为一战善后的巴黎和会，却将中国人作为胜利者的梦想与光荣一扫而光，代之以挥之不去的屈辱和沮丧——中国原指望凭借战胜国的有利条件，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日本却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由日本继承。尽管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十四点声明，宣称无论国家大小都有同等权利，同情并支持中国，中国特使顾维钧的发言亦有理有据，义正辞严，但由于英、法、意对日本的袒护且互相签有密约，故巴黎和会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否决了中国提案，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与日本。消息传到国内，举国哗然，于是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学生运动。

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当初日本不惜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迫令中国签订“二十一条”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是在巴黎和会中方可能遭遇失败的时候才引发呢？相对来说，日方“二十一条”对中国的危害，远甚于巴黎和会将德国利益转与日本。也就是说，为什么痛苦更大时国人没有爆发，痛苦相对较轻时却反应剧烈？这一切都源于北洋政府在一战中站对了队，不出一兵一卒而成了战胜国。几十年来都是洋人欺负上脸，这一回好不容易成了堂堂正正的胜利者。可作为胜利者，却在和会上遭到如此不堪的、几乎与战败国相类似的待遇，这巨大的反差，肯定会激起极为强烈的反应。希望越大，失望后的反应也越强烈。

1919年5月2日，中国一些报纸刊发了来自巴黎的消息和措辞激烈的评论文章，号召国人起来抗争。5月3日晚，北京大学一帮学生紧急策划，次日，学生们集合到天安门广场游行。

此时的曹汝霖职务为交通总长，与外交及巴黎和会全无关系，但因为他的“卖国”名气大，又一向亲日，这自然使得他和驻日公使章宗祥一道成为学生眼中最理想的出气筒——斯时的民族情绪如同坐过山车，从举国狂欢一下跌落到举国悲愤。至于这个出气筒是“真汉奸”还是“伪汉奸”都不重要，也没人打算去认真辨识。

其后的情景大家都耳熟能详：学生们原定的是和平游行示威，但群众运动往往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和不可控性。游行中，有人忽然提出“找曹汝霖算账去”。游行组织者之一的傅斯年不同意，他说，为什么不按计划进行？ 一旦群情激愤到了曹宅，出了意外，我负不了这个责任。但傅斯年的话无济于事，游行队伍很快到了赵家楼胡同曹汝霖宅第。学生们撞开门，到处找曹汝霖，曹赶紧躲藏到一个隐秘的厢子间，才未被找到。恰好在曹家的章宗祥被从锅炉房拖出来，招致一顿暴打。之后学生们又找来煤油纵火，把曹家的一排西式房屋烧成废墟。章宗祥全身受伤达五十六处。

民国初年政界丑闻不断，却有一个好的传统，那就是敢于认错辞职。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中高级官员，一旦有什么意外事件发生，总有一两个需要对此负责的官员主动或被动地辞职下野。所以，秉此惯例，曹汝霖在“五四”次日便向内阁提出辞职。内阁先是不同意，后见全国性的示威运动不断，正好就坡下驴，宣布将曹汝霖等人免职，以此平息国人愤怒——由是，曹汝霖卖国贼的帽子算是最终铸就了。

五四学生运动之所以为爱国运动，原因之一是中国政府后来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从而当几年后美国主导华盛顿会议时，日本在山东的特权有所收缩。但事实上，即便没有五四学生运动，据当时情势判断，中国政府也几乎不可能签字。此外，多年来我们思维中的一个误区在于固执地认为，只要目标是崇高的（或者仅仅是自我认定的崇高），那么手段上就可以不加选择。考诸五四学生运动，其中的一些做法颇为耐人寻味，兹举一例以说明：

北大预科学生郭钦光，患有严重的肺病。五四游行那天，同学们劝他不必参与，但郭钦光坚持要去，结果第二天便吐血而死。学生们此时正为烧了曹宅打了章宗祥而忐忑，狄君武等人灵机一动，统一宣传口径，一口咬定郭钦光是“五四”那天被曹汝霖家的佣人打死的。一面成功地嫁祸曹汝霖——在他们看来，既然曹汝霖是汉奸卖国贼，嫁祸于他也就不是什么不公之举，而是咎由自取罢了；一面又把郭钦光塑造成为国捐躯的烈士，通知上海和天津等地与北京同时召开追悼大会，藉此再造革命声势。

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发生时，曹汝霖不过43岁，正值仕途通达、人脉丰厚的壮年，但经此一劫，他似乎对政治完全失去兴趣，从此再未在政府担任公职，而是先后执掌交通银行等经济实体。

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华北很快沦陷，日方着手在中国亲日派中寻找代理人，成立伪政府——与日本渊源颇深的曹汝霖无疑是日方感兴趣的人物。

日方先是派兴亚院的一个部长拜访曹汝霖，打探曹的口风，曹敷衍而罢。此后，臭名昭著的土肥原贤二亲自登门，挑明日方打算成立华北临时政府，拟请曹汝霖担任主席，并许诺说，日军不日就要南下，到时打下南京，华北临时政府就是正式政府，主席也就是大总统了。如果曹汝霖真的从袁世凯时代起就是出卖国家利益以自肥的汉奸，当此残山剩水之际，日酋上门恭请之时，欣然从命或半推半就皆是意料中事。但曹汝霖谢以自己曾对老母立过誓，永远不再入政界，坚辞不肯。土肥原贤二反复劝说多时，见曹汝霖毫不通融，只得失望而去。庚即，日本特务头目喜多骏一再次登门利诱，曹汝霖依然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日方看中的曹汝霖不肯合作，退而求其次，便找到了曹汝霖的老朋友和前同事王克敏。王克敏表示他不会日语，和日本人也不熟，如果曹出来的话，他愿意在曹手下担任部长。曹汝霖劝告王克敏，你既已决定为日本人做事，还是应相机应付，能为沦陷区人民尽一分力，使人民少受一分苦就是好事。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时，大约因曹汝霖不肯就范，故未设置主席一职，而是以王克敏为“行政院长”总其事。战后，王克敏被以汉奸罪下狱，后在狱中自杀身亡。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后，日方聘请吴佩孚和曹汝霖为顾问，曹明白，如果连这个名誉性的职务也不接受，日方极有可能恼羞成怒，且顾问之职，有名无实，姑且漫应之。

后在日本人反复的软硬兼施下，曹汝霖又出任了两个职务，一是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一是井陉煤矿公司董事长。曹汝霖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其次，日本人要他出任的华北临时政府主席和后来的华北联合准备银行董事长等职，这是需要天天按日本人旨意为害中国的货真价实的汉奸职务，曹汝霖坚决不允。至于印书馆和煤矿董事长，事微位卑，无关宏旨，且多系挂名，便不妨应允下来，以便与日方虚与委蛇。

曹汝霖既曾留学日本，又与日本打交道多年，日本政军两界有不少人都对他抱有好感。利用这种好感，曹汝霖既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同时也充分加以利用，做了一些好事，姑举几例。

其一，日军将燕京、清华、南开各大学关闭后，又准备接收由美国人开办的协和医院。协和医院实行免费就诊，每天上门求医的中国人在千人以上。曹汝霖意识到，如果协和医院一旦关闭，那么这些求医者中的贫困人员，将无医可求。其时，日本驻华北司令为多田骏，曹汝霖与之相识。于是，曹前往求见多田骏，向其说明协和医院的重要，请其收回成命。但多田骏告诉他，协和医院有反日分子，必须由日本接收。不久，日军即将协和关闭，改为军医院。协和医生眼见医院关闭，纷纷打算离京。之前，曹汝霖与友人在北京开办有中央医院，得此消息后，表示欢迎原协和医生到中央医院任职，因而除少数医生离开外，大多数人都加入到中央医院。但日军宪兵对协和医生始终抱有敌意，随时电话传问。一些外科医生在手术时，也被迫停下手术去宪兵队接受没完没了的盘查，病人因而极其危险。为此，曹汝霖又去求见多田骏，提出由他为协和医生作担保，即他以院长名义，发给医护人员一纸证明，签名盖章，持有者随身携带，日本宪兵队便不再纠缠。当然，如果这些持有证明的医护人员有反日行为，曹汝霖负连坐之责。后来颇为知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博士，其时便领有曹汝霖的担保证明，并由曹为其专门修建楼房一栋设立妇产科。

其二，曹家的家庭教师左某被日本宪兵捕去，曹汝霖求见冈村宁次，愿具结保释。冈村告以左某确有反日嫌疑，必须调查后才能放人。曹汝霖又求其千万别刑讯逼供。一个月后，左某无罪释放，在狱中亦未遭到拷问。对左某的营救，使一些学生及家长深信日本人愿意听曹汝霖的劝告，且曹也愿意助人，于是一些偷渡去重庆的进步学生半途被捕后，家属都来求曹汝霖保释。曹汝霖则不论是否相识，“总为他们尽力”，“经我保释，允释者居多”。他还利用与冈村宁次的交往多次劝说，“华北各个大学都封闭，这些学生到内地去，只是为了求学，其志可嘉，其情可悯，既不是反日，也不是地下工作，应下令宪兵队不再为难这些学生”。冈村认为曹汝霖说得有理，此后，宪兵队对赴内地学生的态度有所好转，除非带有信件或可疑文字，一般都能顺利通行。

抗战胜利后，曹汝霖因亲日而遭军统监视居住，但几天后，蒋介石获知此事，即下令解除监视，戴笠还为此事亲往曹家致歉。国民政府开列了一长串通敌附逆的汉奸名单并一一逮捕治罪，名单上也没有曹汝霖。

四九鼎革之际，已是暮年的曹汝霖寓居上海，亲友劝他赴台或出洋。就在他赴台不久，报上即刊出了对包括曹汝霖在内的原民国高官们的通缉令。关于曹汝霖，通缉令列出的罪名是“出卖祖国利益，抗战后充大汉奸，先后担任华北政务委员会会长，东亚经济恳谈会会长及新民印书馆理事长”。事实上，以今天的眼光看，对曹汝霖这种在晚清和民国均出任要职的风云人物，在并无大恶的前提下，与其通缉他，让他跑到对立面去，勿如实行统战。而曹汝霖十多年后在美国撰写回忆录时仍心有不平，因为他从未出任过华北政务委员会会长，至于东亚经济恳谈会，“连这个会名我都很陌生”。唯一坐实的是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但这只是一家商业性质出版机构的挂名董事长，被定性为“大汉奸”，确有值得商榷之处。